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敗的"實感"
2011年1月17日，在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前夕，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籌拍的《中國國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的大型電子顯示屏上循環(huán)播放，據(jù)相關媒體報道："這則宣傳片以中國紅為主色調，在短短60秒鐘時間內，展示了包括邰麗華、吳宇森、宋祖英、劉歡、郎平、姚明、丁俊暉、袁隆平、吳敬璉、楊利偉在內的，涵蓋文藝、體育、商界、智庫、模特、航天等各行各業(yè)的數(shù)十個杰出華人，以'智慧、美麗、勇敢、才能、財富'等詮釋中國人形象。"在2008年成功舉辦第28屆北京奧運會之后，中國政府正緊鑼密鼓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形象，國家形象片不過是中國向世界遞出的又一張名片。北京奧運會總投入為3000億，2010年廣州亞運會總投入為1200億（是南非世界杯的5倍，是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50倍）。這些天文數(shù)字似乎一再證明了中國近30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同時也讓人疑竇叢生，這些花費無數(shù)的盛會、這些被巨大的攝像頭所截取的場景、人物究竟能"代表"什么？究竟又代表了"誰"？
毫無疑問，59位進入國家形象片的中國人都是某一種成功的代表者，但這種"成功"因為經過鏡頭和意識形態(tài)的包裝后反而顯得空洞無物，我不想從技術的層面來分析這個問題，我只是僅僅從我的感受出發(fā)：我在觀看這一國家形象片的時候沒有任何的激動和興奮，就好像是在觀看一個和我毫無關系的表演。這是一個過于宏大和遙遠的敘事，它沒有辦法和我當下的生活發(fā)生任何有效的聯(lián)系，中國國家形象片在紐約時報廣場播出仿佛就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場景，至少對于我而言，它失效了。
想起來這種失效是不應該的。僅僅是在兩年前的2008年，我還擠在人山人海的小咖啡屋里面，和很多的年輕人一道觀看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沉浸在"大國崛起"的亢奮想象中。那個時候我同樣是一個局外人，但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通過想象把自己與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聯(lián)系在一起，并想當然地認為國家的夢想就是個人的夢想，國家的光榮就是個人的光榮。但是這一次，這種想象被我個人嚴峻的生活現(xiàn)實所擊碎，也就是在國家形象片播出的前幾天，我所租住的公寓房東毫不留情的通知我，不再續(xù)租，另謀住處。這就意味著我和我寓所里面的另外三個年輕人都必須在一周內搬出這個我們住了一年多的房間。房東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他覺得把房子直租給我們賺不了太多錢（實際上他每個月從我們四個人身上收取了整整5000元。其中根據(jù)每個房間的大小四個人分別承擔1100/1600/1000/1300），因此直接整租給房屋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則會通過不合法的手段改造出更多的空間（比如把一居室改造為三居室，把三居室改造成五居室）來賺取更多的租金。從2009年9月博士畢業(yè)至今，一年半的時間，這已經是我第三次換租。最開始的時候我租住在人民大學南邊的三義廟小區(qū)，這是一個80年代的筒子樓，我租了其中一個12平米的小房間，不能洗澡，不能做飯，三層住戶十幾家共用一個公共廁所，月租800元。我在這個地方堅持生活了近三個月，之所以說是堅持，是因為我每天必須騎車十五分鐘左右去附近的人民大學解決吃飯、洗澡等等生活問題。最后隨著嚴冬的來臨我不得不放棄了這個住處。第二個住處是海淀南路的一個合租房，我租住了客廳的一個小隔間，大約12平米，沒有廚房，但有單獨的洗澡間和衛(wèi)生間，月租1000元。但非常要命的是，因為房間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來的，所以隔音和隔光的效果非常不好，也就是說，房間里面的所有動靜在我的隔間里面都能聽到，這對我的睡眠構成了挑戰(zhàn)，最開始的方法是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再準備睡，但后來發(fā)現(xiàn)行不通，因為每個人的作息時間很難協(xié)調，往往是我快要睡了的時候，突然有個人跑到洗澡間去洗澡了，或者是到客廳打開燈拿什么東西，于是我就會被吵醒。后來我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嚴嚴實實地與外界隔離起來，成為我每天晚上的必備功課。李陀先生有一次跑到我的住處，當他聽說我對面的隔間住的是一對年輕夫婦時，突然很認真地問了一個問題："那他們做愛怎么辦？豈不是都被你們聽到了？"我這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才奇怪地發(fā)現(xiàn)我很多次聽到那對夫妻為了各種生活瑣事吵架的聲音，卻一次也沒有聽到過他們做愛發(fā)出的聲音。在一個如此簡陋的出租房內，或許他們已經沒有做愛的欲望了吧。在這個房間住了大概半年時間，因為中介公司和房東之間發(fā)生了糾紛，我被通知換租。于是又搬到了小南莊，也就是我現(xiàn)在的住處，這是一個三室一廳的房間，我租了其中一個大約14平米的小單間，月租1300元?？偹阕〉搅艘粋€稍微正式一點的房間，我以為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安心地工作生活了。但房東變相的"逐客令"又讓我措手不及。
選擇這種稍顯屈辱的租房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人民大學的青年教師可以分到一間小房間作為"過渡房"。但2004年以后，為了響應國家住房改革制度，這一政策取消了。而每個月的收入又不夠去租住過于昂貴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因為租房市場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和管理，給租房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亂和損失。我這種簡單的租房經歷可能在很多的年輕人身上都發(fā)生過，如果站在一個個體的角度來看，可能這是很平常的生活閱歷，也沒有必要拿出來抱怨，實際上，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條件比我更簡陋。我和李陀先生曾一起去人民大學附近的地下出租房觀看，在北京的大多數(shù)高層建筑下面都有地下室，這些地下室本來可能是用于泊車或者儲存貨物，但現(xiàn)在大部分都被出租出去，建成一個個小鴿子籠一樣的房間。很多的小公司就把自己的員工安排住在這種地方，這些地方潮濕、陰冷、空氣不通暢，安全設備簡陋，我和李陀在觀看這些地方時候的第一反應是，如果發(fā)生火災或者其他的自然災害怎么辦？在人民大學附近的紫金大廈的一個地下房間里面，一個八零后的女性笑著對我和李陀說："你們是來租房的嗎？如果條件允許，我建議你們千萬不要住在這里，住久了會生病的。"她說這話的時候面帶笑容，絲毫沒有抱怨之意，難道這不是中國人的另外一種勇敢和堅強嗎？她當然沒有意識到，在國家的形象宣傳中，她已經被另外一些人"代表"，而她的這種堅強和掙扎，也已經被過濾掉了。
我承認我因此充滿了沮喪感。正是因為在那些宏大的故事和宣傳中，一種更顯而易見的失敗被凸顯出來了。也許這一失敗首先是個人的，在一個如此快速的財富增長的國家里面，在GDP高速領跑世界的中國，我們被時代淘汰了，我們買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報家庭和社會，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安排生活甚至是一次簡單的做愛。在1968年歐洲五月革命中，其學生領袖質質問法國教育大臣："政府花費如此多的錢來修建一個豪華的游泳池，那政府有沒有想過怎么解決學生的性愛問題？"我房間里面的那對小夫妻卻沒有這種質問的機會，也許他們只能讓聲音再小一點，更小一點，或者干脆放棄。2004年我到人民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周邊的房價在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經瘋漲到了30000元，稍微好一點的小區(qū)已經在45000左右。2010被稱為房產市場最嚴格"調控年"，政府的相關負責人一再表示會盡力控制房價，但從10月份開始，房價逆勢反彈，我所在的小南莊一帶，80年代的二手房從10月份的3萬每平漲到了12月份的33000每平。也就是說，如果你在10月份買下一套100平的舊房子，在2個月后轉手就可以賺到30萬。30萬意味著什么？在網(wǎng)上流傳著一個"惡搞"計算方法，內容如下：
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買套100平方米總價300萬的房，社會階層所付出的代價是：
1 農民：種三畝地每畝純收入400元的話要從唐朝開始至今才能湊齊（還不能有災年）；
2 工人：每月工資1500元需從鴉片戰(zhàn)爭上班至今（雙休日不能休）；
3 白領：年薪6萬，需從1960年上班就拿這么多錢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 搶劫犯：連續(xù)作案2500次（必須事主是白領）約30年。
5妓女：連續(xù)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備戰(zhàn)10000天，從18歲起按此頻率接客到46歲（中間還不能來例假)
以上還不算裝修、家具、家電等等費用。
這個清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們面對的現(xiàn)實。在這樣的現(xiàn)實中，我們如何來討論所謂的"個人奮斗"問題？我們知道，在從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個最大的問題轉換就是把個人從集體中剝離出來，勞動從一個有尊嚴的對象性活動變成了一種"商品"，社會解放的話語也被個人奮斗的話語所取代，個人奮斗意味著，必須在一個有效的時段內獲得社會承認的利益和資本。如果說在80年代我們還能看到這種"奮斗"實現(xiàn)的可能性，在2010年，作為一個中國的普通青年，我完全看不到哪怕一點點的希望。在近年熱播的電視劇《奮斗》中，講述了一群80后青年的奮斗故事，如果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一個虛假的敘事，因為在這群年輕人的背后，都有著雄厚的"先在資本"，正是因為有這些先在資本的鋪墊，"奮斗"才有其實現(xiàn)的可能性。對于大多數(shù)的年輕人來說，《奮斗》中青年人的起點可能是一生都難以企及的終點。80年代的孫少安雖然出生貧寒，但是他可以憑借自己的勞動獲得尊嚴，并改變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F(xiàn)在看來，這是80年代對于改革的一種樂觀的想象，今天我們發(fā)現(xiàn)，孫少安們已經無路可走了，因為資本的配置完全不利于孫少安們的成長，在2010年的媒體輿論中，最熱炒的一個短語是："我爸是李剛"。也就是說，資本和權力的壟斷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個常態(tài)。在這種情況下，少數(shù)人的"成功"也就意味著絕大多數(shù)人的失敗，那么，這樣的"成功"還能算是成功嗎？這樣的"失敗"是否有更復雜的內涵？
個人失敗的"實感"是如此強烈，如此有切膚之痛。最后我們已經無法在個人身上尋找失敗的原因了。當社會企圖托管一切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事情只是越來越糟糕。這個時候，社會就生產了"失敗"以及"失敗者"本身。而失敗者，在這種極端的絕望和無路可走的恐懼中，自然就會把這種失敗歸責于社會或者另外一個他者。也就是說，"失敗"的實感雖然是個體的，但是"失敗"的內涵卻是相互生產的。"失敗"已經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的事情。對于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來說，失敗的陰影是巨大的，以致于已經無法按照正常的價值標準來進行生活，在2010年一個收視率甚高的相親節(jié)目"非誠勿擾"中，婚姻已經變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換，房子、車子和收入成了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最重要的標志。把身體商品化，并選擇最好的商機把自己拋售出去，是參加這些相親節(jié)目的年青人最真實的想法。如果我們僅僅從道德的高地去指責這是一種拜金主義的墮落，是否過于簡單？如果社會的運行模式已經不能鼓勵正常的生活和發(fā)展，那么，這些年青人通過"身體"的轉讓來獲得利益是否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在改革之初的歷史敘述中，完美的身體一直是改革者所擁有的傲人的資本，如《新星》中的李向南，《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他們通過"身體"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推動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但是誰又能預料到，這些寄托了一代人的樂觀想象的身體會在短短數(shù)十年后變成了只能以金錢來衡量的商品？"身體"不再被用于想象、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而是被用來消費、交換和享樂。這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失?。?/p>
無論如何，那些至今還蝸居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的一代青年人見證了在巨大的成功喧囂中一個時代的痛苦，這個痛苦有些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有些卻不能忍受，個體當然不能把個體的失敗完全歸責于社會，但是社會同樣不能把失敗完全歸責于個體。我完全理解我在2008年為什么能夠與這個社會和國家的想象保持一致，因為那個時候我住在一年750元（也就是一個月65元不到）的學生公寓里面，享受著有保障的住宿、餐飲和學習工作資源，雖然簡陋，但是卻覺得安全而溫暖。而從2009年6月我開始居無定所的生活后，我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這種實感與失敗的實感糾結在一起，讓我意識到，是應該為我自己，以及更多像我一樣生活的年輕人尋找一種歷史的定位的時候了。作為一個個體，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失敗，我的失敗也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如果一代人都面臨著這種失敗的境況，我們是否應該擁有某種失敗者的自覺？我們是否應該在這一失敗中發(fā)現(xiàn)一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