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jié)語：商鞅法治的局限性與時代意義

毫無諱言，商鞅的法治，是有很大弊病的法治，與當下人們通常以西方現(xiàn)代標準來衡量的法治有相當大的差距。這表現(xiàn)為：第一，時代的局限。酷刑幾乎為近代之前的世界通病。近至明清兩朝，其刑罰之酷烈（如明之剝?nèi)似ぁ⑶逯柽t處死）甚至超過商鞅；法自君出，為后來的君主濫權(quán)變?yōu)閷Ｖ崎_了一個大缺口。第二，商鞅之過。商鞅發(fā)明的一家犯法十家連帶治罪、不告奸者腰斬、輕罪重刑、愚民等是惡法，被后世許多學者嚴詞批判為“對后來歷代反動統(tǒng)治者實行暴政虐民有重大影響”，“對歷代反動統(tǒng)治者實行法西斯特務統(tǒng)治奠定了基礎”。⑥第三，雖有利民愛民之說，但不徹底，無民本思想，是為君權(quán)服務的工具。雖然在《定分》篇中提出了“誰之兔”的權(quán)利命題，但沒有通過法律明確規(guī)定對百姓個人政治、經(jīng)濟、人身權(quán)利的保護（這是整個中國思想界之弊而非僅商鞅之弊）。第四，方法極端。主張法治有理，但燔燒詩書，行思想專制，把法與道德、法與文教對立則是極端了；重農(nóng)有理，打擊游手好閑有理，主張務實有理，但因此排斥商人、藝人、士人、手工匠人就是極端。

但若簡單把秦亡歸于商鞅之法治⑦，就又把商鞅法治的弊病夸大了。秦之亡與商鞅法治沒有邏輯聯(lián)系；相反，恰恰是秦后期違反了商鞅法治的許多重大原則，才導致了秦的速亡。這表現(xiàn)在：第一，商鞅主張治不聽君、民不聽官、一切皆按法辦事，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但秦始皇太過有為，行使一切權(quán)力，獨斷專行，事事決斷。史載秦始皇“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曰縣石之一”（《漢書·刑法志》），而這一現(xiàn)象恰恰是商鞅早就指出的“亂則君斷”的亂政亡國之癥。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也是秦始皇違法的表現(xiàn)。秦孝公時代是準許朝庭公議的，官員在朝庭時表達不同看法也是合法的，當年的甘龍和杜摯雖然反對變法，但因是公議，并沒有因此而受到任何處罰。秦的刑罰很多，但也沒有所謂的“坑”刑。第二，秦的滅亡與趙高、秦二世、李斯三人直接有關。趙高、秦二世、李斯三人分別從自己的一己私利考慮，搞陰謀詭計，篡改秦始皇的詔令，使得秦始皇死后僅僅幾年秦帝國就土崩瓦解了。西漢政治家桑弦羊曾指出，“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后卒并六國而成帝業(yè)，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⑧第三，商鞅指出，君主應當為天下治天下，不能以私害公，法治當愛民利民，而秦修長城、修馳道等，雖有部分為公的考慮，但動用幾十萬人歷時數(shù)年大修阿房宮和陵墓，就是典型的以私害公、害民苦民了。第四，商鞅主張法治要因循而治，但秦王朝把秦國時的法律照搬到秦帝國，沒能適應從秦王國到秦帝國的轉(zhuǎn)變。因此，明史學家馮覲指出：“秦之亡，不亡以商君，而亡于背商君之法。”⑨呂思勉談秦亡天下原因時說，“秦有天下，遂行商君之政而不改，非法家本意也”。⑩也有學者認為，“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最高統(tǒng)治者對法家以法治國這一治國方略的理解流于表面和形式，對法家以法治國的方略生搬硬套，而沒有真正領略、把握與貫徹法家以法治國方略的基本精神”。11

實踐和歷史是偉大的評判者。第一，在權(quán)與法方面，商鞅時期做到了對君權(quán)一定程度的約束，歷史上無秦孝公亂法的記載。第二，在官與法方面，商鞅的法治比較好地治理了秦國的官吏體系，基本做到了廉潔高效，荀子到秦國考察時曾贊揚到：“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楉，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通明而公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shù)也”（《荀子·疆國》），這個評價是相當高的。第三，在法與民方面，商鞅的法治大大提高了農(nóng)民的地位，擴大了他們的利益。秦民從一開始反對，從變法言不便改變?yōu)槭旰笱苑ū悖瑥囊婚_始民苦之，到后來的“百姓便之”乃至后期“民以殷盛，百姓樂用”、“秦民大悅”。第四，在法律平等方面，《戰(zhàn)國策·秦策一》有記載：“商鞅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開了中國法治的先河，至今也是極為寶貴的案例。第五，在法官獨立和法治教化方面，商鞅時期的法治也有很高水平。據(jù)《戰(zhàn)國策·秦策二》記載，當時商君的法治思想是深入秦國民間的，以至于“婦人嬰兒（小孩）皆言商鞅之法”。第六，最可貴的是商鞅政敵和批評者對商鞅法治的肯定。秦孝公的兒子受到商鞅之法的懲處，是商鞅的政敵，他在秦孝公死后繼承君位并公報私仇以酷刑處死商鞅，但對商鞅的法制基本保留，這是對商鞅法治的最大肯定。司馬遷對商鞅持批評態(tài)度，后人言：“自太史公之下，皆詆商子，故其學不顯”，“受惡名于秦，后之涉獵其書者，又復變本加厲，舍其所長而垢其所短”，12但司馬遷其實對商鞅的評價也相當高，說商鞅把秦國這樣一個“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的極其落后的國家，變成“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的國家（《史記·商君列傳》）。第七，在整體評價方面，李斯高度評價商鞅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史記·李斯列傳》）。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不能否定商鞅法治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