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比理性對經濟學更重要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人是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并積極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這被后人歸納為“經濟人”或“理性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假設后來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甚至“公理”，理性經濟人假設則更加強調各種嚴格限定的“最大化”理性甚至“完全理性”，并使其作為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能夠成立所必須的條件。但人們發(fā)現這些要求太過嚴格，于是有了關于“有限理性”的討論。

經濟人或理性經濟人假設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決定了經濟學的解釋能力？經濟學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對經濟理性產生依賴？從前述人類繼承處理時空關系的本能來看，經濟人或理性經濟人假設其實可以給出更加簡單的理解：通過時空轉換實現趨利避害，是宇宙萬物包括人和組織生存、演進的基本表現，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節(jié)約或阻力最小原則，也是經濟人所必然遵循的本能。

經濟學的理性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個演繹性或抽象性的范疇，而更應該從歸納或描述性角度去理解。我們所看到并贊許的只是那些能夠生存下來、并在某種意義上達到成功的生命體。僅從統(tǒng)計學的意義得不出非理性的解釋，因為失敗者之所以失敗往往只是由于其判斷存在局限性，并不是因為不理性。從這個意義上看，經濟學與生物學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經濟學非常需要借鑒其他學科的成果以深化對人的認識。

生理學和心理學將個體人的意識區(qū)分為“顯意識”和“原意識”，其中顯意識是指個體人生活在人類群體所受到教育的結果，原意識則指人體由動物進化而來的適合人類個體生存的基本感知。借用這種對意識的分類，我們也可從理性與本能兩個層次去理解經濟人假設：經濟理性包括完全理性的假設對經濟學分析是需要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條件對于解釋世界來說也許必不可少；但現實社會只需要人們自覺履行最低限度的本能——趨利避害就可以解釋。尤其是系統(tǒng)的思維能力在人類的種種能力中，顯然是較晚才發(fā)展起來的，但經濟學也應該能解釋早期人類的行為。

理性與本能存在重大差異。如果理性選擇意味著在多種可能的條件下經過充分計算比較而得到最優(yōu)決策，本能反應則意味著在緊急情況出現時機體不經思考就能即刻應對以趨利避害，在不緊急情況下機體也能夠自發(fā)地以最有利自己的方式應對。在很多情況下起決定性作用的其實并不是完全理性與充分選擇，而是基本本能與直覺反應。人類本身之所以能夠進化為人，主要也是依靠一代代延續(xù)和傳承的優(yōu)質基因。阿爾欽認為，由于不確定性無所不在，因此現實經濟中的成功者不可能按照所謂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原則行事，只有那些能夠通過試錯和模仿實現正收益的主體才能適應環(huán)境的選擇，而未實現者只能消失。

目前經濟學太過強調人的完全理性，明顯忽視人的本能，以至于過度貶低“動物性”。例如，凱恩斯意識到人類行為中包括動物本能，但卻主要將其用于解釋人類行為中“非理性”的表現，大體上成為貶義用語。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席勒2009年在《動物精神》一書中也批評了經濟學過度依賴經濟理性的局限性，強調只有充分重視人類動物精神，才可能找到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但這兩位諾獎得主書中的“動物精神”還是與“理性的經濟動機”相對，更多體現人們由于沖動或從眾心理引發(fā)經濟不穩(wěn)定和異常波動?？梢姾芏嘟洕鷮W家仍舊把人的本能與經濟理性對立起來。實際上哲學家桑塔亞納定義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是“一種覺察不到的認知能量，其本質是直覺”，可惜這一概念沒有被進一步解釋為經濟人假設的一部分。

其實并不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為就一定意味著正確，基于本能或動物精神的行為就必然意味著不理性和犯錯誤。任何人類行為都會有局限性，成敗往往并非取決于行為的理性程度，而是取決于趨利避害的時空尺度是否得當。人類也不該隨意蔑視“動物精神”，能夠成功憑借趨利避害本能的那些物種無疑將比人類更長久地在地球上存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