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狀況隨著我國經濟增長不斷惡化是不爭的事實，長期以來一直是政府、學界和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2012年底，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公布其研究結果：中國家庭基尼系數2010年為0.61。這一結果賺足了眼球，也再一次將收入分配改革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今年兩會前，國家統(tǒng)計局給出了2003到2012年十年的基尼系數，其中2010年基尼系數為0.481，即使是最大的2008年基尼系數也未超過0.5，只有0.491。這顯然與西南財經大學的結果相去甚遠，隨即圍繞哪個估計更準確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雖然，學者們看法不同，但對于基尼系數所衡量的收入差距的關注卻從未減輕過。這里，我們要追問一句：基尼系數真的那么重要嗎？

一、不應孤立的看待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僅能夠較好的測量收入差距的情況，而且具有較強的經濟學含義。經驗表明當一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時，這個國家將面臨著社會動蕩的政治風險，這就是著名的國際警戒線。然而，中國在2000年基尼系數就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之后經濟繼續(xù)快速增長，且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當前學界比較認可的是2010年以后中國基尼系數應該超過0.5，但顯然社會動蕩并沒有出現，經濟也沒有因此而出現下降的趨勢。盡管，社會各界與政府都認為當前處于社會矛盾高發(fā)期，且時有群眾事件發(fā)生，但這些事件背后往往不是收入差距過大，而是其它一些因素（如環(huán)境污染，征地補償等）。

為什么中國基尼系數在超過國際警戒線后，不但沒有出現動蕩，反而維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呢？從經濟的角度看，原因無外兩點：

其一，計劃經濟的遺產——社會分割。盡管市場化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但地區(qū)、城鄉(xiāng)、產業(yè)、行業(yè)等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大小小條塊并沒有被徹底打碎，社會依舊缺乏流動。這就使較大總體收入差距被化解在無數小規(guī)模團體內部的較小收入差距之中。如，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雖然很大，但城鄉(xiāng)內部收入差距卻相對較??；行業(yè)間收入差距很大，但行業(yè)內部收入差距卻較小。

其二，收入差距的擴大伴隨著較長時間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即收入差距是在增量改革中逐漸拉大的。改革開放至今，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到現在的0.5，增長了60%多；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80年的447元上升到2011年的21809.8元，增長了四十多；農村人均純收入也從1980年的191.3元上升到2011年的6977.3元，增長超過35倍。顯然，收入增長的速度大大超出收入差距的增長。收入增長是可以直接感覺到的，而收入差距的增長則不易察覺，特別是在一個相對狹小的范圍內，收入差距的變化并不大。人們在收入快速增長中慢慢適應了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

為此，在衡量收入差距時，不能孤立的考察基尼系數的大小，更應結合居民收入變化關注基尼系數變化的過程，同時根據具體情況調整基尼系數警戒線水平。

二、不應寄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短期內改變收入分配狀況

收入分配的逐漸惡化，讓人們對收入分配改革寄予太多的期望，然而將短期內改變當前較為懸殊的收入差距寄期望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顯然是不現實的。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制定過程阻力重重。2004年開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在2013年2月5日出臺。僅僅是一個框架性還未涉及具體政策就經歷10年之久，這又是為什么呢？大多數人將其歸并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然而，利益集團為什么阻撓呢？原因就是本階段的改革已不再是帕累托改進型增量改革，這種收入分配改革無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都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者。在利益集團的干擾下，政府要出臺更細的可操作的政策想必需要更長的時間與更加緊迫的環(huán)境。

其次，與收入差距擴大相似，既得利益集團面對自身利益的損失需要更長時間去適應。由于利益既得者往往也是經濟發(fā)展促進者或者是權力的制定者，因此，要維護社會基本穩(wěn)定與經濟快速發(fā)展就不能在短時間內過分觸及既得利益集團。面對會損害自身利益的收入分配改革既得利益者不但不會坐以待斃，而且會不斷維護擴大自身利益。十年前，要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時，基尼系數僅為0.4多，十年后雖然出臺了總體方案但基尼系數已經增長到0.5左右。這就意味著，既得利益者通過擴大自身利益來避免改革可能給自身帶來的利益損失。為此，與其大聲疾呼收入分配改革，倒不如給政府時間一點一點改，將收入分配改革融入眾多小改革之中，最終使中低收入者受益。因此，在尋求社會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與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平衡過程中只能小步前進，這就必然需要一定時間才能逐步穩(wěn)完成。

再次，收入分配狀況改善，特別是初次分配中勞動力份額的提高，是經濟發(fā)展過程與政策干預雙重作用的結果，不可能由政府單獨完成。按照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勞動力供給減少與勞動力工資上漲是二元經濟拐點的開端，此后，收入分配狀況將隨著工資上漲逐漸改善。而我國在完整經濟體系建成之初就帶有強的資本與技術偏向特征，改革以來雖有所緩解但并沒有根本改變。而且從政府到企業(yè)都偏好“先進技術”，而不顧我國要素稟賦特征，這就是為什么勞動力會長期供給過剩與低工資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原因。盡管當前出現過短暫的“用工荒”，但從全國整體上看這種“荒”是不存在的。因此，要改變收入分配狀況首先要做的是根據要素稟賦特征實現充分就業(yè)，然后迫使收入分配由資本向勞動傾斜。據統(tǒng)計，發(fā)達國家居勞動收入占比長期在60%以上，而我國當前勞動收入占比在2003年出臺最低工資標準后迅速下降，當前不足GDP的45%。顯然，單靠政府的最低工資等政策并不能改變勞動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勢地位，而寄希望于勞資談判制度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問題的關鍵是我國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傾向，而要改變則需要更長的時間。

由此可見，造成我國收入分配狀況不能在短期內改變的根本原因是我國經濟發(fā)展技術進步的資本、技術密集傾向，而政府又受制于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所以說短期內依賴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縮小收入差距既不現實也不可能。

三、不應過度關注基尼系數而無視機會與規(guī)則公平

任何國家的政府都必須在社會穩(wěn)定（收入分配狀況）與經濟增長之間進行權衡。由于社會、歷史、文化、傳統(tǒng)等因素差異，發(fā)達國家衍生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其中，美國崇尚效率至上，與經濟增長長期共存的是較大收入差距（戰(zhàn)后基尼系數長期處于0.4-05之間）；歐洲政府通過提供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實現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基尼系數在0.2-0.4之間），但不可否認高福利國家均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的現實。從效果看，美國在經歷“次貸危機”后，經濟社會繼續(xù)向前發(fā)展，而歐洲在主權債務危機下卻舉步維艱。為什么美國能夠實現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公的長期共存呢？原因不單是美國崇尚效率，更重要的是政府盡最大可能維護市場競爭規(guī)則對每個人的公平，規(guī)則公平使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機會，從而保持了較高的社會與收入流動性，這樣就消除了大家對結果（收入差距）不公平的反感。因此，維持社會穩(wěn)定與經濟發(fā)展之間更重要的可能不是收入水平的均等化，而是創(chuàng)造一整套制度保障個人享有相同的規(guī)則和機會。

就當前我國的現實而言，縮小收入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而要為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社會與政治環(huán)境，就需要在以下幾方面下功夫：一是，繼續(xù)維持較快的經濟增長，從而保證居民收入持續(xù)快速增長；二是，避免過激政策刺激既得利益者，影響經濟社會發(fā)展；三是，繼續(xù)通過法制建設，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四是，提供基本福利制度，特別是教育制度的完善使個人擁有相同的起點。只有通過完善制度建設才能使市場規(guī)則完全支配經濟行為，壓縮潛規(guī)則發(fā)揮作用的空間，使各種“二代”們消失在不斷提高的社會與收入流動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