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不能抽象地如諾斯所說代議制民主有利于經濟發(fā)展一樣，簡單地把經濟問題歸結為民主制度也不對。然而，如果深入到民主印度的內部，就特別能理解印度式民主對經濟發(fā)展的負面影響了，就不會再相信“民主是印度最大的福利”之類的神話了。要知道，印度的代議制民主不是英國的代議制民主，也不是美國的代議制民主。對于印度政治體制的問題，黃亞生教授也承認，只不過因信仰的“遺漏偏差”而輕描淡寫，而且前景還很難樂觀。他這樣說：

多年來，印度政治體制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少數城市精英壟斷了政府決策過程。這是由印度廣大農村地區(qū)長期以來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統(tǒng)治的原因所導致的。民主制度現在也被引入印度農村地區(qū)。這個進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經濟起飛的時代實施的。1992年，印度通過修改憲法和推廣鄉(xiāng)村自治的方式推進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長老會”，即由五位高級種姓的村社長者組成一個鄉(xiāng)村自治性質的治理機構。在不遠的將來，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將極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質量，幫助印度克服腐敗。

難道印度的政治問題真的就這么簡單？既然黃亞生教授10年來一以貫之地迷信印度民主之于經濟增長的關系，那么我們就多談談印度民主。③

筆者曾這樣說過，正如存在過經濟學上的“印度式增長”一樣，政治學上也應該有一個“印度式民主”，“印度式民主”就是有結社—表達自由而無決策—執(zhí)行權威，結果是無效的治理。“印度式民主”應該和“無效的民主”劃等號。那么，印度的“無效的民主”是怎么形成的？印度的無效治理根源于其“印度民情的公民社會”。印度特色的公民社會即建立在族群之上的政黨組織非常發(fā)達，族群性政黨組織就是構成印度公民社會的基本單元。這就是印度的“民情”。這也就意味著，印度的公民社會必然呈現分裂的碎片化特征。

統(tǒng)計印度到底有多少政黨是一個數學難題，大概應在2000個以上。在2009年全國選舉中，參加選舉的政黨數有1000多個，創(chuàng)歷史最高記錄，其中全國性政黨只有6個，邦一級的42個，其他則均為地方性族群政黨。在參加選舉的1000多個政黨中，絕大多數政黨的執(zhí)政綱領都是族群利益，是典型的族群型政黨。因為政黨的族群性和小范圍的地方性，影響力往往只限于范圍有限的地區(qū)。

族群政黨與選民之間是典型的恩主庇護關系。庇護主義是一種將國家與社會聯系起來的政治關系，其核心含義是統(tǒng)治集團或精英通過為特定社會階層提供好處的辦法來換取他們的支持、忠誠或默認。這種“民情”下的治理績效如何呢？筆者歸納出以下三個方面：

下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