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共和主義傳統對中國政治轉型的啟迪

為什么我一開始就講，要超越大眾民主與權威主義？這是因為，我試圖找到一種道路，在中國政治轉型的過程中，魚和熊掌兼得；不是說要做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要么，實行民主，實現大眾的廣泛參與，所有的事情，無論大事小事，動輒全民投票，大家決定。北京大學提出一個教師隊伍改革，也有人提出公民投票。要么，因為看到了民主制度可能產生弊病，就堅決排斥任何成分的民主制度。有的朋友們寫文章批評民主，我說：你這個什么意思??？你說中國不要民主，這是什么意思？是說中國在可見的將來，三十年、五十年之內，不管大事小事，一點說話的機會都不給老百姓？是不是這個意思？如果是這個意思，我覺得是不可能的。我現在感覺到共和主義確實對我們有所啟迪。什么啟迪？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什么是共和主義？在講了西方共和主義傳統之后，我覺得應該對共和主義的基本概念做一些厘定。當然，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共和主義的定義，我這里所講的共和主義，我把它概括為“古典共和主義”。在當代西方的共和主義理論中，至少有兩種共和主義：一種是我們這里的強調共和政體的共和主義，再一種是強調所謂civichumanism（公民人文主義）的共和主義——當然，我想這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剛才講的共和主義的核心，就是混合；它要混合多種政治因素，混合多種制度原則，，從而達到均衡；在混合與均衡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比較均衡的政治框架，或曰憲政框架。

對于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共和主義可以對我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啟迪，使我們在幾個方面關注混合和均衡的問題。

第一個要關注的混合是基本的混合。在思考政治制度、憲政制度的時候，必須考慮到領導、精英和大眾三重因素在政治制度中的混合與均衡。任何一個政治制度，在現代社會的情況下，如果不容納民主的成分，這個政治制度很難擁有很大的合法性，從長久來講不會穩(wěn)定。此外，這個政治制度可能沒有辦法凝聚、造就現代的公民，使整個國家形成一個共同體。民主的成分在現代政治中是一個不可舍棄的因素。

記得我前幾年在《自由主義》這本書里面提到民主時，特別講到了這么一個道理：現代國家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非常脆弱的，這就好比現代的婚姻。傳統的婚姻是比較穩(wěn)固的，夫妻之間有許多彼此聯系的紐帶：共同的財產因素、共同的家族因素等等，當然，也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一點愛情、感情的因素。到了現代社會里面，男人女人都比較獨立了，大家都有工作，有的人還不要小孩，婚姻唯一的基礎，就是所謂的愛情，一種idea，我喜不喜歡你？我不喜歡，byebye?，F代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和現代婚姻有相似之處；維系一個國家穩(wěn)定的其他因素在逐漸淡薄，國家的基礎越來越建立在人民接受的程度之上。許多貌似強大的國家，一旦失去人民的接受，可能嘩啦一聲就完蛋了。我記得有一次在北大做講座，當時跟一個朋友有過一次辯論，他問：蘇聯為什么會倒臺？我說這個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當時我引了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里的那首歌的一句歌詞：再也不能這樣過。以前我們分析一個政治制度崩潰的原因，總會分析什么經濟的危機呀，內憂呀，外患呀。然而，蘇聯當時解體，經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由于某種原因，大家對這個政體失去了信念，政權喪失了legitimacy，所以政權一夜之間就倒了。民主制度的引入，從最低限度來講，是使政權恢復合法性的一個基本途徑；從最高限度來講，民主制度可以培養(yǎng)現代的公民意識，造就一個強大的國家共同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沒有競爭力，從最根本上來講，就是看這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公民意識，是否覺得他是這個國家的成員；打仗也好，搞建設也好，不管什么，這都是最根本的。怎么才能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成員呢？我想，引入民主機制，恐怕是唯一的途徑。說一千道一萬，如果人民不能參與重大的事情，你要他們感覺到自己是主人，非常困難。我想，混合政體的標準就是在民主基礎上的共和國，也就是民主共和國。領導、精英和大眾三重因素的混合與均衡中，大眾原則是現代政治的基本體現。

大眾的參與可以有多種形式，其中一種形式就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容易出現的民粹主義，這是我現在對中國非常擔心的一點。前一段時間我給一個雜志寫專欄，專門寫了一篇小文章——《莫把民粹當民主》。什么叫民粹主義？就是說，事無巨細，事無大小，它都強調要由人民做主；它輕視政治統治中精英的作用、專家的作用、素質的作用?，F在中國報紙上報道的一些創(chuàng)新的事情，有相當多的都有民粹主義傾向。中國必須注意，不要滑向拉美，因為拉美有著相當大的民粹主義成分。民粹主義有什么表現？一個就是經常弄公民投票，一個就是對民主的程序過分迷信，對民主的制度化卻不太相信。然而，西方的民主是代議制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18世紀英國有一個思想家叫柏克，在英國當了幾十年議員，有一次當選之后他對選民說，你們選我，我叫代議員，英文叫representative，不是一個代表，不是一個delegate。什么意思呢？我不是你們派到倫敦西敏寺（Westminster）的代表，我是你們的代議員。你們選我，是因為我聰明、有道德。你們選我上來之后，對不起，這幾年，我將按照我自己的知識和良知來判斷事務、參與政治。你們可以提意見，但是我聽就聽，不聽就對不起了。如果你們覺得我不好，下一次選舉的時候你把我選下去；但是這幾年，我是你們的representative，而不是你們的delegate。如果按照英美的實踐來講，精英的作用應該包括文官制度的穩(wěn)定、代議制而不是代表制的構建，應該包括社會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政治的相對穩(wěn)定的影響。

還有一重因素就是領導，leadership。這塊我自己并沒有非常深的體會，但是我經常想，leadership就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一些政治家。對此，韋伯曾經有過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說，政治家既要有信念倫理，又要有責任倫理；他既能夠做出決斷，有時候這個決斷是大家所不喜歡的，又能夠在關鍵時刻使用dirtyhand，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政治家一定不能優(yōu)柔寡斷，他一定要能夠做出決斷。總之，共和主義對我們的第一個啟示，就是領導、精英與大眾這三種原則的混合與均衡。這大概是思考今后幾十年中國政治轉型的時候必須考慮的第一個均衡。

現在我談談第二個均衡。我現在提出一種新的均衡，希望大家考慮，特別是我們的研究生考慮。這就是代際均衡，傳統與現實的均衡。什么叫代際均衡？兩年前我曾經到日本參加一個會議，它叫IntergenerationalStudy，就是“代際研究”。柏克曾經講過這個觀點。他說，我們在考慮一個問題的時候，要考慮到我們的國家是我們的祖先、現代人以及我們的后代所形成的共同體。實際上，這個理念在波利比烏斯的書里就提到過。波利比烏斯反復強調，羅馬人做得很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祖先、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們中國，在考慮一個政治決策的時候，要考慮到一個大的共和的理念；不僅要考慮到我們今天這代人的利益，還要考慮到祖先、后代的利益。如果只考慮我們今天的利益的話，那么，把一些傳統的建筑拆掉，蓋一些高樓大廈，把住房面積由50平方米變成100平方米，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愛的事情。但是我們要有一個信念：那個舊房，恐怕并不是你某一個大隊、某一個公社、某一個縣、甚至不屬于我們這代人，他是我們的祖先、我們這代人和我們的后代共同擁有的property（財產）。我想，只有在共和的框架之下才能把代際的問題放進來，其他的理論框架很難。

第三個要考慮到的混合就是，多種社會成分和民主原則的混合與均衡。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引進民主制度的時候，必須能夠促進民族之間的融合與和睦相處，而不是強化不同民族的identity、強化民族之間的分歧。然而，單純的民主制度一定會強化民族的意識。我自己從少數民族地區(qū)出來，我閉著眼睛也可以想到，如果在那個地方實行民主制度，民族基礎一定會成為得到選票的重要依據。在思考中國政治改革和發(fā)展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多種社會成分和多種民族的混合與均衡。

這樣一來的話，我們提出的所謂共和，就是混合與均衡的原則，就是多種原則、多種利益成分、多種社會群體、社會力量、社會意志的混合與均衡。那么，混合與均衡應該是個什么樣的制度框架呢？我想這個問題并不是哪一個人能夠一下子說得出來的，但是，我有一個基本的想法。今年開人大的時候，媒體對我有一個訪談，當時談到中國改革的前景的時候，我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只能以現有的制度框架為基礎，在舊的框架里逐步注入新的內涵，舊瓶裝新酒，先破后立，在立中破，立字當頭，破在其中。在政治轉型中，只能采取這樣的策略。

混合與均衡是很難人為地一下子就設計出來。但是，如果我們有著一個混合的目標，在現有的制度框架里面，逐步改革，逐步賦予新的內容，或許，經過若干年的努力，我們最后就可能實現魚和熊掌兼得：一方面，使我們的制度里面容納更多的民主和大眾參與的成分，使我們的制度能夠適合現代社會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使我們的制度能夠防止許多國家在實行民主制度時容易出現的一些弊病，能夠保持整個社會的穩(wěn)定，同時保持整個社會統治的效率與智慧。我經常講，一個社會最優(yōu)秀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如果說概括得好的話，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段話。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集體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局面?？上У氖?，這樣一種局面實在是很少政治制度能夠達到的。我現在講共和理念，實在是希望能夠均衡多重因素，實現這樣的局面。

在當前中國關于民主優(yōu)劣爭論得非常熱鬧的時候，我今天只是原則性地談談我最近對這個問題的反思，希望提出共和主義這一問題，以供大家思考。關于共和主義，學術界以前談得并不多，前一段有一位年輕學者王天成寫了兩篇文章，我覺得寫得不錯，應該是國內對這個問題比較早的研究。但是王天成的文章我稍微不大贊成的一點就是，他把共和與民主兩個概念之間的張力看得太過了一些。我自己覺得，現代的共和制，必須是民主基礎上的、包含著民主原則的共和制；離開民主原則來構建的共和制，并不是共和制，而只能是貴族制或君主制。感謝大家，我今天就講到這里。（長時間的掌聲）

（由唐益根據李強教授在北京大學第五屆學術文化節(jié)開幕式上的學術講演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