一、近年來中印關系的新發(fā)展、新特點

近年來中印關系發(fā)展引人注目，進入全面發(fā)展新階段，影響兩國關系的內外因素更加復雜多元。兩個相鄰的“超大型國家”同時發(fā)展壯大，25億人同時懷揣民族復興之夢，積極爭取國際生存空間，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國際政治現(xiàn)象。中印兩國如何看待對方，如何處理好雙邊關系，不僅攸關各自的安全和發(fā)展，也影響著地區(qū)形勢和國際格局的演變。今年5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選擇印度作為其首次外訪的首站，表明中印關系在中國外交議程中的地位明顯提升。

經(jīng)過冷戰(zhàn)后20多年的互動，中印關系目前迎來“再平衡”、“再定位”的關鍵時期，兩國正在探索一條行之有效的友好相處之道，以便有效管控分歧和爭端,推動雙邊關系再上新的臺階。這不僅因為中印自身已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因為兩國所處的國際環(huán)境也已今非昔比。

在這種背景下，中印關系呈現(xiàn)出四方面的新特點：

（一）戰(zhàn)略關鍵性顯著提升。兩國最高領導人均將中印關系升級為各自“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雙方在各自外交議程中的位置穩(wěn)步提升。作為兩個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和亞洲大國，又同是文明古國和新興市場經(jīng)濟國家，中印關系對地區(qū)力量格局的塑造能力更加突出。中印關系對國際貿易體系、國際金融秩序、全球發(fā)展議程、亞太區(qū)域一體化等方面的影響顯著增加。如果說五六年前人們觀察中印關系的視角逐漸從南亞轉向亞太，那么當前研究中印關系的維度則應從亞太轉向世界。誠如印總理辛格所言，當兩個人口加起來有25億的大國擺脫束縛、釋放創(chuàng)造力的時候，中印關系的影響注定是世界性的。

（二）強勢回歸務實和理性。過去很長時期內，由于雙方互信赤字太大，情緒化波動一直是中印關系的重要缺陷，容易受風吹草動和突發(fā)事件沖擊。近年來，中印關系在兩國高層的直接引領下，強勢回歸務實理性狀態(tài)。表現(xiàn)之一是兩國領導人進一步確認，世界擁有足夠大的空間、足夠寬的領域容納中印兩大新興大國的共同崛起。二是2012年中印邊界沖突50周年時，兩國媒體輿論基調驚人一致，都著眼于反思自身和吸取教訓，并得出“中印不能再戰(zhàn)，攜手放眼未來”的結論。三是中印更加重視發(fā)現(xiàn)、學習對方的優(yōu)點和長處，跳出以往的情緒化對比思維定勢，積極利用和借重對方的優(yōu)質資源，推動自身發(fā)展壯大。比如，最近印度計劃委員會派團訪問中國，研究中國如何有效實施五年發(fā)展規(guī)劃的經(jīng)驗。這種變化顯示印看待中國的視角正逐漸改變，顯著增加合作性在中印關系中的比重，并助推了一批主張中印友好合作團體的發(fā)展壯大，成為中印關系的寶貴資產(chǎn)。

（三）“求同”與“化異”齊頭并進。過去半個多世紀，著眼大局、求同存異一直是中印處理雙邊關系的重要原則，旨在為冷凍、管控、隔離兩國的重大分歧，優(yōu)先發(fā)展其他領域的合作關系，為未來解決兩國矛盾與分歧創(chuàng)造條件。但近年來，中印雙方同時意識到，通過溝通和對話、協(xié)商解決兩國之間爭端是增強雙方戰(zhàn)略互信、推動雙邊關系邁上新臺階的重要途徑。兩國在繼續(xù)挖掘和擴大利益匯合點的同時，以積極姿態(tài)推動縮小或解決兩國分歧?；谏鲜鏊悸返淖兓?，近年來中印關系在一些所謂的“雷區(qū)”取得了一定突破，關于邊界問題的新機制、戰(zhàn)略經(jīng)濟對話、海上安全對話等均已啟動，兩國反恐對話、國防對話、就阿富汗和中亞等地區(qū)問題，亦有條不紊推進。

在邊界問題上，盡管解決該問題還需要多方面的條件儲備，目前有利變量也還不夠多，但近來兩國解決邊界問題的意愿和實際努力都明顯加強，對維護邊界地區(qū)和平與安寧的重要性認識加深，避免邊界問題綁架兩國關系的意愿更趨強烈。2013年4月，中印在西段邊界發(fā)生所謂“帳篷對峙”事件后，兩國通過邊界事務磋商和協(xié)調等機制，及時通過雙方外交部及駐扎當?shù)剡叿儡姷葘用娴臅?，有效阻止事件升級為雙邊關系惡化的導火索。中印“帳篷對峙”事件順利“軟著陸”，一方面折射出兩國在邊界實控線走向上仍然存在不同認知，但也證明中印涉邊合作機制確實發(fā)揮了“危機管控”作用。

（四）新思維、新框架不斷涌現(xiàn)。表現(xiàn)之一是各種促進中印關系的思考和建議層出不窮。如近年來“中印關系新模式”、“中印關系2.0版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2.0”、“新興大國相處之道”等提法和思路不斷涌現(xiàn)。近期，習近平主席近期關于中印關系的“五點建議”，辛格總理的前新聞顧問桑賈伊•巴魯也歸納出印方關于中印關系“五項原則”，反映兩國高層均著手從理論架構層面思考和推進中印關系。表現(xiàn)之二是中印雙方均日益以務實、容忍的態(tài)度接受對方在自己“戰(zhàn)略周邊”的存在與活動。中印學者就兩國在印度洋的合作開展二軌對話、中印在東亞峰會的協(xié)調與配合等表明，兩國處理雙邊關系時的零和思維減少，合作共贏理念增多。表現(xiàn)之三是中印在多邊場合中合作時的戒備感減少，舒適度增加。兩國在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機制、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大會的協(xié)調配合最為典型。

二、中印關系中的媒體因素

鑒于中印關系的重要性和復雜性，近年來兩國學術界都在研究影響中印關系的各種因素。其中，媒體（包括傳統(tǒng)媒體和新興媒體）因素被反復提出。但是，媒體對中印關系的影響力應該準確界定，既不應夸大，亦不可小覷。

一方面，中印關系的性質和狀態(tài)取決于兩國相互利益格局，并不取決于媒體。媒體沒有那么大的能力能決定兩國關系的走向。把中印間的問題歸罪到媒體的炒作上，甚至把媒體描述為“麻煩制造者”和“戰(zhàn)爭販子”，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實。總的看，中印關系可分為“媒體版”和“現(xiàn)實版”，“媒體版”總是要比“現(xiàn)實版”緊張一些、灰色一些、悲觀一些。

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媒體在中印關系中又確實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媒體的惡意炒作能迅速惡化兩國民眾對對方的看法，導致兩國民眾情緒對立，加深兩國戰(zhàn)略互疑，一定程度影響政府決策。目前參與報道中印關系的媒體，不僅包括報紙、電視、廣播媒介，也包括互聯(lián)網(wǎng)和社交平臺等新媒體。其中，電視和網(wǎng)絡的滲透能力更強，范圍更廣，規(guī)模更大，評論也更負面。據(jù)統(tǒng)計，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網(wǎng)民規(guī)模達5.91億，手機網(wǎng)民規(guī)模達4.64億；目前印度手機用戶總數(shù)為8.6億左右（其中800萬部為可以上網(wǎng)沖浪的智能手機），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者人數(shù)為1.25億，而且不久后將升至3億。在這種背景下，對中印關系哪怕是微小的惡意炒作，都可能成為引爆兩國關系甚至外交糾紛的“蝴蝶效應”。

大致而言，媒體對中印關系的作用可概括為兩種：

（一）報道者和反映者（Reporter and Interpreter）。雙方媒體深入對方國家，準確介紹對方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科技、文化、社會等方面情況，客觀報道中印之間的互動。換言之，媒體應該是中印關系性質和狀態(tài)的晴雨表，報道時應做到“信”（faithfulness）、“達”（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不過，相較而言，印度媒體對中國的關注和中印關系的報道更多，密切關注中國社會的風吹草動。中國媒體一般是在中印關系出事或印度發(fā)生大事的時候才密集關注和報道

（二）引導者和塑造者（Public opinion/Policy Shaper）。通過媒體評論和引導，解讀和分析中印關系，歸納雙邊關系發(fā)展現(xiàn)狀和趨勢，影響兩國決策者和民眾的看法。比如，2012年中印邊界沖突50周年時，兩國媒體分析評論的基調是反思和總結教訓，著眼如何超越歷史包袱面向未來。這種冷靜平和的輿論氛圍，對兩國關系的作用顯得比較積極。

總體而言，近十年來中印媒體報道中印關系呈現(xiàn)冪級放大效應，報道的客觀性、準確性和全面性前所未有提升，兩國民眾相互了解的媒介和手段更加多元，使得中印關系的內涵和范疇更加豐富。

三、目前中印媒體報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要提高中印媒體報道兩國關系的質量，需要了解其中亟待改進之處。

1. 捕風捉影（Fanning artificial discord）。比如日前有印媒體報道稱，“中國無人機”越過中印邊界實控線，但后來不明飛行物被證實是金星和木星，這可能成為經(jīng)典案例。盡管被證明是烏龍報道，但對中印關系的損害已經(jīng)造成。這種烏龍報道經(jīng)常故意將信息來源模糊處理，借所謂“來自情報部門的消息”、“一位拒絕透露身份的官員”等，報道一些無法證實的信息，以便在捅婁子后也不被追究。

2. 心態(tài)失衡（Psychological Unbalance）。對中國取得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進步和科技突破，印媒體往往本能地從負面角度去解讀和報道，字里行間透露著酸楚與不安。但在報道印度的成就時，又充滿一種自大。如印首艘國產(chǎn)航母下水后，印度《每日新聞和分析報》（Daily News and Analysis ，DNA)的標題是《“維克蘭特”號航母會讓中國不知所措》（INS Vikrant to put China at sea），作者是印前海軍參謀長（2006 -2009）梅赫塔（Sureesh Mehta）。報道印度導彈發(fā)射“烈火”系列導彈時，往往都要強調該枚導彈能打到蘭州、成都、甚至北京上海等，挑釁意味甚濃。中國讀者平時對印度的新聞關注并不太多，但讀到這些類似的新聞，心理肯定很不舒服。今年中印邊境對峙事件發(fā)生后，印反對黨、軍方、媒體等一度向政府施壓，要求取消外長訪華計劃，顯然這時媒體淪為黨派爭斗的工具?？梢?，印媒體在報道中國或中印關系時，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在自大與自卑中游移不定。

3. 斷章取義（Interpreting out of context）。中印媒體報道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引用偏差和翻譯失誤等問題，貽害無窮。2012年12月，印媒體報道稱 “印海軍參謀長稱印將在南中國海采取行動”，引起中國讀者的廣泛關注。但根據(jù)后來印國家安全顧問梅農的澄清，事實是當時印記者問印海軍參謀長喬希（D.K. Joshi），“印度能否在世界任何涉及印度利益的地方采取行動？”，喬希答稱“是的，在涉及印度利益的任何地方”；記者追問道“這是否意味著南中國海也包括在內？”，喬希答“是的”。后來，該記者就寫著“印海軍參謀長稱印將在南中國海采取行動”，而消息一傳到中國國內，新聞標題就變成了“印度海軍欲在南海橫插一杠”，并激起了中國網(wǎng)民群情激奮。這條新聞的炮制、傳播、變味和扭曲過程，清晰地表現(xiàn)了媒體所慣用的斷章取義招數(shù)。

“First, you [the media] ask [the Navy Chief] if you can operate anywhere, and he says wherever. Where ever Indian interests are? Yes, wherever Indian interests are. So that means South China Sea also? Yes. So the end result is, you write a story saying the Navy Chief says he will opera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edia needs to ‘more accurately reflect’ ties, says Menon after Navy Chief’s comments”，The Hindu，December 5, 2012

4. 逐利忘義（Sacrificing principle for profit）。中印各自都有些媒體，并非不具備專業(yè)報道的能力，而是為了追求發(fā)行量，吸引受眾眼球，故意挖些陰暗面并加以放大，以嘩眾取寵的標題進行選擇性報道，有的甚至不惜“編造”。有的中文媒體甚至以社論或社評形式，以輕蔑、傲慢、嘲諷口吻妄評印度和中印關系，用語過于激進和犀利，印度讀者讀起來肯定也不舒服。還有些中文媒體政治敏感度不夠，踩到了印民族、宗教、種族等紅線，引起印方的抗議和交涉?？傊?，以新聞自由的幌子來掩蓋發(fā)行量和收視率的考量，是任何一家嚴肅媒體的大忌。

5. 西方中心主義(Western centralism)。近年來，西方對中印等新興經(jīng)濟體的聯(lián)合自強越來越警惕，害怕這會侵蝕到西方在國際政治經(jīng)濟秩序中的既得利益。一些歐美大媒體和大型通訊社憑借其話語霸權和先進傳播手段，以其母國的價值觀和私利出發(fā)，不時在中印關系中挑撥離間，制造“龍象打架”的假象。如印總理辛格在2012年5月底訪問緬甸，一些國際媒體刻意將辛格訪緬是“中印爭奪在緬甸的影響力”，這些報道經(jīng)過倒手，流入中印各自國內，毒害著兩國的受眾。對西方試圖抹黑甚至挑撥中印關系的圖謀，雙方要有清醒認識，牢記中印之間共識多于分歧，合作多于競爭，合則兩利，斗則雙輸。

四、如何放大媒體對中印關系的正能量，降低其副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通過“中印媒體對話”這樣的論壇，兩國主流媒體負責人探討媒體應該如何更好地促進中印關系的健康發(fā)展，顯得十分有必要。在我看來，中印媒體人報道對方和中印關系時，至少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一應保持仁愛厚道。要責任意識，要意識到所刊登的每一篇報道可能至少影響幾百萬受眾的觀感。倍加呵護中印之間較為脆弱的戰(zhàn)略互信，因為信任這種東西，建立起來可能需要數(shù)代人的努力，破壞則只需一朝一夕。

二是應該將心比心。中印這兩個幅員遼闊、人口龐大的國家，都存在亟需解決的問題和矛盾，兩國應該更能理解和體認對方的難處，設身處地地觀察對方存在的問題，欣賞對方取得的成就和進步。

三應突出合作共識。中印關系中的問題錯綜復雜，任何媒體和分析評論人士不需要具備太多的專業(yè)知識，就能輕易地找到兩國的矛盾和分歧。換句話說，媒體和國際關系研究學者應具備責任意識，其真正價值不在于捕風捉影和添油加醋，也不在于發(fā)掘兩國的分歧和矛盾，而在于如何推動各自國家的進步和雙邊關系的順暢。試想中印25億人口相互仇恨，將是多么可怕；但如果25億人口友好合作，反響又會是何等積極。

四是帶頭培植理性環(huán)境。從長遠看，要從根本上推動中印關系長期、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增強兩國關系的抗震性，擴大回旋空間，離不開一個客觀、平衡的輿論環(huán)境和準確研判對方言行的思維方式。媒體（不論傳統(tǒng)媒體還是新興媒體）有責任帶頭一點一滴培養(yǎng)這種成熟理性的輿論環(huán)境。

五是積極促進相互善意。媒體的聲音，不管積極還是消極，確實總是代表部分公眾的意見，兩國政府應務實面對，至少要去深入了解其為什么這么報道或評論。鑒此，在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印時雙方簽署的《聯(lián)合聲明》中，專門有一條（第17條）是關于媒體的，強調“雙方同意加強兩國新聞媒體交流與合作，增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雙方同意舉辦‘中印媒體高峰論壇’。兩國外交部將在這方面密切合作。”這表明高層既意識到并認可媒體對中印關系的重要影響，同時也寄望媒體能擔當起促進中印民間好感的重任。

（注：本文為2013年首屆“中印媒體對話”主旨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