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簡況：趙敦華，比利時盧汶大學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現(xiàn)任哲學系、宗教學系主任，人文學部副主任，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哲學分會主席。主要學術(shù)兼職有：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現(xiàn)代西方哲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中國人學學會常務理事。長期從事西方哲學和宗教學的研究，最近在努力促進中國的馬克思哲學研究、西方哲學研究和中國傳統(tǒng)哲學研究的對話和交流，并試圖探討達爾文主義對哲學研究的積極影響。著有《人性和倫理的跨文化研究》、《基督教哲學1500年》、《當代英美哲學舉要》、《現(xiàn)代西方哲學新編》、《西方哲學簡史》和《西方哲學的中國式解讀》，以及《西方人學觀念史》（主編）等著作十余部。多次獲得“全國高校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和“北京市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1993年獲得教育部和人事部頒發(fā)的“全國優(yōu)秀教師”稱號。

尊敬的李主席，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我今天非常高興來到久負盛名的華南師范大學，來到年輕的充滿著青春活力的廣州大學城，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嶺南大講壇上和大家交流思想。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題目是“用中國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學”，這個題目原來是我一本書的題目，我那本書的題目就是“西方哲學的中國式解讀”，那本書主要是對西方哲學的著作、文本做了一些解讀，今天由于時間的關(guān)系，我們就沒有時間來對文本進行解讀了，所以只能對中國人如何看待西方哲學、如何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對這個問題我談一點自己原則性的理論，就是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待西方哲學。

在講這個題目之前，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故事。2004年是德國偉大哲學家康德逝世兩百周年，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紀念康德的學術(shù)活動，北大也開了一次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一些德國的哲學家跟我們就康德的哲學思想進行交流。交流了一些時間之后，有一位德國同行有一點困惑，他就跟我說，他說你們中國人講的康德和我們講的康德怎么有一點不一樣呢？后來我跟他就講了，不一樣是正常的，如果我們中國人講康德和你們德國人講康德完全一樣，那反而就不正常了。為什么呢？因為我們中國人在讀康德著作的時候，是有自己角度的，而他選擇的這個角度來理解康德，是由于康德他對中國的傳統(tǒng)和中國的現(xiàn)實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康德。第二，大部分的會議論文雖然都是用英文發(fā)表的，但是這些論文可能在一開始是用中文寫作的，然后再把中文翻譯為英文，德國人當然能夠理解英文，但是從中文翻譯為英文的時候，不可避免的就帶有我們漢語思維的那種特有的方式，那就是和完全用英文或者德文來思考或者是寫作，還是不一樣的，所以有不一樣的地方是正常的。

這個差異，我想并不意味著有高下之分，并不是說德國人他對康德的理解和解釋就有一種優(yōu)先權(quán)，而我們中國人讀康德，那就一定要跟在德國人的后面，中國人特殊的角度，或者是特殊的表達、特殊的思維方式，那就是一種不地道的，只有德國人他們用德文來理解、來表達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著作，才是地道的，我想是不能這樣說的。這位德國同行他也承認，確實從差異上，也可以從中國的同行身上學到很多他們原來忽視的東西。后來我也跟他用蘇東坡的一句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可能德國人讀康德嘛，可能就是在廬山的山中來看廬山一樣，可能看得更近一些，有一些盲點，但是中國人看康德，就好像是在廬山的外面來看，可能比較遠，但是角度不一樣，在一些方面可能還會看得更清楚一些。

何種哲學、誰的西方

我從這么一個故事開始，給大家提出一個問題，現(xiàn)在我們講西方哲學的時候，首先就要提出一個問題，是何種哲學、誰的西方。首先我們要肯定，現(xiàn)在中國人研究的西方哲學，是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現(xiàn)在的中國哲學不僅僅有中國人的西方哲學研究，同樣也有中國哲學的研究，也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研究。中國人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當年十九世紀在西方，或者二十世紀在俄國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的中國人講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也不是古代人所研究的中國哲學，同樣當代中國人研究的西方哲學，它也是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一個部分，所以我們首先要有這么一個定位。

在中國的西方哲學，它的研究主體是中國人，而不是西方人，它所使用的主要語言是中文，而不是西文。當然我們講現(xiàn)在由于我們教育界也很開放，有一些高校也聘請了一些外國的專家，這些外國的專家他們引用外文在中國的大學里來講授西方哲學，也引用外文發(fā)表西方哲學的成果，這當然也是屬于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一個部分，但是這畢竟是少數(shù)，它的主體和主要的語言還是中國人和中文。

這說明什么樣的問題呢？正是因為這個主體和語言的差異，西方哲學在中國和西方哲學在西方就有所不同，雖然我們都是在講西方哲學，但是因為它的研究主體不同、研究所使用的語言不同，這兩種重大的不同，也就產(chǎn)生了它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結(jié)果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談到西方哲學，中國人講的西方哲學，它是中國人的西方，它和西方人的西方是不一樣的。同樣，西方人他也在研究中國，就是漢學，以中國文化為他的研究對象，但是西方通過漢學來看待中國，那和我們中國人研究我們中國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也是不一樣的。這不是說我們有意要作出什么樣的區(qū)分，中國人的西方和西方人的西方不一樣，反過來也是一樣，西方人的中國和中國人的中國也是不一樣的。我們要比較自覺地掌握這一點，所以我們才會自覺地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西方哲學。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用中國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學有什么必要性，我們?yōu)槭裁匆@樣做。

中國人研究西方哲學的四個特點

中國人的西方哲學有幾個特點，中國人的西方哲學和西方人研究的西方哲學，它不同的特點是什么呢？一共有四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需要決定選擇。中國人在學習、引進和研究西方哲學的時候，不是不分重點、沒有選擇的一種拿來主義，如果說是一種拿來主義的話，那么他是有選擇的，而這種選擇是根據(jù)中國社會的變革的需要、根據(jù)中國政治形勢的需要，以及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的需要，是根據(jù)中國人自己的需要在西方哲學當中選擇了那些中國人認為是對他們有用的那些學說、那些派別，引進它、研究它、消化它，所以是需要決定選擇。

第二個特點，翻譯也是創(chuàng)造。中國人的西方哲學研究有一個基礎，就是把西方哲學的經(jīng)典著作和西方人的研究成果翻譯為中文，就是我剛才所講的，主要使用的語言是中文，所以第一步是要進行翻譯。有很多人認為好像翻譯只是一種照搬，只是一種語言的變化，在思想觀念上并沒有什么新的創(chuàng)造。按照這樣的觀點來看翻譯，往往會貶低哲學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實際上翻譯特別是哲學的翻譯，它都是在譯者自己理解的基礎上，當然我講的是一種好的翻譯，按照譯者自己的理解，他對西方哲學思想的理解，也是對中國語言的理解，把這兩個部分結(jié)合起來，才能夠翻譯出好的作品，所以翻譯不是像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翻譯機器一樣，我輸入一個英文句子，一按按紐就自動生成了漢語，或者把漢語的句子輸入自動生成西文，對于一些簡單的句子可以這樣做，但是對于一些復雜的，比如說對文學翻譯，就不能這么做了，對哲學的翻譯同樣也是不能這樣做的，一定要經(jīng)過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

在這一點上，老一輩的翻譯家就為我們作出了榜樣，老一輩的西方哲學的研究者，他們都是中國第一流的翻譯家，比如說北大哲學系王太慶先生，已經(jīng)去世了，翻譯了很多西方哲學的名著。在文革之后，開始評職稱時，因為王太慶先生在文革前還是一個講師，所以文革之后就要評副教授，還要評教授，在評職稱時總是有一些困擾，有一些人說王太慶先生的工作主要是翻譯啊，也不是什么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在學術(shù)委員會投票時就通不過，后來就是一位學術(shù)界的老前輩賀麟先生，大家很熟悉了，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譯家，同時也是著名的哲學家，賀麟先生親自出面，給北大學術(shù)委員會寫了推薦信，說王太慶先生的翻譯，他的水平和質(zhì)量要超過很多所謂的學術(shù)論文、學術(shù)專著，因為他在翻譯的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學術(shù)水平、創(chuàng)造精神是很多學術(shù)專著和論文不具備的，這不僅僅是對王太慶先生一個人的肯定，是對老一輩的西方哲學翻譯家的肯定。

但是我并不是說所有的譯者都是創(chuàng)造，反觀這些年來有一些青年的譯者，就很難說是一些創(chuàng)造了，他們沒有學過哲學，對哲學著作也沒有專門的研究，就是學過一些外語，就研究字典的意義，如果看到一個詞匯，就查查字典，然后根據(jù)這個字典的意義，生搬硬譯，翻譯成中文。在座可能有一些同學就會有一些感覺，看好的翻譯作品和看不好的翻譯作品，效果是大不一樣的，看了好的翻譯的作品很容易理解，并且是一種精神的享受，但是如果翻譯不好，生搬硬譯，不知所云，看完這句話或者是這本書，不知道它是在講什么。我的學生每當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就講你還是看看它的英文原著吧，一些高年級的學生，研究生，哲學英文達到一定的水平，看到原文很容易理解，看中文的翻譯可能還不好理解了，說明我們現(xiàn)在的翻譯還有很大的問題。但是我們還是要肯定，一個好的翻譯、高水平的翻譯，實際上也是一種創(chuàng)造。

第三個特點，敘述包含評論。為什么我要強調(diào)這一點呢？現(xiàn)在有人對西方哲學研究有一種誤解，他說你們只是介紹西方人的思想，像某某某怎么說，把他的觀點一個一個、一條一條，好像講得非常有條理，講得很清楚，但是這只是一種敘述啊，只是一種介紹啊，那么你自己的觀點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你有什么評論呢、你有什么批評呢，看不到啊，講你們這種西方哲學的研究，實際上就是一種簡單的復制，好像只是起到錄音機的作用，只是把外國人的聲音，你把他給介紹到中國來，復制到中國來，你也沒有什么創(chuàng)造啊。對于這種意見，我就有一句話了，我講是外行看熱鬧、內(nèi)行看門道。如果你是一個外行的話，你可能在人家平鋪直敘的敘述當中看不到作者自己的觀點，但是一個內(nèi)行呢，他就知道了，實際上作者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評論就包含在他的敘述和介紹當中，因為沒有一個介紹、沒有一個敘述，是完全忠于西方哲學家原來的思想，不可能是他思想原原本本的復制。

西方哲學家的思想，一般內(nèi)容非常多，并且有一些表述、有一些論證非常復雜，但是一個中國的研究者，能夠用非常清楚的語言把西方哲學家的思想梳理得非常清楚，大家看到他的介紹、看到他的敘述之后再來讀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就覺得非常容易理解了。在這種敘述和介紹當中，就融入了介紹者研究的心得，很多研究的心血，比如說從什么樣的角度、選擇哪些材料，這本書里有那么多話，你選擇、引用哪些最精辟的話、最有代表性的論述，并且以最有代表性的論述為他的綱要，對它進行展開，按照一個邏輯的線索把它講得清清楚楚，有一定的結(jié)構(gòu)，條理非常分明。這種邏輯的線索、這種結(jié)構(gòu)、這種選材，不是西方哲學家本身就有的，而是研究者、介紹者他們在自己長期研究的成果基礎之上，實際上敘述就包含了評論。

第四個特點，比較賦予新意。我一開始給同學們講了一個故事，中國人研究西方哲學，可能自己感覺不到新意，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是看著中國人的成果習以為常，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如果我們把中國人的西方哲學研究成果，和西方人他們研究自己本國的哲學，做一個比較，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差異了，這個差異并不代表著有高下優(yōu)劣之分，而是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的區(qū)別，從比較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人特有的角度、特有的研究和西方人不同的新意究竟在什么地方。

這四句話就是今天我要講演的一個大綱，我剛才給各位做了一個初步的解釋，下面我按照這四條，一條一條給大家做一些更深入的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