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報：很多時候，一個地方或者一座城市與一位作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比如赫拉巴爾和他的捷克小城，比如莫言和他的高密。而你在《臉之書》中寫了那么多臺北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也有不少對這個城市的描述，你怎么看待你和臺北的關(guān)系？

駱以軍：對我來講，臺北很像是在陰陽界、換日線。到了我這個年紀，我的左眼看著過去右眼看著未來。左眼看的和朱天心、本雅明他們比較類似，我在永和長大，那里不是大城市，小時候沒有那么多高樓大廈，大家擠公車。那里有日本留下的規(guī)劃得不怎么好的小巷弄、小棟房，擠在一起像迷宮像十二指腸，發(fā)生火災(zāi)時消防車都進不去。我從三十八九歲住到臺北市區(qū)，租房子，家很小，書房亂得完全沒有風水，沒辦法寫稿。十年來我寫稿都是打游擊戰(zhàn)，背個書包，里面裝著紙和筆，我有能力專心地進入寫作狀態(tài)，旁邊再吵，我都能寫。

我重翻《臉之書》，會覺得里面的很多篇都像是在做很純粹的小說的發(fā)動，它像我自己的一個練功譜。如果有晚輩看到這本書，里面有很多個兩千字三千字，已經(jīng)是一部短篇小說的發(fā)動，可是我不把它發(fā)動完，點到為止。

讀書報：《臉之書》里那篇《丟棄難》讓我印象深刻，文章中記錄的那位前輩作家，向你講述他到各地活動時對如何處置收到的很多作者贈書深感為難，特別是你在文章中那個關(guān)于來自大街小巷彼此無關(guān)的書嘩啦啦飛進一個異地人的旅館房間的意象。面對互聯(lián)網(wǎng)上海量的文字，面對誠品書店里滿坑滿谷的新書，作為作家，你是否有過寫作上的幻滅感？

駱以軍：那篇里那位前輩作家就是寫張大春啊，他特別逗。臺灣印刻出版公司的老板初安民有一次跟我講，他決不讓作者去看他存書的倉庫。那些作者以為他們的作品都放在大書店里，實際上大批的書堆在倉庫，真實的結(jié)局是被壓成紙漿。我光聽到就覺得死也不要去看，那會讓我瞬間崩潰，再也不想寫了。大約十五年前，我去敦南誠品，那時我已經(jīng)出了三本書。去誠品翻翻，不止是我剛出了兩個禮拜的一本書那里沒有，整個誠品的書架上也沒有我任何一本書，可是我已經(jīng)為此寫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