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度的家長主義（Soft paternalism）

如果根據傳統(tǒng)經濟學的簡單分析，人們是有充分理性的，也具有有關的知識，所做出的選擇，是在有關約束條件下，把其效用極大化的。除非有像壟斷力量、外部成本（如污染）等造成市場失誤的因素，市場的自動調節(jié)，“如水之向下”，自然會使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除非讓一些人的情況變壞，不能讓任何人的情況變好的效率最高的情形）。因此，除了可能需要適當的財富重分配，政府完全不需要干預人們的選擇。

不過，根據心理學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人們的決策既受信息不充分的影響，又有很大的不理性的成分。（詳見Kahneman，2011）若然，是否應該讓政府來實行中央計劃，才能夠達到最優(yōu)呢？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已經證實這多數會更加糟糕。市場有失誤，中央計劃未必更好。我們應該避免傳說中類似于羅馬皇帝的失誤。這個傳說中的羅馬皇帝，要選出全國最好的歌手，在全國比賽，得出最后兩個最好的歌手后，要通過殿試，由皇帝親自御定哪一位應該獲獎。皇帝聽完第一位歌手唱完后，馬上把獎牌賜給還沒有試唱的第二位歌手。怎么知道第二位歌手（中央計劃/政府干預）不是更加糟糕呢？

像世界上許多事情一樣，在市場與政府干預之間的選擇，最好的不是全黑，也不是全白，而是適度的黑白相間，中庸之道。市場調節(jié)能夠大致有效，沒有重大失誤的地方（多數情形），由市場調節(jié)；市場有重大失誤的地方，例如環(huán)境的嚴重破壞，食品安全問題等，必須由政府補充。政府如果還是做得不好，則必須設法改進，總不能夠等死！除了極端右翼的無政府主義者，絕大多數經濟學者都會同意這種中庸之道。然而，對于一些理性不足的選擇，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則還沒有很一致的看法。筆者的看法依然是中庸之道。

首先，政府在這方面的干預，不能夠太細，不可以對人們指手畫腳。這不但會增加行政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影響人們的自由。自由對快樂有很大的正作用。即使人們的決策是錯的，政府的決策是對的，政府也不可以在私人決策范圍取代私人。即使短期看來是改進的，對自由的影響，長期而言，多數會是災難性的。經過反右、大躍進與文化革命這三大災難洗禮的中國人民，對自由的重要性應該有更加深刻的體會。

當人們的決策有相當程度的失誤，后果又相當嚴重時，政府雖然還是應該避免使用粗暴的手，但卻可以考慮采取“輕推”（nudge）的方法。Thaler & Sunstein于2008／2009年發(fā)表的書，就以Nudge為名，論述如何用輕度的家長主義或符合自由的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方法，鼓勵人們作出更加適合的決策。其中一項建議是要求廠商給消費者的合同必須簡單與容易理解?，F(xiàn)在的絕大多數合同，不但長篇細字，內容也很難讀通，使多數消費者（包括筆者在內）連看也不看。（參見Sunstein，2011）

一項在西方國家很成功的輕推政策，在中國可能不需要，但可以參考其原則，用在其他方面。多數西方國家，人民的儲蓄率很低，多數國家實行以低稅率鼓勵（甚至用強制要求）人們在養(yǎng)老金賬戶存錢的政策。美國國會的極右的保守派與左傾的自由派（liberals）聯(lián)手通過“明天儲蓄多一些”（save more tomorrow）的輕推政策。這方案不要求人們馬上增加儲蓄，因為這樣人們比較難接受。它要求當將來薪水增加時，自動開始增加儲蓄。由于不需要馬上減少消費，人們比較能夠接受。

除了美國，包括英國與南韓在內的一些國家都接受了輕度家長主義的政策。英國政府成立了一個小組，應用行為科學來幫助政府。這小組的正式名稱是“行為洞見隊”，但人們稱其“輕推隊”。Richard Thaler教授是這“輕推隊”的顧問。

許多國家讓人們在駕車執(zhí)照上選擇關于意外死亡時人體器官的捐贈。有些國家是采用“選擇參加”的方式，一個人只有簽名填寫愿意捐贈，意外死亡后才可以采用其器官；有些國家是采用“選擇不參加”的方式，一個人如果沒有簽名填寫不愿意捐贈，意外死亡后就可以采用其器官。換句話說，有些國家的默認選項是不捐贈；有些國家的默認選項是捐贈。人們完全可以選擇任何一個。然而，絕大多數人是根據默認選項，很少人選擇填寫與默認選項相反的選擇。因此，類似文化的國家，由于默認選項的不同，愿意捐贈的百分比差別很大，例如在瑞典是86%，奧地利是接近100%，而在德國是12%，丹麥是4%。（詳見Johnson&Goldstein，2003）

絕大多數人并不強烈反對捐贈，但也很少人強烈要求捐贈。因此就隨默認選項，沒有采取填寫與默認選項不同的選擇。不過，所有國家都很缺乏可以救人命的器官。因此，絕對應該把默認選項定為捐贈，以增加人體器官的供應。為何很多國家還沒有這么做，這是筆者很不理解的。只要有足夠的保障，不讓人還沒有死，就盜取器官，捐贈肯定是正確的選項。既然已經死了，能夠救活他人，不是很好嗎？在澳大利亞并沒有在駕車執(zhí)照上讓人們選擇，而其默認選項是不捐贈。筆者雖然強烈支持捐贈，但由于時間、拖延等原因，也等到約十多年前才做了器官捐贈注冊。其實，不必在駕車執(zhí)照上填寫，所有國家應該采用所有人的默認選項都是捐贈。你不愿意，可以填寫選擇退出或不捐贈。你沒有填寫，就假定同意。這肯定是正確的做法。

不只是在器官的捐贈上，在其他所有選項上，如果有一個是專家與具有相關知識的多數人都同意是正確的選項，都應該在所有情形，盡量讓它們成為默認選項。例如，全谷面包比白面包健康，衛(wèi)生部應該規(guī)定，除非條件真的不允許，在公共食堂，尤其是學校食堂，應該供應全谷面包，并且把全谷面包列為默認選項。人們如果只是說要買面包，必須提供全谷面包，明言要白面包，才可以提供白面包。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fā)展，已經到了必須以對提高人民的快樂的重視，替代對經濟方面的數量的重視的時刻。快樂問題牽涉很多因素。筆者提出的“環(huán)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只是作為國家成功的主要指標。希望中國不但能夠繼續(xù)發(fā)展，人民也能夠提高快樂水平。關于改革與發(fā)展方向與話語的討論，只是繼續(xù)向前走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