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13年10月14日19時，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美國三位經濟學家尤金·法瑪（Eugene F. Fama）、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和拉爾斯·彼得·漢森(Lars Peter Hansen)共同獲此殊榮。其中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席勒多年來在多個場合給中國經濟發(fā)展提出了一些建設性意見，摘編如下。

1 不失時機的經濟制度和結構性改革才會使中國故事完美演繹下去

席勒一直關注和祝福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xù)發(fā)展，2009年7月，席勒在耶魯大學接受復旦大學教授王永欽采訪時說，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奇跡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而且這個“故事”開局不錯。作為經濟學家，他一是關注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二是經濟結構的完善。他認為，中國只有不失時機地推進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改革，才會使得中國“故事”完美地演繹下去。席勒當時預期，再過十五年，中國的經濟和世界的面貌會大不相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會讓美國朋友席勒失望。

　2 不要讓富有者被仇恨

席勒非常關注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拉大。他認為，無論是誰，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不希望生活在一個貧富差距巨大的國家，尤其是這個差距被公眾視為是不公平的。如果周圍的人都對你的富有很憤怒，那么你即使是個富人，你的生活也了無樂趣。每一個社會，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有同樣的原則，那就是：經濟發(fā)展的基本動力，來自于人們可以平等地擁有財富。人們設置社會規(guī)范，在游戲規(guī)則內獲得財富，就可以使獲得的財富不被仇恨。我們所要實現(xiàn)的是，讓收入分配在多數(shù)人認為公平的范疇內進行。

3 中國政府應編制社會不平等指數(shù)

席勒贊揚中國經濟的持續(xù)高速增長，但對中國社會出現(xiàn)的不平等現(xiàn)象十分關注。他建議中國政府應該根據(jù)社會不平等程度編制“不平等指數(shù)”。中國政府不應該強制為每個不同的稅收等級規(guī)定固定的所得稅稅率，而應該依據(jù)“不平等指數(shù)”擬定一個公式，根據(jù)稅前收入的不平等狀況，以及統(tǒng)計學測量手段規(guī)定不同程度的稅率。如果個人收入不平等狀況加劇，那么這種稅收制度會自動調節(jié)不同稅級之間的差額。席勒還具體提出了不平等指數(shù)的兩種編制方法：一種是使不平等差距逐漸縮小，直到其程度回歸到人們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種是將不平等程度封凍在當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惡化。后一種方式從政治角度考慮是最容易被接受的。這種方式編制出的指數(shù)，其目標是防止收入不平等的嚴重惡化。

　4 為保持GDP增長應向人民發(fā)行生計保險

2004年3月6日，席勒出席在北京舉辦的“金融創(chuàng)新與宏觀經濟風險”會議上提出了發(fā)行生計保險的建議。這是和人們的工資和收入相聯(lián)系的保險，因為人們最重要的風險就是關于他們的生計風險。這樣，可以保持人們對經濟增長創(chuàng)業(yè)的動力，這也是經濟發(fā)展最重要的動力來源。保險還應該被拓展到家庭房屋價格的保險，比如說我們現(xiàn)在有火災險等，但是實際上這類險已經是非常原始的保險了，因為隨著管理的增強，這種風險會越來越小。而更重要、越來越大的風險是房屋價值風險，房屋價值的變化將會越來越厲害，這比火災險還重要。

5 應發(fā)行完全由政府承擔風險的證券

席勒出席在北京舉辦的“金融創(chuàng)新與宏觀經濟風險”研討會時建議，中國應該發(fā)行一種風險證券，這種風險證券的價值要和中國經濟增長率相關，不僅與政府相聯(lián)系，而且這種風險都要由政府來承擔。他指出，這個建議的想法，大家聽起來可能覺得很激進，但是在有些國家早已實行了，比如阿根廷等。他們發(fā)行的這種證券和他們國家的GDP相聯(lián)系。這在中國也可以試行。

　6 高房價泡沫很有可能會破裂

2009年12月11日席勒應邀出席深圳一個房地產論壇，會上他指出，中國和美國房地產發(fā)展的情況大同小異，而且是異小于同。事實上，世界各國的房地產行為模式也是很類似的，在溝通、交往、人的行為模式表現(xiàn)等方面非常相近。從90年代以后，房地產市場的繁榮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發(fā)展，同時也引發(fā)了危機的出現(xiàn)。特別是在中國，2005、2006、2007、2008年房地產市場出現(xiàn)了非常熱的局面。在深圳、上海以及其他中國主要的城市買房，價格數(shù)倍于他們的年收入。美國加州用電腦分析房價和收入比，數(shù)字是8-10倍，我們都覺得太高了?，F(xiàn)在一些高房價是由泡沫的心理所支撐的，泡沫很有可能會破裂。這么高的價格會讓人們都蒙受巨大的損失。我覺得現(xiàn)在的泡沫心理不會長期存在，會逐步發(fā)生改變。中國對于房地產的投資非常驚人，中國人應當避免過度樂觀的情緒，為自己找到更多的投資方式，以避免可能出現(xiàn)的風險。

7 政府不太可能“騙出一個好的均衡”

席勒在中國說，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改變人們的預期和提振人們的信心。政府是否可以通過廉價談話（cheap talk，即不付出任何代價的信息傳遞）來實現(xiàn)既定目標？席勒認為在很多情況下，政府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為公眾對經濟的基本面會有自己的認識，對政府故意做出的樂觀表態(tài)會有自己的理性預期，所以政府不太可能“騙出一個好的均衡”。政府必須做出一些切實的承諾，如實施經濟刺激方案，向經濟中投入實際的資源。所以，政治家應該說真話，履行自己的承諾，不論在經濟繁榮的時候，還是在經濟蕭條的時候都應該如此。

　8 國有大銀行應淡化政府色彩

席勒說他經常聽到人們抱怨大銀行：政府色彩太強，存款依賴政府的支持，又常因各種原因不發(fā)放貸款，價格機制也無法制定。長期看，中國是否需要國有大銀行的存在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短期看，如何使它們起到穩(wěn)定中國經濟的作用也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席勒主張中國國家金融體制要創(chuàng)新，中國國有大銀行應該成為政府色彩較淡的金融機構，盡量減少政府對它們業(yè)務的干涉，但這個過程的轉變可能比較困難。這緣于向市場經濟轉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危機和問題也必然是大量存在的。他認為銀行混業(yè)經營是世界的趨勢。在歐洲，一些被稱作“綜合銀行”(universal bank)已經把這些業(yè)務都結合起來了；在美國，目前還是分業(yè)進行的，但趨勢是混業(yè)經營。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fā)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