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中期逐漸形成了幾個較大的朋黨集團，吏治漸趨敗壞，如果不及時遏制，將會威脅到清王朝的長治久安，再加上康熙帝有意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在這些因素促使下康熙帝決定重開風聞言事。康熙帝通過加強科道官的權力，從而制約和打擊朋黨集團，為后來的“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現(xiàn)打下了重要基礎。

【關鍵詞】康熙　朋黨　吏治　風聞言事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康熙帝中期之所以重開風聞言事，并非偶然，是由當時復雜的社會背景決定的。康熙中期朝中出現(xiàn)了幾個大的朋黨集團，他們或把持朝政或相互傾軋爭權奪利；同時康熙帝奉行所謂“寬仁之政”，導致吏治漸趨敗壞，貪污腐敗之風盛行。針對上述政治現(xiàn)象，如果不防微杜漸，加以重視，將會嚴重影響清朝剛剛穩(wěn)定的政治局面。于是，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決定重開風聞言事。

打擊朋黨的需要

“三藩之亂”平定后，社會穩(wěn)定，清王朝統(tǒng)治步入治理，但在康熙中期，朝中也逐漸形成了幾個影響較大的朋黨集團，如索額圖黨、明珠黨和以徐乾學、高士奇為首的“南黨”。

索額圖系索尼之子，康熙八年，曾參與密謀擒拿鰲拜的行動，后受到康熙帝重用。索額圖為人貪瀆，并廣植黨羽。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左都御史魏象樞即向康熙帝揭露索額圖“植黨市權，排斥忠良。”康熙帝曾指責索額圖：“自任以來，家計頗已饒裕，乃全無為國報效之心，朋比徇私。朕聞之已久，猶望悛該”。①由于當時正值平定三藩之亂，且康熙帝對其結(jié)黨的具體情況尚不十分了解，因而未對其進行實質(zhì)性的處罰。但索額圖對康熙帝的斥責置若罔聞，繼續(xù)結(jié)黨，聚集在其周圍的，除其兄弟族人外，還有尚書介山、宜昌阿、額庫禮、溫代、邵甘等人。“索額圖生而貴盛，性倔撤，有不附己者顯斥之。”朝中大臣非暗自結(jié)托，難以升遷。每次會試榜出，索額圖即擇其有名者，納于自己門下，若不拜其門下，則加以貶抑。索額圖還與其黨羽額康禮、江濱等暗中討論國事，任意貶斥。如：“十八年（1679）三月，京察，翰林院以侍讀學士顧八代，隨征稱職，以‘政勤才長’注考。”不僅如此，索額圖與皇太子胤礽關系一直十分密切。索額圖黨由于廣植黨羽，以至于與后來的明珠黨形成對峙局面。徐洪興《朋黨與中國政治》一文認為，康熙朝“索額圖和明珠兩派間的植黨傾軋”是“比較明顯、比較激烈的黨爭。”

明珠，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五年授弘文院學士。在吳三桂疏請撤藩時，明珠力主撤銷，獲得康熙皇帝信任。十四年（1675）調(diào)任吏部尚書，十六年（1676）七月，康熙帝將明珠從戶部尚書提升為武英殿大學士，以牽制索額圖。明珠不象索額圖那樣居功自傲，他“務謙和，輕財好施”，但為人陰險，對不依附于自己者，往往設置陰謀，加以陷害。他利用康熙帝的信任，將大權攬于手中，招權納賄，結(jié)黨營私。大學士勒德洪、余國柱，尚書佛倫、葛思泰，侍郎傅臘塔、席珠，以及李之芳、科爾坤、熊一滿等，皆為其死黨。凡會議會推，佛倫把持，余國柱附和。閣中票擬也為明珠暗中操縱。黨附于他的閣臣，亦極力推薦自己的親朋、同鄉(xiāng)、門生等，他們相互包庇，營私舞弊。在地方督撫中，也極力培植自己的黨羽，繼而形成康熙年間勢力極大的朋黨集團。

“南黨”是以徐乾學和高士奇為代表，基本上由江浙文人所組成。徐乾學，號東海，江南昆山人，康熙九年（1670）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后任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一年（1682），充明史總裁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入直南書房，擢內(nèi)閣學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遷左都御史，二十七（1688）年遷刑部尚書。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錢塘人，以監(jiān)生就順天鄉(xiāng)試。由明珠薦入內(nèi)廷供奉，被康熙帝倚為心腹，乃至“明公轉(zhuǎn)須向江村（士奇號）訪消息”。徐乾學與高士奇結(jié)黨營私，大肆貪贓。

康熙帝對于朝臣私結(jié)朋黨深惡痛絕，他曾對朋黨提出過警告：“人臣服官，惟當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門戶，私植黨羽，始而蠧國害政，終必禍及身家。歷觀前代，莫不皆然。在接納植黨者，形跡詭秘，人亦難以指摘。然背公營私，人必知之。凡論人議事之間，必以異同為是非，愛憎為毀譽，公論難容，國法莫逭。百爾臣工，理宜痛戒。”②

然而，令康熙帝意想不到的是，康熙中期竟形成了幾個朋黨集團。各集團成員為了本集團利益，往往對同一問題持同一立場，其他朝臣為免遭打擊報復，也不敢輕易發(fā)表自己的主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員“相互包庇”、“瞻顧推諉”的局面。朝臣結(jié)黨擅政，科道官卻緘默不言，康熙帝對科道官深為不滿。實際上，正是由于康熙帝禁止風聞言事，限制了科道官的監(jiān)察權力，再加上大奸大貪的犯罪證據(jù)很難掌握，才造成了科道官對朝臣結(jié)黨見而不糾的局面。康熙二十六（1687）年重開風聞言事前，上述清況極其普遍。其實，康熙帝對朝臣結(jié)黨已經(jīng)有所了解，如何打擊朝臣的結(jié)黨問題，他認為只有擴大科道官的監(jiān)察權力，才能揪出朋黨，改變不利局面，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一月，才下令重開風聞言事。

整頓吏治的需要

康熙年間的吏治敗壞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康熙初年，吏治狀況相對較好，到康熙中期，隨著戰(zhàn)亂的結(jié)束，清朝統(tǒng)治步入正軌，社會日趨安定，加上康熙帝奉行寬仁之政，于是吏治趨壞。對于當時吏治狀況的描述，莫過于康熙帝在京師發(fā)生地震時所總結(jié)的“六事”。

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京師發(fā)生強烈地震，康熙帝“力圖修省”，“以冀消弭”天怒，遂“于宮中，勤思召災之由”，最終總結(jié)出六事：一、民生困苦已極，大臣長吏之家，日益富饒，民間情形，雖未昭著，近因家無衣食，將子女入京賤鬻者，不可勝數(shù)，非其明驗乎。此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官，苛派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轉(zhuǎn)而饋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間易盡之脂膏，盡歸貪吏私橐，小民愁怨之氣，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泉涸之異。二、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會推選用時，皆舉其平素往來交好之人，但云辦事有能，并不問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謂不上干天和者，未之有也。三、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于攻城克敵之時，不思安民定難，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賊，將良民廬舍焚毀，子女俘獲，財物攘取，名雖救民于水火，實則陷民于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四、外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聞。朝廷一切為民詔旨，亦不使下達。雖遇水旱災荒，奏聞部覆，或則蠲免錢糧分數(shù)，或則給發(fā)銀米賑濟，皆地方官吏，茍且侵漁，捏報虛數(shù)，以致百姓不沾寔惠。是使窮民而益窮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五、大小問刑官員，將刑獄供招，不行速結(jié)，使良民久羈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證據(jù)無憑，枉坐人罪。其間又有衙門蠹役，恐嚇索詐，致一事而破數(shù)家之產(chǎn)。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六、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稱名色，以網(wǎng)市利。干預詞訟，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鋒，反行財賄。從以上六個方面的總結(jié)可以看出，當時的吏治狀況已經(jīng)十分嚴重?？滴醯奂热荒芰私獾竭@些情況，何以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呢？正是康熙帝的這種“寬容”，才加劇了康熙中期以后的吏治敗壞。但十八年（1679），科臣姚締虞上疏請開風聞言事時，康熙帝仍然給予嚴厲斥責。如果說這時的吏治狀況尚能容忍的話，那么，其后接連發(fā)生的三大案，則讓康熙帝逐漸驚醒，成為其決心重開風聞言事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1684），發(fā)生了宜昌阿、金俊貪污逆產(chǎn)案。當時，平南王尚之信的護衛(wèi)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告尚之信謀叛事?？滴醯勖滩渴汤梢瞬?、郎中宋俄托等，以巡視海疆的名義，赴廣東察其狀。然而，令康熙帝意想不到的是，宜昌阿到達廣東后，卻伙同廣東巡撫金俊，侵蝕軍隊兵餉及應入官財物。又收受尚之信、商人沈上達財賄，宜昌阿唯恐此事被告發(fā)，將沈上達殺人滅口。這一案件牽涉面較廣，道員王永祚等，也分得部分財物。巡視金俊、郎中宋俄托、員外郎卓爾圖等均參與其中。他們共侵銀八十九萬余兩，并財帛等物。負責查審金俊的刑部侍郎禪塔海，對沈上達之死不加追究。等到康熙帝詢問時，才奏稱沈上達縊死是實。事發(fā)之后，還私下賄賂都統(tǒng)賴塔，將應入官之人據(jù)為己有。事后，康熙帝雖然處置了一大批涉案官員，但也意識到了官場腐敗的嚴重性。

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發(fā)生了穆爾賽貪腐案，穆爾賽任山西巡撫時，在任內(nèi)大斂民財，造成民怨四起。但由于言官沒有掌握穆爾賽貪賄的罪證，不敢輕易揭發(fā)其罪惡。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廣西道御史錢玨在相信自己“采訪至確”的情況下，才上疏反映：“陋弊相沿，厲民為甚者，莫如山西火耗。臣訪聞太原府諸州縣，每經(jīng)征錢糧，有司既收入己之耗，而司道府廳，又復多方需索。有司不得不加派于民。以致各州縣收銀、每兩有加至三錢四錢不等者。”且說：“近聞晉撫穆爾賽，曾經(jīng)刊示，傳諭禁止，是知火耗之重而申飭也。然露章糾劾者，寂然無聞，又何怪州縣之視為具文，而貪饕成習耶。臣欲指名入告，則在在皆然，不勝枚舉。但采訪至確，不敢不仰吁宸聰。”③康熙帝對此結(jié)果深為不滿，開始追問尚書科爾坤曰：“前者謂穆爾賽，為人樸實，不生事，孰倡此語耶。”科爾坤奏曰，穆爾賽為人樸實，眾人皆知。左都御史陳廷敬，山西人也，先言穆爾賽不生事。上問陳廷敬，陳廷敬奏曰，臣等同內(nèi)閣諸臣會議時，臣止言穆爾賽平常，并未言其不生事。上復問科爾坤，是誰為此言者?？茽柪ぷ嘣?，侍郎蔣弘道，亦有此言。上問曰，蔣弘道，爾所見若何。蔣弘道奏曰，臣離家年久，并不知穆爾賽行跡。”④看到這種官員之間相互包庇，事后又相互推諉的現(xiàn)象，康熙帝無可奈何，但卻加深了他對官場腐敗的認識。正是此案促使康熙帝開始重新思考預防并懲治官僚腐敗的辦法。

最后一個重大案件是蔡毓榮貪污逆產(chǎn)案。蔡毓榮為漢軍正白旗人，吳三桂叛亂時，曾任湖廣總督，后遷綏遠將軍，統(tǒng)綠旗兵，同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由湖廣率軍進取云南，攻克昆明后，二十一年（1682）調(diào)任云貴總督，在平定三藩之亂期間，蔡毓榮“不過隨大兵行走，并未建尺寸之功”，且貪污受賄，腐敗至極。因其善于鉆營，故而步步高升。對于蔡毓榮的貪污腐敗，康熙帝也早有了解。二十三年（1684），當蔡毓榮因修鐵索橋向工部索銀兩萬兩時，康熙帝就譴責他：“前用兵之時，蔡毓榮每于銷算估計營造等事，多行浮冒，侵漁入己，云南軍前官員孰有不得其財者。今尚不知足，于修造鐵索橋多估價值，此事不難知。今遣一官前往確估，其弊自顯然矣。”⑤正黃旗人文定國告發(fā)蔡毓榮在攻下昆明后，把吳將郭壯圖的兒媳，又是吳三桂孫女，占據(jù)為妾，并受逆黨胡永賓重賄，將胡釋放回籍等事?？滴醯鬯熵煶尚滩可袝鸬葘Σ踢M行查處?？滴醯巯铝钍詹特箻s父子革職拿問，務必查清情弊。但由于蔡毓榮行賄范圍很廣，牽連甚重，大將軍貝子長泰以及很多大臣都被牽涉進去，因此很難徹底調(diào)查，對涉案人員：“原任刑部尚書禧佛，審蔡毓榮一案，不秉公研訊，律擬失當，顯系徇庇，禧佛已經(jīng)別案革職，應枷號兩月，鞭一百。刑部尚書胡昇猷，侍郎張鵬，趙之鼎，敦多禮，不嚴加審訊，俱系徇庇，應各降二級調(diào)用。敦多禮已經(jīng)別案革職，應將佐領降二級調(diào)用。”⑥通過這一案件的處理，康熙帝已經(jīng)清醒地看到官僚隊伍中貪污賄賂之風盛行，且官員之間互相包庇，官場腐敗已經(jīng)到了極為嚴重的程度。這也是一年后康熙帝力排眾議重開風聞言事的重要原因。

加強專制統(tǒng)治的需要

清朝統(tǒng)治中國近三百年，“其政治成就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是：建立了以滿洲貴族為主體，以專制皇權為核心的官僚政治體制。這一體制經(jīng)歷了一個逐漸發(fā)展和完善的過程，而其主要完成于康熙年間。”⑦努爾哈赤時期，由于其本人非凡的才能，及他作為后金開創(chuàng)者無可替代的權威地位，后金實行的是初級形態(tài)的、極不完善的君主專制政體。到天聰時期，按照努爾哈赤“八王共治”的原則，實際實行的是貴族共和制。當時議政王大臣會議成為最高權力機關。崇德年間，皇權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從整體上看，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清朝皇權逐步強化，而臣權卻是逐漸被削弱。

康熙初年，由四輔臣主政。鰲拜集議政王、輔政大臣于一身，一度結(jié)黨專擅，嚴重威脅皇權?？滴醯蹖Υ蟪紝嗍旨芍M。清朝完全意義上的君主專制政體，是在清除鰲拜集團后逐漸形成的?？滴醯劬哂袕娏业臋嗔σ庾R，從親政以來，對推行君主專制一直不遺余力?？滴醯墼Q“朕于國家政務，竭力勤求。是非自任，從不委于臣下。即如遷移吳逆之事，索額圖奏稱建議之人，應請正法。朕堅持獨斷，必令遷移。彼時十三省用兵數(shù)載，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⑧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康熙帝把用人之權和行賞之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忌諱旁人干涉。康熙帝明確表示“用人之權，關系最為重大”⑨即使是頗受康熙帝信任的河道總督于成龍，當知其“自任巡撫及為總河，惟知援引私人”時，康熙帝就斥責道：“大抵欲援助人者，后必自己獲罪，爾其戒之。”康熙帝對行賞之權，更是嚴格控制。康熙二十年（1681），在平定三藩之亂后，左都御史徐元文以“天下蕩平”，請求大布恩詔，康熙帝說：“頒行恩詔，出自人主”，并斥責其“沽名市恩”。⑩由此可見，康熙帝所使用的各種手段都旨在維護專制皇權。

康熙帝為加強專制統(tǒng)治需要重開風聞言事。康熙中后期，國家局勢逐漸穩(wěn)定，吏治狀況也漸趨惡化，康熙帝需要加大科道官權力，以制約、監(jiān)督其他官員，從而最大限度地防止官員濫用權力，貪污腐敗?？频拦倬哂袑ι戏怦g制敕和對下監(jiān)督百官、評議朝政兩種權力?；实邸⒖频拦俸凸賳T三種權力之間，實際上是一種相互制衡關系，康熙帝重開風聞言事，主要是加強科道官的對下權力，即監(jiān)督大臣的權力，而對上封駁的權力并未得到加強，皇帝反而可以更好監(jiān)督官員?？梢哉f，重開風聞言事，清朝君主專制的權力只能是強化，而不會被削弱。因此，加強專制統(tǒng)治，是康熙中后期重開風聞言事的一個重要原因。

康熙帝針對康熙中期“寬仁”政治之失及吏治漸趨敗壞的局面，及時調(diào)整政策措施，利用科道官風聞言事權力，制約打擊權臣，防止了吏治進一步敗壞，穩(wěn)定了清初來之不易的政治局面，鞏固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為后來“康乾盛世”的出現(xiàn)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作者單位：鄭州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本文系河南省哲社科學規(guī)劃基金項目“河南省文化產(chǎn)業(yè)定位和升級發(fā)展的新路徑探討”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2BJJ027）

【注釋】

①《清史列傳》（卷8），《索額圖傳》，第528頁。

②《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319頁。

③《清圣祖實錄》（卷121），第274頁。

④《清圣祖實錄》（卷122），第287~288頁。

⑤《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第1144頁。

⑥《清圣祖實錄》（卷129），第384頁。

⑦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fā)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27頁。

⑧⑨《清圣祖實錄》（卷144），第583頁，第586頁。

⑩《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786頁。《清史列傳》（卷8），《索額圖傳》，第528頁。

責編 /張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