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年，改制無數，“科舉”被廢大概是讓遺老遺少們最為糟心的一件大事，那些殘留鄉(xiāng)間懵懂憨癡的老童生，從當年頗受尊敬的人中龍鳳，搖身一變成了下崗待業(yè)的收容對象。他們就像長在現代國家肌體上的膿血毒瘤，似乎人人都有份兒變身外科醫(yī)生揮刀斬除。今人蔑視科舉略顯得有些幸災樂禍，搭上過科舉末班車的人倒是很實際，他們總覺科舉是窮人謀生的手段，不走死求功名這條路難免讓人看不起，寒門中舉是榮耀門楣的大事，父輩不識字兒輩卻有機會登堂入室，所以不好輕易啐罵科舉害人。
“科舉”挨罵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今人不了解考試規(guī)則，遂把“八股文”誤當作科舉的全部一律罵倒批臭。以為那些駝背縮腮，面目可憎的考生不過是一幫只會引經據典的迂腐書蟲。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明清以來的科考至少舉行三場，第一場第二場鐵定要考《四書》《五經》，不挨塾師幾頓板子脫掉幾層嫩皮算你有種，若年年趕考，一輩子窩在童生的圈子里，真真容易把人逼成呆子，變瘋自殘也不罕見。不過別忘了科舉考試還有第三場“策問”，這場涉及兵、農、刑、禮、吏治、河防、工賑，完全是聰明人擺弄的學問。如果析分出來，很像現在大學里的?？瓶荚?，考的是“經濟史”“法律史”“邊疆民族史”“思想史”之類的話題。
與須死記硬背的頭場二場相比，這場出題有點像體操比賽的自選動作，要是僅靠那八股模仿秀的死功夫不大容易蒙混過關。即使到了殿試一級，皇帝也會特意強調不要一意揣摩古人文字，鼓勵說出心里話，順治年間到了皇帝面試的一級就規(guī)定策論不限長短，不得故意拘泥舊式用套話官話敷衍，要求直陳胸臆，無所隱瞞。乾隆以前，第二場還有所謂表、誥、判等內容，表、誥模仿的是臣民上書皇帝或模擬皇帝下詔令議事，意思是測驗考生站在不同方位處理政事是否允當，“判”就像現在的法律案例解讀，列出幾條案子考考法律知識和斷案水準，幾乎條條應對都要求切近實用，不說空話。如果再加上策論的部分，考生就如被擺上地方官員的位子處置公務，臨場應變所要求的機敏迅捷絕非現在考生所能想像。乾隆之后雖取消了誥、表、判的測試，策論部分的發(fā)揮仍有相當難度，想靠花拳繡腿的虛詞俗套蒙混過關絕無可能。
人們把“科舉”與八股直接掛鉤也不是沒有理由，大致是因為八股文寫作設置在頭場和二場，頭場二場不過，你就是滿紙寫出天花亂墜的治世奇想也是白搭，于是大家紛紛在八股文上比拼較勁，可遇到聰明人，這請君入甕式的八股研習立刻就會變成束縛心靈的雞肋，他們痛苦的是在考試策論之前還要背上一段格式嚴苛拘泥古板的經書文字，摹寫一首矯揉造作的試帖詩，這是最虐心害人的事情，這部分通常稱作時文制藝。但罵科舉的人卻幾乎無人對“策論”的重要性提出質疑。
“策問”的結構一般是四到五問，第一問大都與“經學”歷史有關，相當于當今的“基礎學科”測試，有強調“經”是立身之本的意思，這部分考的還是刻板記誦的死功夫，與第一二場的內容有交叉重疊的地方，目的是摸摸考生文獻學的根柢。從第二問起考生自由發(fā)揮的余地開始增加。提問大多涉及制度史演變，例如中央官制沿革、官吏選拔考課之法。甚至會出現“何謂‘循吏’？”這樣很難用只言片語回答的題目。第三問常問及地方治理問題，水利海塘如何整治也會安排在這部分提及。第四問包涵歷史地理沿革的辨析或者是各類倉儲積粟之法的議論，我曾看到有一題要求結合現實分析古代農書《齊民要術》和《農桑輯要》，有點像是在考經濟學知識。考卷中如有第五問會涉及兵事和海防等議題。策問還會考慮到地區(qū)性的狀況，如江南的試題就會集中問及海塘工程沿革和漕運的利弊。道光年間海寧鄉(xiāng)試的一道題曾專門討論明代治河名家潘季馴的治水著作《河防一覽議》，以及相關的多篇治河策的討論。我看到一則有關“幣制”的考題竟然細致地問到錢“幣”用字從唐朝的隸、篆向宋代草、行書轉變后如何換算這樣的專門話題。
“策問”題目的字數一般都較長，不像現在高考的標題只有一兩行，往往是考官發(fā)表一種見解，由考生驗證或反駁。道光元年海寧的鄉(xiāng)試卷子中有一條討論“保甲”的題目，從周代保甲創(chuàng)立開始談起，一直講到明代的保甲制度沿革，儼然就是一篇“保甲史”?？脊俚奶釂栆埠芗舛?，一是問宋代王安石力行保甲，百姓多覺不便，經司馬光上疏廢止，可為什么明代王守仁在江西實行起來卻卓有成效？二是問：城市鄉(xiāng)鎮(zhèn)人口聚居稠密，容易稽查，可那些山谷密林零敲碎打的地塊，和隱秘偏遠的寺庵居所如何巡查？對于密布客家棚民的蕭疏地界，或者針對來往飄忽的商船漁戶，保甲如何發(fā)揮編查的功用。提問結尾處不忘提醒說考生們來自田間，可以憑借各自的切實經驗從容應對。
要準確回答策問中的內容，確實需要廣博的知識儲備和人生閱歷，不是光憑死記硬背的笨功夫就能搞定，那些習于記誦模仿的考生自然不會樂意接觸。為迎合此種心理，科場中就會相應發(fā)明出一些逃避策問的偷懶辦法，以減少考試難度。翻看曾任安徽大學堂總教習的姚永概所寫的《慎宜軒日記》，里面有一條記載稱，他的兄弟一次參加科考，居然發(fā)現試卷中只有詩賦一題，沒有策論題。更加奇葩的是策論居然可以隨意改為詩賦，如詩賦還是做不出來，隨意改作一首詩也可湊合交卷。姚永概不禁大罵起來，說策論是有用之文，詩賦是無用之文，輕策論卻重詩賦，世態(tài)如此卑鄙下流，士風日下識見淺薄也就可想而知。
應對策問既然要具備相當淵博的見識，那么除八股制藝的訓練外，考生這部分的知識從何獲取呢？從當事人的經歷看，一條途徑是在少兒的啟蒙家教中有意進行灌輸，姚永概的父親就強調須于農田水利上講究一番，開具的書目中分地理（天文附）、兵鹽、漕河、水利、農田、度支、禮樂、洋務數門，督促逐一細究。其實，儒者一直不回避研習日常俗事，一種說法叫做“習農業(yè)而無農心”，每天忙忙叨叨處理俗務還能守著心底那澹然純凈的道德氣象才是真君子。
正因策問有利于實用，所以清末科舉首先就從顛倒考試場序入手變革，最著名的一個舉措是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發(fā)出“江楚會奏三疏”。第一疏中就提出頭場考試考中國政治、史事，稱之為博學；二場考各國政治、地理、農工、武備、算學，名曰通才；這兩部分考試內容相當于科舉中的“策問”，一般都放在第三場，奏疏中卻請求置于頭場和二場，最傳統的根本之學四書五經被挪到第三場，稱之為純正。道德根器之學與經世學問被完全倒置，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處于可有可無的位置。
江楚三疏發(fā)出后，在底層士紳中立刻得到了響應，同時也有所動作。比如一份日記記錄著這年八月湖北黃安的童生朱峙三去私塾上課，塾師突然宣布不做八股文，改做“義論”，講求時務，我猜塾師說的“義論”大致相當于“策問”類的題目。這天塾師出題叫“練兵論”。此人據說喜讀新書，思想新銳，就在幾天前還出過《中國易于富強論》這樣的時髦題目。更有如下新式策問曰：中國欠西洋款項四十年才能還清，你有何辦法？此問法有點像電視劇中狄仁杰問助手元方：“你怎么看？”。有點讓人吃驚的是，這名草根塾師居然還能拋出如下相當先鋒的問題：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的區(qū)別何在？可見戊戌六君子被殺雖只有六年，當年君主民主之議卻已如潛藏的地下之火，在底層塾師的意識中蔓延開來。不過，在鄉(xiāng)里民間，對時事策問考試的抵制一直存在，縣級考試出題凡涉時務時，往往就有大批學生罷考。
要在策問里填充進現代知識，光靠科舉系統內部的變通改制顯然不夠，以日本為師遂成時髦的進學捷徑。那時清廷還沒明令開設學堂，各省都是自行發(fā)動，地方官也是不理不睬，聽之任之。私塾改為學堂最缺乏的就是教師，塾師的知識結構太舊，對算學理工政法這些新學問茫然無知，最簡捷的辦法一是請外教，二是直接派青年赴鄰近日本留學，歸國后再教學堂，這個時期小學堂大多喜歡聘請日本教習，原來熱衷科舉的家族也愿意把孩子送往日本做短期培訓，其中不乏速成的功利考量。去日本讀速成師范和法政科目的學生居多，一般是公費捐款和自費留洋二種自選其一。如安徽某地赴日學生就以捐款公費二成，自費一成的比例獲得資助，條件是學成歸國后須給家鄉(xiāng)服務三年。
由于赴日學生太多，日本人也逐漸做起了騙錢的生意，據包天笑的回憶，速成師范不管學的程度如何文憑照發(fā)，一年就可畢業(yè)，回國即可混個小學教師資格騙吃騙喝。還有的更極端，對不懂日語的國人，日人一律遷就，干脆雇來口譯人員，老師一面講解，譯員就站在一旁解說，更過分的是，居然有的日本教員還負責把日文教材直接翻譯成中文供留學生閱讀，這些海歸回國后日語會奇爛到何種程度可想而知。
從日本歸來的速成師范生經常笑話迭出，有學問裝的半瓶子醋，就敢上臺東拉西扯，全靠在日本偷來的遺聞逸事吹牛媚眾?？h級師范班中的教習只認片假名、平假名，日文程度淺顯的驚人，有一位堂長在東京只學了半年就敢上臺肆意亂說。時人覺得日本近代文化本來就販自歐美，再經一道轉手，國人全成了三道販子，對販賣貨色的純度頓生疑問。怪不得當時的試卷會出現這樣的質疑：游學日本學生、上海學生個個猖狂放蕩，不為人表率，不勤治學問，這樣的學生可靠嗎？若不廢科舉，恐自強無望，若不懲學生，卻又有自由放任的弊端，到底應該怎么辦？
科舉被廢，教私塾的先生數量太大，又不能聽任其下崗失業(yè)。于是各地紛紛辦起了“師范傳習所”，聘任留日學生給這些老冬烘授課，舊塾師經短期回爐培訓后匆匆出任小學師范教員，算是暫時可以謀生，這就鬧出了不少笑話。臺下常常坐著若干白發(fā)蒼蒼的老者，臺上卻站著個二十郎當歲的小青年，有的出國前還曾是臺下某位老塾師的學生，回來一轉眼就成了老師的師傅。這些“學生”比這些小老師年歲要長上一輩甚至兩輩。在鄉(xiāng)里要喊他公公的，底下沒準還坐著姻親中的尊長，世誼中的父執(zhí)，這類師生尊卑顛倒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包天笑回憶，有一位青年看了一張傳習所報名的單子，搖頭道：“我不能教！”問他原因，原來里面有一位是教過他的老師，此青年太過頑劣，被此老打過手心，而今卻反過來教他，面對面太覺難堪。沒辦法，只好把這老先生調到別的講習所才作罷。最有趣的是，這些老學員還把向來常不離手的小茶壺和水煙袋也帶到課堂里來，聽得興起還要不時喝茶潤喉，搖頭晃腦，點頭稱是，或者干脆劃著一根火柴呼嚕呼嚕地吸起水煙來。
科舉即廢，基層教育難免陷入新舊雜糅的困境，在安徽辦學堂的姚永概深知此敝，提出分流辦學的思路，他主張一部分高等學堂招收有舊學根柢之人，讓他們盡量多學西文和普通科學，因為無須擔憂他們的國學基礎不牢，良莠不分。發(fā)蒙階段的小學堂應招收年齡小的學員，特重倫理道德根基的培養(yǎng)，同時兼顧研習算學、體操和音樂。但這一思路無法改變近世中國人文教育滑坡的終極命運，府州縣中學太偏于西學理工，國文素養(yǎng)持續(xù)走低，大學堂學生中文優(yōu)秀者也寥寥無幾。國文考試時經常搜出夾帶者，學生也并不以為恥。姚永概已洞察到學堂學生的心理變化，覺得他們戾氣囂張，藐視師長的行為隨處可見，最終導致他憤而辭職。他在給侄子的一封信中寫道：士大夫搞舊學應開通，玩新學應守法。大意是指迷戀新學者膚淺躁妄，很難打好學問的根基。
若比較科舉和新學教育，我還是覺得科舉三場考試兼顧的是道德人文與經世致用的均衡，其學問導向甚為妥帖，現代教育則一味追求實用，而沒有人文的根基做底盤，養(yǎng)出的人才自然難免步入偏頗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