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鐘鑒，1939年生，1965年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方向研究生畢業(yè)，受教于馮友蘭、任繼愈先生。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副會長，獲2012年度孔子文化獎個人獎。

經(jīng)歷了歐風美雨蘇霜，更懂得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在文化

解放周末：作為兩千多年中華思想文化主導與底色的儒學，在經(jīng)歷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沖擊后，迎來了復蘇的春天。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復古”現(xiàn)象，而您將之形容為“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牟鐘鑒：我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經(jīng)歷“揚棄”之后的一次螺旋式升華，是事物發(fā)展否定之否定的、客觀辯證運動的表現(xiàn)。此刻，我們正在經(jīng)歷的，是中華文化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又一次歷史性變革，這一變革將開創(chuàng)一個嶄新的時代，其深刻性尚有待于人們認真加以反思和覺解，更需要學界從學術理論的高度予以研討和闡釋。

解放周末：為何會出現(xiàn)這樣的“死而后生”？

牟鐘鑒：儒學在近代衰落而今復興，且勢頭強勁，并非偶然，有其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性，借用佛教用語，這是“契理契機”的顯現(xiàn)。

儒學博大精深，蘊含著豐富的宇宙、社會、人生智慧，凝結著東方道德文明的常道，因而內(nèi)在生命力強大。但它在帝制社會后期一度被專制政治扭曲，趨于僵化保守，跟不上時代的前進步伐，其“有禮無仁”的形態(tài)反而成為社會革新的負能量。因此，它受到西方啟蒙思潮和國內(nèi)新興變革力量的巨大沖擊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是社會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儒學再生的必要條件。

對儒學而言，文化激進主義的批判既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又是一次凈身的沖洗。“文化大革命”從表面上看似乎使儒學陷于“滅頂之災”，在客觀上卻使“反孔批儒”思潮走向極端，充分暴露出其危害性，為人們重新思考儒學的價值提供了反面的教訓，也為儒學的回歸創(chuàng)造了難得的機遇。

解放周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曾興起過儒學熱，但似乎并未持久。

牟鐘鑒：這次不一樣，是各個領域的基層自覺自發(fā)地興起熱潮，而不光是一些領域的一些精英分子。我們明確把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建設文明強國的根基，文化方向撥正了，這樣的文化熱，會是穩(wěn)定和持久的。

近百年來，我們的文化自卑到了極點。“五四”是中國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第一次新文化運動，追求民主與科學，推進了中國現(xiàn)代改革事業(yè)；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丟失了民族文化主體意識，沒做哪些應該保留、哪些應該拋棄的辨析工作，就把傳統(tǒng)文化一股腦兒扔掉了，比如提出要全盤西化，甚至提出要廢除漢字。

當然，這既是當時救亡圖存的形勢所逼，也是因為儒學自身失去了生命力，表現(xiàn)出來的腐朽和陳舊確實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

解放周末：這種拋棄而非揚棄的思路，深刻影響了以后的文化發(fā)展。

牟鐘鑒：我們確實受益于西方文化，包括歐美的民主科學，十月革命帶來的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中國連續(xù)不斷地進行革命，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得到了獨立解放。解放后，我們又向前蘇聯(lián)學習。

但是，再獨立再解放，文化不自立，民族也不可能真正立于世界之林。在經(jīng)歷了歐風美雨蘇霜，遍嘗了酸甜苦辣之后，我們切身感受到，還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更符合我們的社會需要，能夠安身立命，有益文明人生。

我們要吸收世界文明的營養(yǎng)，用以充實新時代的精神生活，但民族的根和魂卻在中華文化。實踐證明，當初“全盤西化”論者企圖用切斷民族文化血脈的方式來“救中國”，無異于南轅北轍，不論結果如何，中國將逃不過做西方文化殖民地的悲慘命運。而這正是顧炎武所擔心的仁義淪喪造成“亡天下”的惡果。他的擔心雖未變成現(xiàn)實，但今日思之，依然需要警醒。

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他的思想已浸入中國人的骨髓

解放周末：歷經(jīng)磨難而不熄不滅，儒學為何有著如此頑勁的生命力？

牟鐘鑒：孔子創(chuàng)立的仁禮之學，為中華民族確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義精神方向，為社會提出了道德價值標準，這是民族的文化血脈、基本性格和文化基因，是中華文化的主導思想、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不論朝代如何變動，不論制度如何改革，中華民族延續(xù)的基因血脈和凝聚的精神紐帶始終是儒學為主導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否則中華民族就離散了。

即使在反孔最激烈的年月，“五常八德”，即仁義禮智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在民間仍然是習焉不察的主流道德行為準則，它不是幾次政治運動能夠掃掉的，盡管它受到了很大的創(chuàng)傷。

歷史證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因為他活在中國人的心里，文明社會需要他，孔子的思想已經(jīng)潤于中國人的肌膚，浸入中國人的骨髓。

解放周末：但這樣的曲折與磨難，必然對儒學有所損傷，對今天人們正確認識儒學的面貌與價值帶來遮蔽。

牟鐘鑒：是的。對儒學的誤解、曲解，乃至戕害，一直都存在，不僅僅是那幾場政治文化運動，而是2000多年里沒有斷過。

一種誤解是把別人說的話，安在孔孟頭上。比如，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把儒學升為官學，宣揚“五常”，使之成為中國人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但他在“五常”之前加上了“三綱”，說：“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到了東漢章帝時，官方推出《白虎通義》，確立“三綱六紀”，明確規(guī)定：“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和“五常”就這樣被嫁接在了一起。儒學被批，“三綱”的宗法等級觀念是很大一個原因，但它其實并不是孔孟說的。

事實上，孔子雖有等級觀念，但強調(diào)相互責任，其中包括人格的尊嚴。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更厲害，他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解放周末：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確為孔子所言，這句話廣被批判，認為孔子提倡君主專制主義。

牟鐘鑒：這就是對孔孟的另一種誤解——沒有正確理解他們的原意。

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是為了“正名”，即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名實相符，各盡其責。但至于盡怎樣的責、如何盡責，當時孔子沒有說明，因而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解釋空間。孟子的解釋是：“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三綱”卻將之解釋為，君、父、夫?qū)Τ?、子、妻擁有至高無上、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利。這種解釋當然更符合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所以歷代君主都樂于采用和宣揚，并把這個觀點強加在孔子身上。

解放周末：從這樣的君臣關系出發(fā)，歷朝統(tǒng)治階級極力宣揚愚忠，這也被認為是孔孟對世人的荼毒。

牟鐘鑒：在孔子那里，“忠”字主要并不表示忠于君主，更不是愚忠。

統(tǒng)觀《論語》，提到“忠”的有15篇，共17處，其中談到忠君的只有兩處。一處是《為政》篇，提到“孝慈則忠”，首先要求國君下慈于民，然后民才能忠君。另一處見《八佾》篇，“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同樣，臣事君以忠，也是要以君使臣以禮為先決條件的。

在《論語》中，孔子從未說過臣下要盲目順從君主、君主對臣下可以生殺予奪。相反，對君臣兩者的關系，孔子首先要求當國君居上位的要守禮，要以身作則。他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他還說：“修己以安百姓”，認為當國君居上位的必須“好禮”，必須“修己”，才能使下面的人心服，才能安百姓。

總之，在孔孟那里，君不是最高的，道才是最高的?？酌辖杂?ldquo;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說法。但宋明以來，部分儒者對愚忠大力提倡，延展到民間，又提倡愚孝。二十四孝中有“郭巨埋兒”，那是傷天害理了，哪是什么孝?

解放周末：面對種種誤解，您提出了一個通俗易懂的口號——三綱不能有，五常不能丟，八德都要有。

牟鐘鑒：必須有所澄清，不能再以訛傳訛?？酌细緵]有提過“三綱”，那就不要再提了。“三綱”抑制了“五常”，只有鏟除了“三綱”，才能充分釋放“五常”所含有的平等、和諧、有序、誠信的正能量。

即使保留和提倡“五常八德”，也要與時俱進。那些繁瑣的禮今天還要它干嗎？但文明禮貌總是要有的，誠信難道可以不要嗎？該留的留，該丟的丟，留下的東西也要做進一步的闡釋，賦予它新的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