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遷就少數(shù)族群思潮的誤區(qū)。潛在風險更大的是，某些影響頗大的思潮不是鼓勵外來移民和少數(shù)民族群體認同中國主流，通過融入中國主流社會以贏得發(fā)展空間，而是抵制認同中國主流，抵制融入中國主流社會，為此而漠視總體上人口更多的東道國本土主體民族的權益，壓制其自由，以遷就少數(shù)族群，甚至實質上主張取消外來移民和少數(shù)民族群體承擔任何效忠國家的義務，國家卻必須無窮無盡地給予其格外優(yōu)厚的待遇。無論是在現(xiàn)實問題還是在歷史問題上，都不難看到這種思潮的影響。

南宋末年，阿拉伯后裔蒲壽庚擔任泉州市舶司提舉、閩廣招撫使等高官多年，宋王朝政府對待他不可不謂優(yōu)厚，他卻在元軍進逼時屠殺南宋宗室、官兵和士大夫向元軍投降，從而理所當然受到中國正統(tǒng)史書的譴責，明朝政權也對其后裔給予了禁止入仕的嚴厲懲處。但到了當前某些研究回民、穆斯林的學者筆下，卻出現(xiàn)了這樣為蒲壽庚辯護的言辭：“對蒲壽庚，后人記載多致微詞，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對他叛宋降元的指責，因為這違反了中國忠君、報國的傳統(tǒng)。但從歷史角度來看，蒲壽庚雖在宋朝為官，但畢竟也屬經(jīng)商的‘蕃人’。商人有商人的價值觀，僑民有僑民的處境，不應該要求他一定要忠于某一個皇帝或某一個朝代。”這種言論完全無視一個基本事實：即蒲壽庚當時已經(jīng)不僅僅是僑民商人，而是已經(jīng)擔任南宋王朝高級官員多年，因此理當承擔效忠南宋國家及其君主、政府的義務。為其推卸責任，其實質就是主張中國必須給穆斯林想得到的一切優(yōu)惠和特權，但穆斯林無須向中國承擔起碼的責任義務。抱有如此歷史觀念的個人與群體，對待現(xiàn)實中的效忠國家、遵守國家法規(guī)、民族和諧等義務，他們又會如何表現(xiàn)？

對當前的在華外國人違法犯罪等問題，中國社會上也不乏打著種種旗號盲目為其辯解者，有些辯解已經(jīng)完全打破了人類社會的文明底線。

某些個人、群體和機構的政治私利動機。某些個人、群體和機構的政治私利動機也在削弱中國社會抑制移民挑戰(zhàn)的機制，甚至在激勵、教唆外來移民挑戰(zhàn)中國社會。在香港外傭居港權之爭中，泛民陣營之所以支持外傭取得居港權，重要目的之一是企圖藉此取得這幾十萬人的“鐵票”，以便在未來的香港選舉政治中立于不敗之地。同樣是為了政治私利，托派組織“社會主義行動”香港支部及其實際領導人梁國雄一貫教唆組織滯留香港的南亞、北非流民鬧事，要求取得“政治難民”身份，并提高對其經(jīng)濟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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