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發(fā)展的軌跡使得“三大預言”似乎越來越難以實現了。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先發(fā)國家采取強力手段干涉別國內政，強行“實現預言”的行徑，更進一步惡化了國家與文明間的關系。實際上，從一開始，這“三大預言”內部所充斥著的謬誤和矛盾，就埋下了其失敗的種子。

【關鍵詞】三大預言  新自由主義  民主制度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三大預言”的內涵是什么

“唱衰中國”預言的基礎來自于20世紀90年代蘇東劇變后，美歐意識形態(tài)領域拋出的“三大預言”。具體分析而言，這三大預言主要從政治、經濟、意識形態(tài)領域，以美歐先進國家支配世界為前提，對未來進行了展望。

首先是政治領域，預言認為，“歐美式民主制度將一統(tǒng)天下”。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蘇聯東歐地區(qū)改革的失敗，這些國家的執(zhí)政黨紛紛發(fā)生了更迭，拋棄了社會主義道路，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在人們?yōu)橹痼@的時候，美國日裔學者，曾擔任美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副主任和蘭德公司智囊的弗朗西斯·福山拋出了他的成名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之人》。在這部書中，其認為蘇東劇變標志著歐美式民主制度的最終勝利，歐美式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發(fā)展的終點。從這一角度上講，他認為，人類的歷史已經終結，生活在歐美式民主制度之下的人們將是最后之人。

其次是經濟領域，預言指出，“新自由主義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1989年開始的蘇東劇變，其導火索卻是出于經濟原因。正是由于長期以來奉行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僵化，使得蘇東各國人民生活條件發(fā)展停滯，蓄積了社會不滿?；仡櫄v史，當時的某些西方國家其實或多或少也患有同樣的毛病，自1930年代主張國家干預、強調“看得見之手”的凱恩斯經濟學成功解救了大蕭條中的資本主義后，美歐各國政府無不將之奉為圭臬。然而，正如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負面效果一樣，凱恩斯主義過多的國家干預使得某些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紛紛陷入“滯漲”的困境。此時，同樣誕生于20世紀20、30年代，強調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把握住了機會，成為了里根、撒切爾、中曾根康弘等發(fā)達國家領導人的執(zhí)政信條。蘇東劇變后，經濟意識形態(tài)領域出現了巨大真空。為此，某些國家拋出了新自由主義將統(tǒng)一全球的口號，意在完成他們主導下的世界經濟秩序變革。

最后的領域是在意識形態(tài)上，由于蘇東國家信奉的是共產主義，與美歐資本主義國家針鋒相對。因此，劇變不可避免地被某些國家認定為共產主義必然失敗的“鐵證”。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戰(zhàn)略思想家布熱津斯基和他的著作《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和《大失控與大混亂》。他認為共產主義違背了歷史規(guī)律，因而它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共產主義將作為20世紀最反常的政治與理性畸形物載入史冊”；《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對社會主義也進行了種種詰難，該書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把列寧、斯大林與希特勒視為同類，誣之為“極權主義”，是“有組織的瘋狂的政治”、“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流血”等，并稱正因為這種“強制性烏托邦是一種進行全面控制的企圖”，因而它“生產了一臺自我毀滅的機器”，所以“這個制度必然垮臺”。

“三大預言”日顯蒼白，越來越難以實現

但事與愿違，先不提中國，此后二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人類發(fā)展的軌跡使得這“三大預言”似乎越來越難以實現了。國際局勢持續(xù)烏云彌漫，地區(qū)間對峙和沖突層出不窮，極端恐怖主義大行其道。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先發(fā)國家采取強力手段干涉別國內政，強行“實現預言”的行徑，更進一步惡化了國家與文明間的關系。“三大預言”日顯蒼白。

面對如此不利的局面，美歐輿論界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各種分析和辯護層出不窮。實際上，從一開始，這“三大預言”內部所充斥著的謬誤和矛盾，就埋下了其失敗的種子。

先從政治上的歐美式民主制度說開去，從來都不應該用一種固定模式去教條式地套用民主和自由制度。民主制度本身就版本多樣復雜，民主制度發(fā)揮其效用，總是與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具體情況密切聯系。對一個國家來說，能促進經濟發(fā)展、政治穩(wěn)定和民生幸福，就應該屬于良好的民主制度。反之，如果一種民主制度，引起經濟衰退、政局動蕩和百姓痛苦，那么就說明它的不適應和尚待調整。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對于美國民主的贊譽不遺余力，但也承認美國的民主制度實際上是“一部精巧的儀器”，將之放到鄰國墨西哥恐怕都會出現運轉不靈的情況。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腳知道”，一味迎合歐美式民主制度，削足適履，很有可能適得其反，影響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還有一點，像弗朗西斯·福山那樣，使用“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之人”這種帶有黑格爾哲學色彩的概念來宣揚人類的發(fā)展已經走向盡頭，也實在是把人類文明想的太簡單了，把世界的發(fā)展想的太單純了。這種哲學上的宿命論本不值一駁，只不過是政治產物罷了。

之后的歷史我們都非常清楚，歐美式民主制度并沒有高奏凱歌并為全世界帶來希望和福祉，相反，一些國家的政治秩序在崩潰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是生命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失望的人群轉而投向了極端主義的懷抱，世界安全形勢反而進一步惡化了。面對如此窘境，早先曾豪情萬丈的福山面子上也有點掛不住了，他在21世紀撰寫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與《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兩本書當中，不得不對于自己以往的觀點進行了修正。他認為，以往人們過多關注于民主制度，但在施行民主制度的同時，政府的作用不應再被忽視。對于崛起中的中國的政治體制，也開始重新進行思考。福山的“轉向”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關于“美歐民主制的預言”的結局。

繼之而來的是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上世紀末最后十年以來，以之為內核的“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東南亞和前蘇東地區(qū)的國家內廣泛施行，大行其道。但是，好景不長，“華盛頓共識”很快在實踐面前瀕于破產?！?/p>

蘇東國家和地區(qū)是“華盛頓共識”全新的試驗場，在那里，有著別離社會主義，對新自由主義所描繪的美好生活充滿憧憬的人們?？墒墙涍^20多年的發(fā)展，情況卻不盡如人意。以前蘇聯最大的遺產繼承者俄羅斯為例，葉利欽上臺以后，任命蓋達爾等一批信奉新自由主義、毫無俄國實踐經驗的年輕學者執(zhí)掌經濟大權。蓋達爾上臺以后就對羸弱不堪的俄國經濟斷然采取“休克療法”和對國有資產實行斷崖式瓜分，結果俄國經濟迅速崩潰，黑金政治享受著本屬于人民的饕餮盛宴，中飽私囊現象司空見慣，形成了遺毒俄國社會至今的經濟寡頭現象。經濟前景黯淡，社會矛盾加劇的俄國進而也對某些國家產生了怨恨之心，間接導致了如今俄國和美歐的緊張關系。

即便是作為新自由主義大本營的美國，在這二十多年的發(fā)展中，也不得不對其效用進行了反思。2008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很快演變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的根源如今已經揭示，正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環(huán)境下政府對于金融市場和整個經濟領域疏于防范所導致的。基于此點，奧巴馬上臺以后，其推行的“新政”明顯摒棄了原有的新自由主義路線。美國政府對于市場的規(guī)制在接下來數年明顯增多，且國會賦予聯邦政府權力的范圍也在不斷拓展；政府所推出的全新且強而有力的產業(yè)政策，不斷占據著經濟界的頭條新聞；對銀行金融業(yè)的重點監(jiān)管，一時讓輿論驚呼奧巴馬是否在學習凱恩斯主義的最初嘗試——羅斯福新政……種種行為都表達出同樣一個信號：美國已經在重新考慮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地位，這對于有關新自由主義的預言，打擊是致命的。

最后是關于“共產主義必將衰亡”的預言，這就根本不必辯駁了。正是在這二十多年的歷程當中，中國穩(wěn)步發(fā)展，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平崛起的勢頭已無可阻攔。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和某些國家的強大壓力下，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卻不斷穩(wěn)固，世界影響力不斷增強，這就是最好的反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