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直都是官僚化的帝制結(jié)構(gòu)。官員的權(quán)力來源是皇權(quán)，權(quán)力的合法性依據(jù)也是皇權(quán)，官員的行為模式往往以皇帝的喜好為風向標?；实坌袨榈牟淮_定性被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術(shù)放大，勢必引發(fā)官員行為的投機性和官場機會主義的盛行。對于中國而言，官場的機會主義無疑是一種強腐蝕劑，官員迎合式的折騰，小則危害地方，大則貽害國家。規(guī)范領導人行為，減少領導人行為不確定性，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員的機會主義傾向，使其眼睛向下，以民眾的利益為政治的出發(fā)點。

關(guān)鍵詞  皇權(quán)  官僚制  理性化  機會主義

古代官僚機器只是帝制的“車輪”

機會主義這個概念，出于法語詞匯“opportunisme”，原意為妥協(xié)和應付，后指政壇中那些沒有定見、沒有操守、隨機應變的政客行為。在時髦的制度主義經(jīng)濟學里，機會主義泛指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講規(guī)矩的投機行為。后來在中國，這個詞被高度政治化。本文所說的是原初意義上的機會主義。自古以來，中國官場機會主義盛行。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但無論儒家怎樣強調(diào)士大夫道德操守，都未能遏制“墻頭草”式的機會主義。草隨風擺，而“風”就是凌駕于官場之上的皇權(quán)。

古代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直都是官僚化的帝制結(jié)構(gòu)，皇帝要憑借官僚這個中介才能統(tǒng)治國家，皇帝的家天下實際上并不完整，或多或少要跟官僚士大夫共天下。但在這樣的結(jié)構(gòu)中，官僚機器只是帝制的“車輪”，在多數(shù)情況下，說了算的是皇帝?；蕶?quán)的意志決定著官僚制的品質(zhì)，也決定著官僚制的細節(jié)。

守規(guī)矩、遵法制、走程序的理性官僚制，是現(xiàn)代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近代西方世界在自身的理性官僚制建設過程中，曾經(jīng)吸取了中國古代官僚制的一些因素，比如科舉考試。這一點常常令我們某些學者沾沾自喜。但是，在漫長的發(fā)展歷程中，中國古代官僚制卻沒有完成自身的理性化建設，客觀地說，只為他國的官僚現(xiàn)代化提供了某種參照。從形式上看，考試取官的確是理性官僚制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當初隋唐建制的動機卻跟官僚制如何理性化沒有什么關(guān)系。無非是鑒于前朝教訓，防止貴族壟斷官職，進而削弱貴族、強化君權(quán)。顯然，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朝廷官員再貴族化已經(jīng)極大地架空了君權(quán)。這樣一個貴族無視君權(quán)、君權(quán)只能靠武力硬撐的格局無法支撐一個大一統(tǒng)帝國，更無法滿足君權(quán)至上的心理需求。當然，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的“小算盤”。晚清最后一個探花、科舉制度的研究者商衍鎏說：“世之言科舉者，謂其使草野寒畯，登進有路，不假憑藉，可致公卿。然究其旨，實欲舉天下之賢智才能，咸納于其彀中，舍是難以自見。”①這無疑是有道理的。

當然，科舉選官的制度，的確也加強了中國官僚制的理性化程度，但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然后就再也不走了。隨著這個制度越來越嚴密，程序越來越刻板，通過考試選拔出來的人才，也愈發(fā)精英化，或者說儒家士大夫化。雖說從隋唐到清，歷朝科舉規(guī)范不一，程序也不盡相同，但濫竽充數(shù)者卻并不多見。別的制度到一定程度就銹蝕荒廢了，唯獨科舉制度，一直到清末廢科舉前的最后一科的考試，依然一本正經(jīng)。取中的進士依然為人看重，三鼎甲還是三鼎甲。

但是，科舉制度的嚴整，卻沒有讓官僚行為程式化和規(guī)法化。清廉和貪腐的差別有如天壤，清官可以像海瑞、于成龍那樣，一家人破衣爛衫（除自己的官服外），吃頓肉掂量再三；而貪官可以像嚴嵩、和珅那樣，富可敵國，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被抄家之后，皇帝都可以“吃飽”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而官員個人行為偏好又往往直接影響一地的發(fā)展：喜歡唱戲的，其轄境內(nèi)到處都是戲臺，換一個道學家，所有戲臺都能給你拆了；開明一點的，其治地商業(yè)發(fā)達，換一個腦筋頑固的，刻意興農(nóng)抑商，則商人就倒了霉。

君主行為的不確定性必然導致官場機會主義盛行

官員的行為模式往往以皇帝的喜好為風向標。所謂“楚王好細腰，后宮多餓死”。其實不僅僅是后宮，絕大多數(shù)的官員都跟著皇帝的喜好走。唐代李商隱是以寫愛情詩聞名的，但他的愛情詩則每每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遇。臣子就是哀怨的女人，而男人則是那個可以福之禍之的君王。夫唱婦隨，是應理應份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和他的丞相——也就是官僚機構(gòu)的首腦李斯之間，有過一個小故事：“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時在旁者，皆殺之。”②李斯隨從車馬過盛，很是招搖，皇帝看了不高興。隨行的宦官就把這事告訴了李斯，李斯于是輕車簡從，低調(diào)起來。秦始皇馬上知道身邊有人泄密，又審不出來，于是把當時在身邊的人都殺了。官員要看皇帝的喜好行事，而皇帝卻偏偏不想讓官員知道自己的喜好，刻意讓他們?nèi)ゴΑ⒉聹y，進而迎合。由此測量官員們的效忠程度。

一般來說，皇帝喜歡什么，一個朝代就興什么。漢初皇帝喜歡黃老，臣子們就清靜無為；東漢皇帝喜歡儒生，則臣子們多為經(jīng)學家；唐初皇帝喜人上書言事，則多諍諫之徒；到晚唐，皇帝喜歡佛教了，則多禮佛之士；清代嘉慶之后，皇帝提倡節(jié)儉，帶頭穿補丁衣服，則滿朝文武衣服上都打了補丁，有的補丁比衣服本身還貴。

皇帝行為的不確定性，勢必導致官員行為無法程序化、規(guī)范化，而皇帝行為的不確定往往是由統(tǒng)治術(shù)決定的，屬皇帝刻意為之。首先，官員需要知道皇帝的喜好，但皇帝絕對不允許官員們了解和掌握他的喜好。雖然后來人未必有秦始皇那樣狠，但也會禁止身邊人泄露他的意向。這就是為什么一向為人看不起的閹人，始終會成為中國王朝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明朝宦官之禍甚烈，皇帝并不都是明武宗、明熹宗那樣的昏君，但宦官的權(quán)勢卻一代比一代高漲。明人筆記記載，有一老太監(jiān)說，“張先生入朝（指張珙），我輩還要打拱。后至夏先生言，我們只是平言看看。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拱拱手”。③朝臣地位每況愈下，而太監(jiān)權(quán)勢水漲船高。很多時候，不見得宦官都會把持朝政，即使他們不把持朝政，甚至像清末李蓮英那樣對朝政一言不發(fā)，但只要他是皇帝或者太后的紅人，官員們都會巴結(jié)他。在清末，不僅李蓮英，甚至比李蓮英檔次低的太監(jiān)，都是朝中大臣競相交結(jié)的對象。其目的很簡單，就是通過他們了解朝中的信息，掌握太后和皇帝的動向，以便在議政的時候總是提出令皇帝和太后滿意的意見。每個朝代，都差不多。

按道理，君臣意見相左，經(jīng)過討論，是有利于決策的。好的皇帝，應該廣泛征求意見，博采眾長，才能做出好的決策。但這樣的好皇帝實在是太少了。多數(shù)的皇帝，就是喜歡官員迎合自己，攔都攔不住。既然如此，那就痛快地把自己的意見公諸于眾不就結(jié)了？不行，就是要讓臣子們?nèi)ゲ隆⑷ゴ?，讓他們?nèi)帉?、固寵，相互競爭、撕咬，以便自己控制、操控他們。皇帝的行為屬于最高機密，天威深不可測。這樣的神秘感，即使沒有，也要制造出來。每個王朝面目不同，但多數(shù)王朝都外儒內(nèi)法，崇尚權(quán)術(shù)，甚至迷信權(quán)術(shù)。這幾乎成為傳統(tǒng)中國帝制的一種標志性符號，無論誰“當家”，都不會改變。

其次，這樣的帝制還會有一些特別的制度安排，刻意強化皇帝行為的不確定性。比如明清兩朝都實行低俸制。如果按法定的官員工資，官員和家人只能半饑半飽地過日子，但絕大多數(shù)官員都可以通過政務上下其手，談不上是貪污，就獲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如果說白色收入屬于合法的，黑色屬于不合法的，灰色則介于兩者之間。也就是說，明清兩朝的官員白色收入部分非常小，而灰色收入部分非常大。盡管雍正實行了耗羨歸公，另發(fā)養(yǎng)廉銀，擴大了白色收入的份額，但總的說來，灰色收入所占的比重還是相當?shù)拇?。事實上，官員如果想讓家人活的體面一點，非沾灰色收入不可。有了灰色收入，即使官員不貪，多半會因此而發(fā)家致富，做一任地方官，做一輩子的富家郎。對于這些，皇帝一清二楚，但就是不肯加以改變，即確定性地增加官員白色收入，讓他們從白色收入中就可以得到一個富足體面的生活。這樣做，實際上就是把所有的官員（除了極少數(shù)幾個“冬烘”之外）都置于違法犯罪的狀態(tài)，進一步擴大了皇帝操控官員的空間。只要皇帝想整誰，就可以整誰，怎么整對方都沒話說。不挨整，就是皇恩浩蕩；挨整，就是罪有應得。

官員的權(quán)力來源是皇權(quán)，權(quán)力的合法性依據(jù)也是皇權(quán)。所以，皇帝要怎么樣，官員只能跟著。迎合得好，從中獲利就大，升官發(fā)財，榮華富貴。只有在皇帝特別昏聵，明顯違反常識，違反人情道理，造成重大災禍之時，官員才可能憑借儒家倫理對皇帝提出批評，違抗皇帝的意志。而這樣的批評諍諫，即使遭致皇帝的打擊報復，也會青史留名。有些對名聲特別看重的官員，有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而在多數(shù)情況下，皇帝的行為都處于道德的灰色地帶，無法斷定皇帝的意志肯定是錯的或不符合儒家倫理的，理性選擇的結(jié)果使得官員更多地趨向于順從皇帝。就算皇帝真的錯了，而且大錯特錯。而反抗的結(jié)果則往往是自己和家人悲慘遭遇，未來的好評很難抵消現(xiàn)實的悲劇，所以，歷朝歷代做冒死諍諫忠臣者都是少數(shù)。

實際上，皇帝行為的不確定性，必然會被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術(shù)放大。而這種不確定性，也勢必引發(fā)官員行為的投機性。官場機會主義盛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每個朝代都免不了機會主義，即使所謂明君當朝，也是如此。迎合明君“英明”（如納諫的行為），像魏征那樣拼命提意見，實際上也是一種機會主義，只是這種機會主義的后果比較好而已。中國盡管有兩千多年官僚制的傳統(tǒng)，但理性官僚制度卻一直都沒有建立起來，機會主義當然也難以得到官場內(nèi)部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