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傾向，加強對宗教事務的領導
針對“文化大革命”時期黨的宗教工作受到嚴重破壞的局面，習仲勛指出新時期宗教工作的首要任務是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但也不能放任自流，從而衍生出右的錯誤。1982年1月5日，習仲勛在全國統(tǒng)戰(zhàn)工作會議上指出了新時期宗教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左’的影響還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傾向。”“宗教問題，一個是不敢管，一個是不放手，兩種情況都有。”【25】習仲勛針對宗教工作中“不敢管”“不放手”兩種傾向而提出的轉軌方案，是對新時期黨的宗教工作指導思想的重新確立的重大貢獻。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發(fā)19號文件《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習仲勛的轉軌方案得以體現(xiàn)。文件指出，為了全面正確地貫徹執(zhí)行黨的宗教政策，當前主要應反對“左”的錯誤傾向，同時也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錯誤傾向，“我們黨如果不能清醒而堅定地掌握這一方面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很好地團結各族人民共同前進”【26】。
習仲勛具有長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區(qū)的工作經歷，積累了處理民族宗教問題的豐富經驗，在處理新時期民族宗教工作時駕輕就熟、得心應手。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習仲勛的指導下，我國有關方面妥善解決“呼喊派”反動組織的問題，是我國黨和政府積極防治宗教右傾錯誤的鮮明例證。“呼喊派”創(chuàng)立于美國，70年代傳入中國，80年代初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快速發(fā)展，最嚴重時波及19個省區(qū)，被外國勢力利用來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習仲勛認為這是一個嚴重問題，當即批示“這是一個極不安定團結的潛在威脅”，要求“及早研究制定綜合治理辦法”。1983年3月16日，他致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各地出現(xiàn)的‘呼喊派’問題，確實嚴重，不容忽視，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切實加以解決。”3月24日，在北京召開研究治理“呼喊派”問題的專門會議上，習仲勛作重要講話，深刻分析“呼喊派”出現(xiàn)的社會背景、反動本質和社會危害性，提出對該組織必須進行綜合治理。他把綜合治理的措施總結為五句話：“充分運用法律武器，堅決打擊首惡分子，認真落實宗教政策，深入做好群眾工作，切實加強黨政領導。”【27】這次會議對打擊“呼喊派”做出了具體部署，明確了政策界限和斗爭策略。各有關省區(qū)按照中央部署和習仲勛的指示，迅速開展打擊“呼喊派”的斗爭。經過一年多努力，取得了徹底勝利，瓦解、取締了“呼喊派”反動組織，揭露和打擊了極少數(shù)反動骨干分子，進一步落實了宗教政策，爭取團結了廣大信教群眾，促進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習仲勛十分重視對青年學生進行馬列主義宗教觀的教育。新疆伊犁師范學院有500多名學生，60%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shù)民族學生。由于家庭成員信仰宗教，他們閱讀宗教書籍，回家參加宗教活動。針對這種情況，學院采取多種形式，進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教育，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宗教。經過細致的思想教育，同學們對宗教有了正確的認識，對黨和國家產生了由衷的熱愛之情。許多學生參加了共青團，不少學生還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年，習仲勛看到該校對學生進行正確宗教觀教育的經驗后，稱贊“學院黨委工作有成績，路子走得對，涌現(xiàn)了一個集體的李燕杰式的樣板”，并指示國家民委加注按語轉發(fā)各省市區(qū)。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按照習仲勛的批示，將這個學院的經驗在全國推廣，收到明顯效果。
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有伊斯蘭教阿訇2000多人，大部分年齡偏大。隨著宗教生活的恢復和清真寺的開放，一些信教地區(qū)的穆斯林聘請不到有經學基礎的阿訇，便私自培訓阿訇，吸收青少年念經。為了把宗教生活納入正軌，自治區(qū)伊斯蘭教協(xié)會根據中央1982年19號文件精神，決定開辦阿訇進修班，每年舉辦一期，逐步造就一支熱愛祖國、擁護黨和社會主義、又有相當伊斯蘭經學學識的中青年宗教職業(yè)隊伍，以滿足穆斯林群眾正常宗教活動的需要。習仲勛對這個做法非常贊同，于1982年12月6日批示給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楊靜仁：“這是一個好辦法，值得重視。請楊靜仁同志指定負責管理宗教的同志考慮，別的宗教如喇嘛教、佛教可否用此辦法，培訓專業(yè)宗教職業(yè)人員，來管理群眾的正常宗教活動。”【28】此后，各個宗教的培訓機構逐漸建立和完善起來。
習仲勛注重把握統(tǒng)一戰(zhàn)線大團結大聯(lián)合的主題，以坦誠之心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平易近人，不擺架子，使一大批黨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習仲勛與十世班禪在和平解放西藏的過程中相識，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以后近40年的交往中，他們肝膽相照，友誼歷久彌堅。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禪逝世。習仲勛于2月20日在《人民日報》著文，深情回憶他們近四十年的交往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友誼：“班禪大師作為國家領導人和宗教領袖，他在這個時期的任務更加重，工作更繁忙。盡管如此，我們見面交往的時間并沒有減少，我們坦誠相見的習慣一如既往。每當他視察、出國和進行其他重大活動時，我總是勸告他：一要注意身體、安全；二遇事要冷靜、不要動氣。他每次回來總是來找我談談心，什么話都談。對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興，毫不含糊地給予支持。當然我覺得他還有不足的地方，也是毫不客氣地講出來。他認為我說得不對時也同我爭辯，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見。”習仲勛高度評價：“班禪大師作為藏傳佛教的杰出領袖，他熱愛自己信仰的宗教；作為藏民族的優(yōu)秀代表，他熱愛自己的民族；作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熱愛祖國；作為黨的忠誠朋友，他熱愛中國共產黨。把愛教、愛民族和愛國、愛黨完美地統(tǒng)一起來，這正是班禪大師一生的寫照。”習仲勛在文章最后寫到：“我們要完成班禪大師未竟的事業(yè)，為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為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做出新的貢獻。”【29】
總之，習仲勛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的7年時間里，為開創(chuàng)新時期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論上的深入思考和新的創(chuàng)見，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共產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實踐和理論，為這一時期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實現(xiàn)新的轉變發(fā)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注釋
【1】閻明復：《憶習老》，《習仲勛紀念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第87頁。
【2】習仲勛：《在落實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習仲勛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81、288頁。
【3】中共中央落實政策小組擴大會議紀要（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研究室等編：《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手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02～103頁。
【4】習仲勛：《愛國老人喜饒嘉措》，《習仲勛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第224頁。
【5】閻明復：《憶習老》，《習仲勛紀念文集》，第79頁。
【6】習仲勛：《在全國統(tǒng)戰(zhàn)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仲勛文集》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第723頁。
【7】習仲勛：《在全國統(tǒng)戰(zhàn)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仲勛文集》下卷，第726頁。
【8】習仲勛：《在全國統(tǒng)戰(zhàn)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仲勛文集》下卷，第728～729頁。
【9】習仲勛：《努力開創(chuàng)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的新局面》，《習仲勛文集》下卷，第951頁。
【10】習仲勛：《努力開創(chuàng)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的新局面》，《習仲勛文集》下卷，第953～955頁。
【11】閻明復：《憶習老》，《習仲勛紀念文集》，第79頁。
【12】習仲勛：《致中國民主同盟五大的賀詞》?！读曋賱渍摻y(tǒng)一戰(zhàn)線》，第278頁。
【13】《習仲勛革命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67頁。
【14】習仲勛：《關于加強民主黨派內部團結的批語》，《習仲勛文集》下卷，第797頁。
【15】習仲勛：《做好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qū)統(tǒng)戰(zhàn)、政協(xié)工作》，《習仲勛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第319～325頁
【16】習仲勛：《在全國地方政協(xié)座談會上的講話》，《習仲勛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第403～409頁。
【17】黃鑄：《“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也有統(tǒng)一戰(zhàn)線——回望關于非黨知識分子是不是統(tǒng)戰(zhàn)對象的一場爭論》，《北京日報》，2014年5月12日。
【18】習仲勛：《在全國僑聯(lián)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習仲勛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第436～438頁。
【19】閻明復：《憶習老》，《習仲勛紀念文集》，第81頁。
【20】習仲勛：《少說空話，多辦實事，把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經濟文化搞上去》，《習仲勛文集》下卷，第1127頁。
【21】習仲勛：《推進內蒙古四化建設和各項改革事業(yè)》，《習仲勛文集》下卷，第1177頁。
【22】習仲勛：《少說空話，多辦實事，把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經濟文化搞上去》，《習仲勛文集》下卷，第1122頁。
【23】習仲勛：《少說空話，多辦實事，把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經濟文化搞上去》，《習仲勛文集》下卷，第1123頁。
【24】習仲勛：《推進內蒙古四化建設和各項改革事業(yè)》，《習仲勛文集》下卷，第1172～1177頁。
【25】習仲勛：《在全國統(tǒng)戰(zhàn)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仲勛文集》下卷，第727頁。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編：《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8～59頁。
【27】習仲勛：《解決“呼喊派”問題必須采取正確方針和有力措施》，《習仲勛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第254頁。
【28】習仲勛：《辦伊斯蘭教阿訇進修班是個好辦法》，《習仲勛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第249頁。
【】29習仲勛：《深切懷念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班禪大師》，《人民日報》，1989年2月20日。
Xi Zhongxun's Main Contribution to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New Period
Yuan Wuzhen Liang Yuelan
Abstract: Xi Zhongxun is an outstanding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erms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uring the seven years he worked in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1980s,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relating to ethnic groups, religions, overseas Chinese and other affairs. With an explorative spirit, broad-minded political stance, and approachable and friendly personal charisma, he did a lot of meticulous work for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for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cause in the new period. In particular, his deep thinking and new ideas in theory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United Fron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PC,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change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this period.
Keywords: Xi Zhongxun, Secretaria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United Front
【作者簡介】袁武振，西安郵電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教授，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理事、陜西省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主要著作有《中國共產黨陜西簡明歷史》 、中共黨史人物傳《習仲勛》（合著） 、《論習仲勛對抗日戰(zhàn)爭的重要貢獻》（論文）、《新中國成立初期習仲勛對西北經濟建設的貢獻》（論文）等。梁月蘭，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