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機會主義的危害與治本之策

君主制的近代轉(zhuǎn)型，其實都是從限制君權（具體地說，是限制君主行為的不確定性）開始的。英國的大憲章運動，被史家視為憲政運動的起點。其實就是英國的貴族和新興資產(chǎn)者通過跟國王共同簽訂的一個憲章，限制國王無度的征稅。此后一步步對君主權力限制越來越多，最終發(fā)展成為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作為中國立憲運動摹本的一戰(zhàn)之前的德國和日本，當時還沒走到英國的境地，但也有了憲法和議會。日本的天皇雖大權在握，但畢竟有憲法，而且帝國議會對“預算和法律有‘協(xié)贊’權”。④事實上，只要有議會和憲法，君權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君主行為的隨意性就會大大減少。當年德國和日本的立憲，限制君權只是一個次要任務，更重要的任務是減少君主行為的不確定性。君主如果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樣深居簡出，較少發(fā)表意見，就是像德國皇帝那樣，必須在法律之下行動。同時，由于建立了理性的文官制度，文官的行為主要依據(jù)法律和自身的規(guī)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場上的機會主義。

清末1905年開始的預備立憲，同樣也有限制君權、規(guī)范君主行為的目的。這不僅是士紳的需要，也是當時多數(shù)官員的需要。1904年日俄戰(zhàn)爭之后，中國朝野立憲呼聲之高，是皇帝和太后無法置之不理的。也正因為如此，以西太后為首的滿清統(tǒng)治者才會妥協(xié)，答應實行預備立憲。作為西太后派出考察各國憲政核心人物的端方，回國后寫的《列國政要》，推崇意大利憲法，但上折建議實行立憲，卻是仿效日本。⑤而在宣布預備立憲之前，進宮給太后和皇帝講憲政的留學生曹汝霖，講了半天，也主要是講日本的憲政狀況，還特別提到日本的憲政實際上是學德國的。⑥后來，出臺欽定憲法大綱，成立準議會資政院，都是比照著日本。當然，從端方到西太后，之所以學日本和德國，主要是因為這兩國的所謂立憲，君權比較重。在西太后和端方看來，即使立憲，皇帝還是大權在握。大清國，只多了點東西，沒有少什么。

但是，預備立憲一旦進入行動程序，各省的準議會諮議局和中央的準國會資政院一成立，事情就變了。盡管資政院的大部分議員都是欽定的。但人們發(fā)現(xiàn)，君權包括代表君權的各省督撫之權，還是被大大地抑制了。督撫想增加點稅，居然怎么都不行了。資政院居然多次提出議案，彈劾代表君權的軍機處。即使頑固勢力發(fā)動反擊，京師大學堂的監(jiān)督劉廷琛反過來彈劾資政院，竟然也無法削減資政院的火力。后來，就自然有了當家的滿人親貴執(zhí)意收權，得罪了全國的士紳，以致于辛亥革命發(fā)生，皇帝被推翻。

對于傳統(tǒng)中國而言，官場的機會主義無疑是一種強腐蝕劑。小官迎合大官，大官迎合皇帝。行政行為，不管面子上說的多么好聽，終歸只為了討上面的好。投其所好變成了流行病。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大興土木，橫征暴斂。只要是皇帝喜歡的，臣子肯定會玩命地推行，即使惹出民怨，官逼民反，也在所不惜。清末的皇權比起清朝中期已經(jīng)相當衰落了，但官員們對于當家的西太后，只敢在一些小事上，比如護軍和太監(jiān)沖突案上，有所諍諫。凡是西太后比較在乎的“大事”，比如甲午年她的六十大壽，即使在國家危機之際挪用了海軍經(jīng)費，也沒有人說半個不字。反而紛紛拿出錢來報效太后，抓緊機會拍馬屁。連由外國人擔任的總稅務司，也學會了中國人這一套，捐錢給西太后過壽，讓西太后樂開了花。

這樣的機會主義，首先要體會上面的意圖，只要摸準了意圖，確定上面有這樣的偏好，有這樣的意圖，哪怕天塌下來，也照樣做。做了，有時甚至等于挖坑埋了上司，但這個坑當時卻非挖不可。當然，這樣的官場機會主義，最大的受害者，其實是民眾和國家，最終導致王朝顛覆，人死大半，國家多年積累的財富毀于一旦，以后多少年都恢復不了元氣。

進入民國之后，袁世凱在錯誤的集權道路上越走越遠。當他的權力接近皇帝之際，他的意志就再一次變成了全體官員的意志。當他要稱帝的時候，很多人明知道可能是陷阱，但卻沒有人提醒他。機會主義又一次大泛濫，舉國上下一致?lián)泶?。各省傳到中央政府的擁戴書，都是一模一樣的。等到他真的跳進了陷阱，才發(fā)現(xiàn)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已經(jīng)晚了。

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無論官場的機會主義危害有多大，只要最高統(tǒng)治者的行為沒有納入法治之下、接受制度的約束，可以依著自己的性子胡來，以自己的好惡決定官員的升遷，機會主義就永遠消除不了，在什么時候都可以挖坑把最高統(tǒng)治者埋了，毫不憐惜。

客觀地說，如果是在一個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國度，這樣的機會主義危害還小點。因為中國的社會基礎在農(nóng)村，而農(nóng)村基本上是自治的，官場只要不大折騰，農(nóng)村都能自己運轉(zhuǎn)。但是，如果這樣的機會主義擱在一個走向城市化和現(xiàn)代化的國家，恰好這個國家的政府權力還超大，官員迎合式的折騰，小則危害地方，大則坑害國家。一個政策出臺，沒有修正劑，沒有剎車裝置，動輒上千億、幾萬億砸出去，等到發(fā)現(xiàn)錯了，已經(jīng)鑄成大錯，無法挽回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剎車的只有一個人或者最高層的幾個人，而車輪啟動恰好是迎合了最高層的偏好，指望來自最高層的剎車制動，顯然是不可能的。

權力集中在一個明君身上，如果這個明君足夠地明智，有充分的雄才大略，的確可以高效地實現(xiàn)很多大目標。但是，這樣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今天的世界是一個自發(fā)自生的世界，對政治領袖的要求不是雄才大略、英明決策，而是不犯或者少犯錯誤，尤其不犯大錯誤。規(guī)范領導人行為，減少領導人行為不確定性，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員的機會主義傾向，使其眼睛向下，以民眾的利益為政治的出發(fā)點。

注釋

1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58年，第2頁。

2 司馬遷：《史記》（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57頁。

3 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三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78頁。

4 ［日］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一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22頁。

5 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8年，第42頁。

6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六十九年，第50頁。

The Domination under the Uncertain Imperial Power

—Tracing the Origin of Opportunis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Officialdom

Zhang Ming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a had implemented an imperial bureaucratic political structure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Officials obtain power from the imperial authority,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is also based on the imperial authority, and officials often make their behaviors conform to the emperor's personal preferences. Traditional rule increases the uncertainty of emperor's behaviors, 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officials' speculative behaviors and prevalent opportunism in officialdom. For China, opportunism in officialdom is undoubtedly highly "corrosive". The troubles made by the officials in order to cater to the preferences of their superiors cause harm to both the locality and the whole country. Only by standardizing leaders' behaviors and reducing uncertainties of their behaviors can we minimize officials' tendency to engage opportunism and make them pay attention to people at the lower levels and take people's interes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olitics.

Keywords: imperial power, bureaucracy, rationalize, opportunism

【作者簡介】

張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中國政治制度、農(nóng)村政治與文化。

主要著作：《武夫治國夢》、《鄉(xiāng)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農(nóng)民意識的變遷》、《夢醒與嬗變——戊戌百年沉思》、《拳民與教民》、《鄉(xiāng)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重說中國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