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著眼于對構成東北亞動蕩三角關系的每對雙邊關系進行考察，并深入探究影響三國當前和未來關系的重要國內和雙邊關系因素，對我國應如何處理與日本、韓國的關系、維護東北亞穩(wěn)定提出政策建議。未來中日韓的關系只有在東北亞新秩序的構建中，在地區(qū)一體化進程中，在地區(qū)多邊主義框架下，三國協(xié)同發(fā)展，才能使“動蕩三角”向“穩(wěn)定三角”演化。
【關鍵詞】中日關系 中韓關系 日韓關系 東北亞秩序
【中圖分類號】D731 【文獻標識碼】A
中韓關系：發(fā)展與影響因素
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迅速發(fā)展從來都不是偶然，其中蘊含著基于共同利益的認知以及兩國政府的努力。21世紀以來，韓國的三位總統(tǒng)盧武鉉、李明博和樸槿惠分別采取了不同的對華政策，中國在韓國外交和戰(zhàn)略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在不同時期也存在差異。隨著兩國經濟日益融合，中韓關系的總方向朝著相互尊重、共同合作發(fā)展。2012年，韓國對中國的出口高出其日美出口總額的38%。①中國對韓國的出口如今已經超過對日出口額。2012年中韓貿易額創(chuàng)下2563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是建交初期的50倍。②在未來韓國實現經濟振興目標的過程中，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仍然不可或缺。
當然，雙邊關系也不是一帆風順，盡管兩國官方對彼此關系的定位很高，但從外交的實際互動中，包括朝核問題、貿易摩擦、海洋權益、歷史認知等問題產生的分歧看，“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不是內涵的實現，而是努力的目標。③盧武鉉時期，著力發(fā)展對華經濟與外交關系是其政策核心目標，韓國試圖扮演亞太地區(qū)中美關系間的平衡器角色。④拉近與中國的合作關系有助于發(fā)展前任金大中總統(tǒng)的“陽光政策”，加強對朝鮮的影響和接觸。⑤其政策集中在不違背中國對朝政策的情況下，通過經濟支持和改革主張的方式促進朝鮮的政治和戰(zhàn)略變化。
2007年保守的李明博政府執(zhí)政后，韓國開始逐漸拋棄陽光政策同時重新強化與美日的戰(zhàn)略關系，對中國的政策相對有所保留。李明博上臺后恢復了“戰(zhàn)略常態(tài)”，首訪美國、日本，然后訪華。2013年，樸槿惠總統(tǒng)執(zhí)政，在訪華期間，兩國領導人表示繼續(xù)保持密切聯系，深化戰(zhàn)略溝通，創(chuàng)建多層級合作交流機制，兩國關系增添了更多實質性內容。她對朝的“互信政治”一反其前任的強硬路線，與金大中“陽光政策”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兩國間的頻繁交流與互動使外交關系進一步深化，中韓兩國在金大中政府時期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伙伴關系”，盧武鉉時期建立了“中韓全面合作伙伴關系”，李明博時期中韓關系發(fā)展為“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
梳理本世紀以來中韓關系的發(fā)展脈絡，可以看到，雙邊關系正走向更加積極的軌道，這主要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中韓兩國正在經歷長時間的外交與戰(zhàn)略崛起，在國際和地區(qū)事務上的自信日益提升，雙方在地區(qū)和全球層面的接觸越來越多。援引美國高盛公司的表述，“中國是‘金磚四國’中的首要國家，而韓國是‘未來11國’中最發(fā)達的國家”。兩國關系也受益于中國提倡的國際關系民主化、加強與中等國家的接觸與支持上。
第二，中韓兩國都不把對方視為直接威脅。1993年，兩國關系正常化的第二年，僅有4%的韓國人認為中國是最具威脅性的國家，這個比例遠遠低于朝鮮與日本。⑥十多年后，民意調查顯示，僅有2%的韓國人認為中國是最具威脅性的國家，58%與32%的韓國人分別認為朝鮮與美國是最具威脅性的國家。⑦中國對韓國的戰(zhàn)略關注主要基于韓美同盟關系與中美關系。同樣，韓國對中國的戰(zhàn)略憂慮主要圍繞中朝關系。中國認為韓美同盟對中國的影響小于日美同盟，因為韓美同盟更多關注“雙邊議題”而日美同盟關注的議題涵蓋整個東亞地區(qū)。韓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美日存在差異，韓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qū)建立地區(qū)彈道導彈防御系統(tǒng)的態(tài)度就是這種影響的表現之一。另外，這預示著中韓關系將會影響韓日與韓美關系的發(fā)展。
最后，中韓在維持朝鮮半島穩(wěn)定方面有共同利益，也有助于兩國關系走上積極軌道。韓國的專家與官員認為美國是韓國對抗朝鮮最重要的防務伙伴，中國是促進朝鮮形成較為良好的政治氛圍與和平發(fā)展的最重要的伙伴。中國對韓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今后，隨著中韓自由貿易區(qū)實質性談判的完成，兩國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會進一步深化。所以，必須超越中韓雙邊關系本身，在地區(qū)和全球層面考察與審視兩國關系。東北亞的地緣環(huán)境決定了中韓關系的發(fā)展要受本地區(qū)內國家政治經濟互動的影響，兩國的經濟發(fā)展也得益于地區(qū)經濟一體化的深入。有效維護朝鮮半島和東亞地區(qū)和平也需要兩國在地區(qū)多邊安全架構中的有效合作。
日韓關系：日益增多的摩擦
過去二十年來日韓關系的發(fā)展與中韓關系的軌跡恰恰相反，兩國之間外交與戰(zhàn)略分歧日益增加。日韓兩國的專家學者認為當前是兩國自1965年建立外交關系以來關系最壞的階段。與中韓關系的發(fā)展不同，日韓關系似乎正在走向日益負面的軌道。
與韓國三屆政府對中國的政策相比，韓國對日政策可謂變化更加顯著。自2001年小泉純一郎執(zhí)政以后，日本首相頻繁更迭，政策缺乏穩(wěn)定性。致力于構建韓日關系的堅實基礎，金大中總統(tǒng)在韓國領導人中做出的努力最多。加強與日本的關系之所以為金大中所重視，與他流亡日本的經歷有關。其執(zhí)政期間，長期存在的日本文化產品進口禁令被取締，1998年，美日韓建立三邊協(xié)調與監(jiān)督小組（Trilateral Coordination and Oversight Group, TICOG）以更好地管理盟友間在朝鮮半島的協(xié)同合作。
繼任者盧武鉉更多體現了左派的共識，采取與前任不同的對日政策。盧武鉉特別強調日韓之間關于獨島（日本稱竹島）的領土爭端，2005年韓國以“獨島號”命名其兩棲突擊艦，在國防白皮書中沒提出朝鮮是其面對的重要威脅，但在防務支出方面做出一定調整，著重應對日本方面的威脅。盧武鉉政府時期，三邊協(xié)調與監(jiān)督小組的大部分工作陷入停滯。
與盧武鉉同期執(zhí)政的日本自民黨領導人小泉純一郎與安倍晉三的對韓政策進一步強化了盧武鉉的日本觀。盧武鉉對日本的看法以及韓美同盟疏遠使安倍政府第一任期與麻生太郎政府對韓日戰(zhàn)略關系沒有投入更多關注。安培政府拋開韓國，提出建立跨歐亞大陸與太平洋的美、日、澳、印之間的“自由與繁榮之弧”。
正如對朝鮮政策一樣，李明博處理對日關系也顯現出與前任的差異，主要集中在加強與日本的戰(zhàn)略與外交紐帶。面臨一個咄咄逼人的朝鮮，李明博重新強調三邊協(xié)調與監(jiān)督小組（TICOG）的重要性，針對朝鮮半島的突發(fā)事件，韓日加強了情報分享與合作。
樸槿惠比起前任采取了相對疏遠日本的政策。2013年6月韓國總統(tǒng)樸槿惠訪華，中國是她訪美后出訪的第二個大國，這種安排打破了歷任韓國總統(tǒng)就任先訪日再訪華的慣例，與前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習近平與樸槿惠多次回絕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的要求。當前的韓日關系受到自民黨安倍晉三的重新執(zhí)政以及他對日本歷史的認識和參拜靖國神社的影響。韓日關系還受到缺乏積極的多渠道聯系以及領導人包括兩國官員的良好私人關系的掣肘。
總之，致使兩國關系走向負面軌道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兩點：
第一個影響因素是韓國對日的消極看法產生的政治影響。隨著日本保守主義領導人的上臺以及對日本殖民和戰(zhàn)爭罪行的否認，加劇了韓國的消極態(tài)度。李明博在其執(zhí)政后期登上與日本有主權爭議的獨島，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訪問獨島的總統(tǒng)。日本提出強烈抗議，并宣布召回駐韓國大使。韓國總統(tǒng)府強調，獨島是韓國領土，李明博此行是韓國總統(tǒng)訪問韓國領土，毋須對日本進行事前通報。韓日關系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面臨緊張局面。
第二個影響因素是韓日兩國在過去20年來不同的國家發(fā)展方向。韓國處在實力上升階段，而21世紀以來，日本一直處于相對實力下降階段，不僅體現在人口老齡化方面也體現在經濟低迷、增長乏力等多個方面。兩國不同的發(fā)展方向使韓國從日用消費品到核電站建設、電子科技等各個領域逐漸成為日本在國際和地區(qū)市場的有力競爭者。日本實力的下降和作為一個傳統(tǒng)強國權力的削弱，影響著日本的心態(tài)進而影響其對韓、中兩國的認知。
以上這兩個強有力的制約因素結合并共同作用，造成了兩國三個方面的認知差距。第一個是關于當前緊張關系的認識差異。韓國領導人及官員聚焦于日本缺乏對歷史問題的正確認識，而日本方面認為韓國將這些問題政治化并缺乏尋求其他途徑超越這些問題的誠意。第二個差距與兩國認知調整相關，兩國都沒有做好對方實力變化調整的準備。日本方面對韓國日益增長的外交和經濟影響力以及對日本依賴的下降憂心忡忡，而韓國也沒對日本自身實力下降的挫敗感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后果做好準備。第三個是戰(zhàn)略設計方面的差距。這涉及到兩國對中國的認知。日本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日本最大的威脅，并希望通過同盟關系制衡中國，然而韓國并不這樣認為。
中日關系：動蕩之源
中日關系是東北亞地區(qū)穩(wěn)定的最大影響變量。中日經濟關系有可能受到政治關系的影響而不穩(wěn)定，與中韓關系體現的走向更加穩(wěn)定、積極的軌道相比，中日關系可能正沿相反的道路演進。地區(qū)內的其他國家擔心中日關系將被推向復交以來甚至是戰(zhàn)后以來最危險的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關于歷史的記憶及其對國際關系的影響，不僅應從人的因素、政治因素考察，隨著時代的發(fā)現，影像技術、信息技術劃時代的發(fā)展也給國際關系帶來巨大影響。信息化時代到來后，伴隨著中國國內民主化進程和言論自由度的增加，國民積極參政議政，對中國政府在地區(qū)和國際事務中的作為更加關心，對日本方面關于中日關系的錯誤言行反應更加強烈。所以，相對中日關系而言，信息化發(fā)展、言論自由以及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進程未必會對雙邊關系帶來積極影響。日本國內否認侵略歷史和右傾思潮的發(fā)展，在中國互聯網上會激起民眾的強烈反應，甚至會導致問題擴大化、對立嚴重化的不良后果，進而加劇彼此情緒的對立，這種情況在日本也會發(fā)生。
從雙邊層面考察，中日關系變化不僅是國家模式競爭結果與領導人更替后的戰(zhàn)略調整，同時美國因素也不能忽視，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中日兩國走向戰(zhàn)略競爭加速的軌道。
首先，兩國在彼此力量對比發(fā)生“世紀逆轉”后進入心理調試期，中國崛起的規(guī)模和速度比韓國對日本造成的沖擊更劇烈。在可見的將來，中國將取代過去一個多世紀日本的位置，成為亞太地區(qū)的主導性大國。就中國而言，原先不曾料到會這么快趕上日本，不習慣被推到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央，而日本則是在震驚之余，倍感痛苦和難以接受，日本主導性地位的失去與日本的衰落加劇了戰(zhàn)略憂慮與挫敗感，并使日本更加關注中國的動向。
其次，回顧40年來中日關系的發(fā)展，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美國的影響?？梢哉f，日本的中國政策，受制于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特別是亞太同盟戰(zhàn)略的影響，同樣，對日本而言，與中國的關系也受到“美國全球戰(zhàn)略”以及“美日非對稱性同盟關系”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中日關系是在“中美日三邊關系架構下”發(fā)展的。⑧日本對中國的“定位”是制約兩國關系發(fā)展的重要因素。“美國”是日本對華政策制定的外因，日本基于國家利益制定的對華戰(zhàn)略才是內因，內外因共同起作用，但日本往往利用或者放大外因的影響作用，而忽視內因的根本性作用，使其對華戰(zhàn)略體現出“內外因交錯主導”的特點，進而擴大了中日戰(zhàn)略競爭的空間，為中日關系平添更多消極與不確定因素。
動蕩三角與中國的應對方略
從本文對國內政治因素、國家不同發(fā)展道路的分析中可看出，通過第三方調解的空間是相當有限的。在東北亞地區(qū)，國家間關系的協(xié)調更多是依賴于各種雙邊關系，中國應超越雙邊關系范疇，從東北亞地區(qū)權力結構的框架下、地區(qū)一體化的進程、多邊主義機制建構等三個動態(tài)層面，對三國關系進行戰(zhàn)略性思考，將三國關系的發(fā)展放到地區(qū)乃至全球層面加以分析和認識。首先應與美國保持友好合作，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可減輕韓日所面對的地緣政治壓力；其次，應從地區(qū)一體化進程中提升三國關系。由于東北亞地區(qū)地緣政治因素的主導作用，在很多時候影響了經濟方面的進一步合作，而一體化內生性動力不足使三國合作進程面臨重重阻礙。中日韓三國經貿互補，如何深化合作，在一體化進程中協(xié)調行動，成為一體化進程的助推器。最后，應在多邊主義框架下提升三國關系。進一步擴大開放性的區(qū)域合作，在地區(qū)經濟和雙邊安全或多邊機制內繼續(xù)保持政策協(xié)調與配合。
綜上所述，本文分析了構成東北亞動蕩三角的三對雙邊關系，從三對雙邊關系發(fā)展演變的政治軌跡、影響因素的考察出發(fā)，提出我國的應對方略，未來中日韓的關系只有在東北亞新秩序的構建中，在地區(qū)一體化進程中，在地區(qū)多邊主義框架下，三國協(xié)同發(fā)展，共同發(fā)展，才能使“動蕩三角”向“穩(wěn)定三角”演化。
（作者單位：上海政法學院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強化與中國的對策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4YJCGJW012）
【注釋】
①Statistics taken from the South Korean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Total 2012 exports to China $134,323 million; United States $58,525 million; Japan $38,796 million. Total 2002 exports to China $23,754 million; United States $32,780 million; Japan $15,143 million.
②宋文富：“中韓關系增添發(fā)展新動力”，《光明日報》，2013 年6月27日。
③虞少華：“東北亞安全形勢與中韓戰(zhàn)略合作”，《國際問題研究》，2010年5期。
④Han Suk-hee, "From Engagement to Hedging: South Korea’s New China Polic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4 (2008).
⑤Kim Choong-nam, "The Sunshine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Sou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Korean Observer (Winter 2004).
⑥Ryoo Jae-kap, "U.S.-Korea Alliance in Transition: a ROK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IIX, no.1, Fall/Winter 2004: 29.
⑦Sheen Seong-ho, “Tilting Towards the Dragon: South Korea’s China Debate,”APCSS Special Assessment, Honolulu: APCSS, December 2003.
⑧馮朝奎：“復交40年：中日關系中的美國因素”，《日本學刊》，2012年第5期，第220頁。
責編 / 王坤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