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就在于，如果說科學解決的是世界“是什么”的問題，那么，包括宗教在內的價值觀解決的卻是人類自身及其生活“應當是什么”的問題。所以，體現(xiàn)著人們生活目的的價值觀，是不可能完全被科學的世界觀所取代的，如同人們承認科學揭示人的生命短暫、必有一死的結論，但如何看待生死，如何對待生活，應當重視和追求什么，這些關于人生態(tài)度、方向和選擇的問題，卻只有價值觀才能回答。簡單地說，價值觀指向的是善、美、圣，世界觀指向的是真或真理，除非世界觀主要不是指的自然世界觀，而是人們日常的世界觀或社會世界觀。人們日常的世界觀或社會世界觀，也可以簡稱為社會觀，它處于總體性的世界觀與個人的人生觀之間，而人們的社會觀和人生觀，尤其是人的社會理想和個人的生活目標，往往既奠基于世界觀之上，又直接受著價值觀的影響和引導，它們的區(qū)分本來也是相對的。

與世界觀、社會觀和人生觀都是復雜的有機系統(tǒng)一樣，價值觀的構成也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并且具有內在的有機性和功能轉換的自主性，包括功利、道德、公正、審美、信仰等不同的層面。正如價值包括利益但不等于利益，價值觀也包括利益觀但不止是利益觀。價值觀有如一個金字塔，功利的考量處于低層次，在它上面的是道德和公正的政治觀，再往上是人的審美、精神信仰和自我實現(xiàn)等。因而，在“價值觀”這個現(xiàn)代概念尚未出現(xiàn)之前，它所指稱的內容早就出現(xiàn)于前人的生活活動中。從原始社會以來，人們就面臨著對自己的行為、相互關系和周圍世界及其各種事物的看法，取一定的親疏或褒貶態(tài)度，還有行動上的取舍，諸如重經(jīng)驗還是重超驗、重整體還是重個體、利己還是利他、真誠還是虛偽、節(jié)儉還是奢侈、應當還是不應當，等等，有時是非此即彼，有時則兼收并蓄，不一而足。

各民族文化的相通之處和相異之點，往往集中地體現(xiàn)在它們的價值觀上。如在重視社會整體利益、主張社會公正、倡導人際友善和互助、追求真善美等方面，不難發(fā)現(xiàn)各民族文化的相通之處。但是，它們的特點和差異也是明顯的，如有的主張等級制，有的則重視社會平等；有的強調人的善良，有的強調人的正直；有的重視家庭的重要性及其價值，有的則推崇宗教及人們的精神聯(lián)系。即使對于真善美的具體內容，不同民族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樣。這些差異無疑反映著各民族所處的自然歷史環(huán)境及生活經(jīng)歷的差異。如傳統(tǒng)的中國人重視家庭的親情與倫理，并引出“愛有等差”的原則；基督教則要求信徒愛他們共同的“天上的父”，人們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并經(jīng)由上帝之愛而愛一切人。只要認真考察這些觀念賴以形成的歷史條件，考察傳統(tǒng)中國人和猶太民族各自的特點和不同的遭遇，其實都不難給予合理的理解。

處于全球化和地方性互動的今天，我們在關注價值觀的民72族性的同時，顯然要重視價值觀的歷史性和時代性。價值觀是文化的和社會的，因而也是歷史的和時代的，一方面，價值觀的具體內容和形式受特定歷史條件和時代性質的規(guī)定，需要與時推移、革故鼎新；另一方面，各民族的價值觀其實大都蘊含著基于人性及自我意識的普遍性和豐富的可能性，問題只在于通過新的時代要求和生活實踐將其激發(fā)出來。一般而言，不同群體和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他們所處的自然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都是應對這種特殊的環(huán)境并支持自身發(fā)展的方式，本無所謂高下優(yōu)劣；但是，文化中所蘊含的價值與文明的因素，作為這個群體或民族的生存能力、智慧尤其是人文和人道精神的體現(xiàn)，又有一個不斷發(fā)展和提升的過程，因而也就有了自身歷時性的可比性和不同民族之間共時性的可比性，尤其是當他們從過去的相互疏離走向世界市場所要求的普遍交往的現(xiàn)時代。因而，對于民族文化而言，無論是否適應時代，都既不可能另起爐灶，也不可能簡單移植，需要的是歷史傳承和在此基礎上吸取異質性文化并加以創(chuàng)新；而對于文明或文明形態(tài)而言，則的確有一個提升或轉換的問題。就尚未現(xiàn)代化的民族和國家而言，他們要從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主導轉向現(xiàn)代工商文明主導；那些早就現(xiàn)代化的民族和國家，則要進一步走向生態(tài)文明。馬克思曾謂：在貴族統(tǒng)治時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概念是“榮譽”、“忠誠”等，而在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時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概念則是“自由”、“平等”等。73這一概括其實還說明，越是在傳統(tǒng)社會，人們的價值觀越是從屬于他們的共同體，表現(xiàn)為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這一點特別體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中；而越是進入現(xiàn)代社會，人們的價值觀越具有個體性，表現(xiàn)出每個人自己對人生與社會的理解和愿景。所以，自由平等的價值觀才會伴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在近代以來風靡整個世界。現(xiàn)代社會的價值觀在總體上呈現(xiàn)出多元化、相對化的特點。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現(xiàn)代人的價值觀各不相同，或者彼此抵牾。正如人們的人生觀和社會觀具有個體性與社會性或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兩重性，他們的價值觀也必定如此。在現(xiàn)代社會，人們社會的和公共的價值觀，既不等于所有個人價值觀的簡單相加，也決不會外在于或者否定個人的價值觀，而是對所有社會成員價值觀的最大包容與有機整合，從而為這些個人的理想與價值追求鋪展出廣闊的道路，因而能夠被他們所認同并共享。正因為如此，真正體現(xiàn)現(xiàn)時代精神的社會價值觀，才能真正發(fā)揮引領社會思潮、引導社會風氣、凝聚社會能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重大作用。從社會的角度看，這恰恰在于現(xiàn)代社會的市場經(jīng)濟、民主政治與法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所有社會成員自由平等的權利，尊重每個人對自己生活的自主選擇，而又為他們提供了自由平等地交往與合作的公共平臺。由于具體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tǒng)的差異，不同國度的社會價值觀或公共價值觀所主張和強調的內容，固然也會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或傾向，但這些不同的特點或傾向，既彰顯了他們各自歷史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使現(xiàn)代人類社會總體上呈現(xiàn)出文化的多樣性，又使得各民族得以在價值觀上和平競賽、相互借鑒和學習。這就是費孝通先生所期待的那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和“美美與共”的愿景。

這里需要說一下自由主義價值觀。政治上屬于左派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其考察和總結20世紀的重要著作《極端的年代》一書中指出：“多少年來，起碼在所謂的‘先進’或‘進步’中的地區(qū)，生活在19世紀的人，已經(jīng)將自由文明的進步視為理所當然。自由文明的價值觀，不信任獨裁；誓行憲政，經(jīng)由自由大選選出政府及代議議會以確保法治社會；主張一套眾所公認的國民權利，包括言論、出版及集會的自由。不論國家社會，均應知曉理性、公共辯論、教育、科學之價值，以及人類向善的天性（雖然不一定能夠完美）。”他總結了自由民主在20世紀的經(jīng)歷，認為它也許要再度進入一個其優(yōu)點不那么明顯的時期。他對“現(xiàn)實社會主義”的政治不民主和經(jīng)濟落后，也多有批評，并寄希望于正在開展的改革開放。在這部著作的最后部分，他寫道：“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帶來了巨大的經(jīng)濟科技變遷，這個過程已成為過去兩三百年人間的主調。……但是我們深深知道，至少有理由假定，這種現(xiàn)象不可能無限期永久繼續(xù)下去；未來，不是過去的無限延續(xù)。而且種種內外跡象已經(jīng)顯示，眼前我們已經(jīng)抵達一個歷史性危機的關鍵時刻?？萍冀?jīng)濟產(chǎn)生的力量，如今已經(jīng)巨大的足以毀滅環(huán)境，也就是人類生存所依的物質世界基礎。我們薪傳自人類過去的遺產(chǎn)，已遭融蝕；社會的結構本身，甚至包括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部分社會基石，正因此處在重大的毀滅轉折點上。我們的世界，既有從外炸裂的危險，也有從內引爆的可能。它非得改變不可。”74 是的，至少人類的價值觀應當更加合理和具有包容性。自由主義主張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在相應的社會條件才能達到最好的社會效果；自由主義的根本問題還不在這里，而在于自由至上主義者將個人自由視為“至上”的價值，不僅會與平等發(fā)生矛盾，還會將“仁愛”、“友愛”和社會生活所必須的“道德”置于邊緣地位，使社會關系疏離和意義感喪失，導致極端個人主義，特別在缺少宗教信仰和公共倫理意識的東方社會更會如此。

中國作為現(xiàn)代化的后發(fā)國家，在思想理論上也有一個后發(fā)的優(yōu)勢，這就是可以充分借鑒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驗教訓，不僅避免重走它們的彎路，而且可以借助它們思想文化的沖擊，使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得以刮垢磨光、激濁揚清，開顯出它以類相傳的真精神并發(fā)揚光大。所以，我們提出人類歷史開放的良性循環(huán)，不是說我們不必發(fā)展，只要原地坐等就可以獲得一切我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是說我們更要能動地全方位地打開自己，通過兼容并蓄、綜合創(chuàng)新而實現(xiàn)全面的發(fā)展。從全球化大趨勢看，越是隨著各民族之間交往的擴大和頻繁，各民族社會的價值觀就越會提升其開放性、包容性和普遍性，并在更高的歷史層面上生長出個性和特殊性。既順應世界潮流、遵循人類演進之通則，又發(fā)揚自己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作出我們獨特的貢獻，已是中國思想理論界之共識。我們提出的包括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既廣泛地吸取了世界文明特別是現(xiàn)代文明的核心內容，又繼承和創(chuàng)新了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因而不僅具有中國特色，對中國重建價值和走向現(xiàn)代文明秩序發(fā)揮重大的引導和激勵作用，也完全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足以構成我們的文化和價值自信。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當代文明秩序的構建”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09AZD007）

注釋

1 管子認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參見《管子·霸言》。

2 中國古漢語有“價”與“值”的詞匯，主要指物之價格的對等與相等，也有重要性的含義。

3 《柏拉圖全集》第1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535～536頁。此外，中國的《禮記·中庸》開篇即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之說。

4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4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第306頁。

5 ［德］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1卷，曹衛(wèi)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7頁。.

6 ［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韓水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宗白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8～18、45、121～151頁。

7 ［德］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下卷，羅達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927頁。

8 參見［美］羅爾斯：《社會整合和基本善》和［?。莅?shù)賮?middot;森、［美］伯納德·威廉姆斯：《超越功利主義》，梁捷、趙亞奎、王軍偉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67、170、182頁。

9 ［德］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上卷，第56～58、146～151、162、318～351、389～392；另參見［美］大衛(wèi)·福萊主編：《從亞里士多德到奧古斯丁》，馮俊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26～434頁。

10 11 12 ［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9、612、635，612，634～635頁。

13 14［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第24，134、136、137頁。

15 《論語·里仁》，《論語·述而》。

16 ［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93、294頁。

17  俗語所謂“知足常樂”，往往屬于流俗的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或意識到欲望過多會帶來痛苦的自我寬慰。其實，人的健康的文化心理根本上建筑在人的自力更生與人人平等的社會實踐和文明創(chuàng)造中。

18  轉引自鄧正來：《規(guī)則·秩序·無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第350頁。

19  這里所列舉的價值現(xiàn)象多半屬于現(xiàn)代社會生活，因而主要反映著現(xiàn)代人類生活的性狀。我們通過這些例子所要說明的只是價值屬于生活或生活世界，或者說價值現(xiàn)象就是特定的生活現(xiàn)象。

20 《亞里士多德選集：形而上學卷》，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8～109頁。

21《論語·陽貨》。

22 神學目的論在古希臘最早出現(xiàn)于希臘神話，后來由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提出并闡發(fā)，參見［德］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上卷，第75～79、110～112、136、174～179頁。在古代中國，神話傳說、殷商時期的“上帝崇拜”、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陰陽說”，特別是后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都蘊含著神學目的論思想。

23 《亞里士多德選集：形而上學卷》，第44、50、104頁。

24 趙汀陽：《論可能生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6頁。

25 早在古希臘最初的哲人那里，就有用“愛”與“恨”的矛盾對立說明自然界運動和變化的，后來更是用“愛”說明“完滿的存在”，這當然是對原始思維和神話思維的沿襲，也可以說屬于神學目的論，但實際上表明了古代哲人關于人與大自然的本體論關系及普遍存在的信念。

26 李德順：《價值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15～317頁。

27 《亞里士多德選集：形而上學卷》，第216～217頁。

28 29 30 32 ［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第8、9，18、71，28、35、141～142頁。

31 如伯林就認為價值是多元的且彼此沖突，不可能和諧相處，希望多元價值的和諧相處，是基于一元論本質主義。參見伯林：《自由論》，胡傳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48～54頁。

33 34［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論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8、9、11，14頁。

35［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71頁。

36 37 38［德］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58、83、91、92，81，60頁。

39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頁。

40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頁。

41 ［法］阿爾都塞：《保衛(wèi)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17～120頁。

42 每個人總是要死的，這合目的嗎？應當說，這符合人類整體生存與發(fā)展的目的，否則，地球上早就沒有后來人的立足之地了，但卻未必符合個人自己的目的，大概人都希望長生不老，只要不是生不如死。但現(xiàn)代人早已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就不以永遠活在世上為目的了。由此亦可知，人的目的的確立，不僅來自于人的需要、愿望和想像，還一定取決于自己的能力與理性。

43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3頁。

44 ［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下卷，韋卓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95頁。

45 ［德］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第105頁。

46 ［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133頁。

47 48 ［德］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第87、85～86頁。

49 《老子》第二章。

50 《莊子·逍遙游》。

51 《莊子·德充符》。

52 《莊子·大宗師》，《莊子·天地》，《莊子·則陽》。

53 《韓非子·解老篇》。

54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70頁。

55 ［德］黑格爾：《精神哲學》，楊祖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5頁。

56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168頁。

57 ［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第362～364頁。

58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33、303～306頁。

59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171頁。

60 ［美］希爾斯：《論傳統(tǒng)》，傅鏗、呂樂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0頁。

61 ［英］伯蘭特·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第164～198頁。

62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5頁。

63 ［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第39、42頁。

64 王陽明的“四句教”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65 ［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第49、51頁。

66 ［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第53、151、43、50頁。

67 ［德］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第85、86、87頁。

68 ［英］尼古拉斯·布寧：《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余紀元、王柯平、江怡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50頁。

69 ［法］柏格森：《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王作虹、成窮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6、258頁。

70 ［英］約翰·B·湯普森：《意識形態(tài)與現(xiàn)代文化》，高铦、文涓、高戈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8～9、11頁。

71 ［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7頁。

72 ［德］特洛爾奇：《基督教理論與現(xiàn)代》，劉小楓、朱雁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73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0頁。

74 ［英］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上卷，鄭明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208頁；《極端的年代》下卷，第560～599、686～740、863頁。

On Value and Values

—Deep Thoughts on the Current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rder

Zhang Shuguang

Abstract: A major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y is that "value" and "values" receive wide attention and play a critical role. On one hand, this i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which leads the commodity and currency to play an unprecedented role in people's lives that everyone must maintain and struggle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is because people are also dissatisfied with the arbitrary role of money and utilitarian values, and try to pursue social justice, humanity richness and clear meaning of life. Thus the "value" or "meaning", to some extent, become a general concept which can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good". Value and values are derived from and serve people's lives and practices in the world, modern value philosophy reveals the concepts of "should" and "purpose" contained in all kinds of value phenomenon and forms as well as their contradictory movement through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ir nature, so as to describe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new possibilities of human life, and help people reflect on their own value orientation, make the right value choices, live a better life and have a better future.

Keywords: value, values, life, practice, purpose

【作者簡介】

張曙光，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教授、博導，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實踐生存論、文化與價值的哲學研究。主要著作有《個體生命與現(xiàn)代歷史》、《現(xiàn)代性論域及其中國話語》、《民族信念與文化特征：民族精神的理論研究》（主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