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者之“擔道”精神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都在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之間糾纏，在1987年為《梁漱溟問答錄》寫的序言中，他說：“算起來已為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探索并奔波了八十個年頭了。”

自青少年起，他就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追求“充實而有光輝的人生”。在1917年目睹南北戰(zhàn)爭之禍后，他曾寫作《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并自費印刷散發(fā)，呼吁制止軍閥內(nèi)戰(zhàn)。此等氣魄雄心何其令人感動！

回憶當年“朝會”情形，他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臺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精神振奮，且有眾睡而我獨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會責任之重大。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剎那，抑揚朝氣，錘煉心志。”此等人格精神何其令人神往！

梁漱溟對生命抱有真誠和溫貼的態(tài)度，積極樂觀地踐行自己的信念，矢志不移，至死不渝。無論是投身社會改造運動，還是在歷次政治事件中，更不用說在其著作中，他都活出了一種儒家的生命氣象。尤其可貴的是那種“擔道”精神，那種以一己之心為天下之心、以一己之命為天下之命的懷抱，這使他的人生與中國聯(lián)系起來，也使他一生的兩個問題融為一體。這本身就是中國傳統(tǒng)中“修齊治平”式生命政治邏輯的回光返照吧。

梁漱溟始終保持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這在那個時代實在難得，也是繼續(xù)思考中國問題的后人首要繼承的態(tài)度。對我們而言，始終保持中國文明的主體性是首要的，但同時，我們需要對西方文明傳統(tǒng)具有更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如此才能通過重建自身而迎來中國文化的復(fù)興。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美國學(xué)者艾愷采訪時說：“我寫的書最重要的一本叫《人心與人生》。”該書系梁先生晚年寫成，可謂一生思想總結(jié)。艾愷問：“你算一個圣人嗎？”梁先生答：“我所懂得的，圣人不是平常人。圣人說話行事跟其他人不大兩樣，可實際上他那個生命、他那個人格，已經(jīng)完全超過普通人了。”他說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而非圣人，如果與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樣，那就是他遠遠地望見了，在霧中不十分清晰地望見了孔子和王陽明是怎么回事。

在一篇題為《談樂天知命》的短文中，梁漱溟先生說：“一切禍福、榮辱、得失之來完全接受，不疑訝，不駭異，不怨不尤。”“隨感而應(yīng)，行乎其所當行；過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這種人生境界，是最值得我們品味和向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