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是海上絲路空前繁榮的時期，商人在宋朝與高麗政治交往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宋朝民間商人在與高麗政治交往中，主要通過四種方式：通過進入高麗的仕途，乃至高層政治，傳播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傳遞信息，甚至直接充任使節(jié)；受政府委托，送還海難者或流亡者；受雇運送官方使團。

【關鍵詞】宋朝 高麗 民間商人 政治交往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民間商人通過進入高麗的仕途，傳播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高麗朝正史《高麗史》為一位宋朝溫州商人周佇立了一傳。隋文帝曾說：“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可見正史上留下一卷傳記是難能可貴的。為何一位宋朝的普通商人能在韓國正史中占據(jù)一席之地呢？當然與其在宋麗政治和經(jīng)濟交往中發(fā)揮的特殊作用密切相關。周佇不過是數(shù)以萬計的宋朝赴麗商人的杰出代表。

宋麗雙方史籍留下了大量往來于兩國貿(mào)易商人的記載。樸真奭先生據(jù)《高麗史》統(tǒng)計1012-1192年間，宋朝商人往高麗共留下117次記載，其中確知人數(shù)的有77次，共計4548名。筆者據(jù)《高麗史》補充了1192年以后赴高麗宋朝商人的記載，共有1205年、1221年、1229年、1260年和1278年5次，其中確知人數(shù)的兩次，共117人。此外，《宋史》、《開慶四明志》等史籍，以及高麗義天、宋朝蘇軾等人的文集也留下了大量宋麗往來商人的記載?，F(xiàn)有史籍留下的宋麗間貿(mào)易商人的具體數(shù)據(jù)和確實姓名的記載超過所有海外諸國與宋朝貿(mào)易的商人。宋代是海上絲路空前繁榮的時期，宋麗貿(mào)易雖也有空前發(fā)展，但就規(guī)模而言遠不能與南海諸國和宋朝貿(mào)易比肩，但是南海貿(mào)易難以計數(shù)的商人大都被歷史塵埃所湮沒，而宋麗貿(mào)易商人有幸留下如此明確的足跡。這一方面是宋麗十分重視雙方關系，且兩國皆文獻詳備，更重要的是商人在宋麗政治交往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周佇代表了民間商人在宋麗政治交往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一種類型，即通過進入高麗的仕途，乃至高層政治，傳播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周佇在高麗穆宗時經(jīng)商到高麗，因“性謙恭，工文翰”，才行俱佳，被高麗學士蔡忠順薦舉給穆宗，先后擔任禮賓省主簿、拾遺、禮部侍郎、中樞院直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等職，居六座之首，可謂恩遇無比。因其熟知中國禮儀制度，長期為高麗國王草擬制誥，高麗外交文書多出其手。他同時也將中國制度和禮儀運用到高麗。宋人說“高麗之臣事中朝也，蓋欲慕華風利歲賜”，即高麗尊奉宋朝的原因就是文化制度和經(jīng)濟利益，這兩項都可通過商人實現(xiàn)。因而，高麗留用了大量宋朝商人。《宋史·高麗傳》稱高麗“王城有華人數(shù)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密試其所能，誘以祿仕，或強留之終身”。周佇就是這類宋朝商人的一個代表。

商人在宋麗政治交往中傳遞信息，甚至直接充任使節(jié)

商人在宋麗政治交往中的另一個作用就是傳遞信息，甚至直接充任使節(jié)?！端问贰泛汀陡啕愂贰范加涊d了一個名為時贊的人，963年在宋麗間充任使節(jié)。其到宋朝聲稱遭遇海難，溺死七十余人，自己僅以身免，宋太祖厚加撫恤。到高麗也聲稱在海上遇大風，溺死九十人，自己獨得幸免，高麗國王王昭也厚加賜予。所不同的是《宋史》稱時贊是高麗所遣朝貢使，而《高麗史》稱其是宋太祖派遣的封冊使。除遼、金而外，宋朝對外遣使以高麗最多，且認為高麗最具華風，對其遣使多選才學之士。從宋太宗到神宗、徽宗，所派張洎、劉式、呂端、韓國華、安燾、劉逵、張邦昌等都是一時名臣，且大多為科舉出身。高麗更重視向宋朝的遣使，不僅使節(jié)官職高，如六部尚書、侍郎、樞密正副使、中書舍人等，且徐熙、韓藺卿、白思柔、尹征古、郭元、徐訥、金富軾、崔元信、金猛等都為名士，多是進士出身，還有七人是狀元及第。這位雙方都認為是對方使節(jié)的時贊應是在宋麗間傳遞信息，獲取實利的商人。

商人在宋麗政治交往中充當信使的事例甚多。1030年以后宋麗一度中斷官方交往，1045年宋朝曾試圖恢復兩國官方交往，派人到登州，與知州劉渙商議尋找高麗商人，令其回國傳達恢復朝貢關系的意愿，但沒有實際結果。宋神宗即位后想恢復中斷了四十余年的宋麗政治交往，需要試探高麗的意向，于是令福建轉運使羅拯尋找合適的商人。福建商人是宋麗貿(mào)易中最活躍的力量。羅拯選中泉州商人黃真（慎）、洪萬。高麗國王王徽得到黃真等傳達的信息，不僅給予了熱情的回應，解釋了中斷朝貢的理由，還說自己曾經(jīng)在夢中來到中華（宋朝），并作詩紀其事，表達對宋朝的敬慕。于是兩國重新恢復政治交往。

商人在兩國傳遞政治信息的形式多樣，并非只有受命充任使者。1084年高麗文宗王徽去世及新國王即位，因高麗雖恢復對宋朝朝貢，但不奉正朔，無常使往來，所以并未向宋朝遣使稟告，宋朝是從自高麗回宋朝的商人處得知高麗王位更替的信息。南宋初，宋金不通交聘，宋高宗想通過高麗了解金人動息，找到經(jīng)常往來宋麗貿(mào)易、非常熟悉高麗情況的大商人柳悅和黃師舜提供了海上航路圖和高麗、金朝一帶形勢圖等信息。1161年金主完顏亮侵宋，宋朝在采石之戰(zhàn)中大敗金軍，完顏亮被部下所殺。宋朝令往高麗貿(mào)易的商人侯林等攜帶明州文牒，向高麗通報此事。因南宋自建立以來，被金朝打得狼狽不堪，高麗根本不相信宋朝通報的信息，認為是宋朝向高麗示威的虛夸之言。

商人受政府委托，送還海難者或流亡者

商人在宋麗政治交往中發(fā)揮作用的第三個表現(xiàn)是受政府委托，送還漂風人（海難者）或流亡者。宋麗間常有漂風人，宋麗雙方形成了由政府收容、交給商人遣返本國的制度。兩國通過救助行為表示友好，既吸引商人貿(mào)易，也增加了兩國官方互信，促進良好的政治關系。宋仁宗朝有高麗三十余漂風人，流落昆山縣。1076年高麗國二十人因乘船遇風，漂至秀州華亭縣。元豐年間高麗國人崔舉等船只因風飄至泉州。宋朝對這些人提供食物，并發(fā)給路費，交商船帶至明州，等候往高麗的商船，遣返本國。

南宋時高麗漂風人也不少。1134年高麗十余人漂至泰、楚州境。1258年有六名高麗人飄流到明州。吳潛在慶元府（明州）任沿海制置使時一再見高麗人遇風飄至臺、溫、慶元、福建地界。南宋雖然自高宗后期與高麗斷絕了官方使節(jié)往來，但對漂風高麗人繼續(xù)實行救助，并交由商船遣返本國?！陡啕愂贰酚涊d了1080、1081、1090、1092、1155、1174、1186、1229等年份十次遣返高麗漂風人的事，遣返人數(shù)共一百四十人。高麗對宋朝流亡人也同樣通過商人遣返。1259年三名被蒙古擄掠的宋朝人逃至高麗。高麗加以安置并將其交給宋朝商人范彥華、俞昶等帶回明州。高麗禮賓省還就此事專門給宋朝慶元府發(fā)來正式文牒。

商人受雇運送官方使團

商人長期航行海上，熟悉航海技術和海洋知識，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用指南針導航，甚至可根據(jù)海底泥沙、海上氣候、云色、水色、浪花、魚群等信息判斷船舶方位。這些知識需要長期航海經(jīng)驗的積累，并非官方使節(jié)所能掌握。而且長期在海上航行中合作的商船人員在遭遇突發(fā)災難時能默契合作，首尾相應如一人，平安渡險。因而官方使團雇傭商人和商船成為最可靠、最有效的辦法。

宋徽宗朝徐兢隨官方使團出使高麗。他在所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中說，按照“舊例”，宋朝每次出使高麗都要委托福建和兩浙轉運司雇募商船，并將選中的商船在明州裝飾。徐兢使團所用八艘船中有兩艘官府自造的神舟，另六艘都是雇用來的商船，即“客舟”。所雇商船顯然來自福建，因為船隊在海上遭遇風浪，商人祈求告媽祖，平安渡險后特上奏朝廷給媽祖賜廟額曰順濟，列入國家祀典，使媽祖這個起源于福建莆田的地方神傳播到兩浙，并在官方祭祀體系中地位不斷提高。宋朝多次遣使高麗應該都是如徐兢使團一樣雇用商船。

宋哲宗朝，高麗王子義天訪宋也是搭乘商船。義天是高麗文宗第四子，俗姓王，名煦，義天為其字，因名犯宋哲宗諱，以字行。11歲出家為僧，精通佛學及儒、道百家之學，成為高麗佛教領袖，被封為佑世僧統(tǒng)。義天有志于入宋求法，多次向國王申請而不獲準。1085年四月，義天私帶弟子二人登上宋朝商人林寧的船前往宋朝。義天訪宋雖是個人行為，但因其王子僧統(tǒng)的特殊身份，宋朝十分重視，完全以使節(jié)的方式接待。義天一行到達密州后，宋哲宗派主客員外郎蘇注為引伴使，將義天接伴入京。又命范百祿為館伴，負責在京接待。宋哲宗在垂拱殿接見了義天。義天往杭州求法，哲宗又派主客員外郎楊杰為伴送使，陪同前往。高麗宣王對義天訪宋也十分重視，上表宋朝，請求遣送義天歸國。義天回國前再次應哲宗之召赴汴京朝辭，后搭乘商船回到高麗。

北宋時期，商人在宋麗政治交往的作用較為突出

商人在宋麗政治交往的作用在北宋尤為突出，南宋有所弱化。這是因為北宋與高麗的政治關系在宋-遼-麗三角關系中既十分重要，又獨具特色。從宋朝角度，宋麗關系從屬于宋遼關系。每當宋朝謀取幽燕，對遼強硬時，就實行聯(lián)麗制遼和積極的高麗政策，宋太祖、太宗、神宗、徽宗四朝都是如此。當對遼實行收縮保守政策時，就對高麗采取疏離態(tài)度。如雍熙戰(zhàn)爭后，宋朝放棄謀求幽燕的計劃，放任遼朝出兵侵犯高麗。高麗曾遣使向宋求援，宋朝不愿因高麗而破壞宋遼關系，不給予任何援助。雍熙戰(zhàn)爭后遼朝對高麗實行強硬的武力威脅，迫使其完全轉奉遼朝正朔，疏遠宋朝。994年高麗轉奉遼朝正朔后又遣使宋朝，遼朝遣使嚴厲問罪：“東結構于女真，西往來于宋國，是欲何謀？”

高麗對宋朝雖有文化認同和經(jīng)濟需求，但作為夾于兩大國之間的小國，其最大訴求是國家安全。北宋建國初，高麗堅決站在宋朝陣營，敵視遼朝。雍熙戰(zhàn)爭后遼朝在宋遼關系中占據(jù)主動，且持續(xù)對高麗用兵，宋朝又袖手旁觀，高麗被迫轉奉遼朝正朔，一度中斷四十余年（1030-1071年）對宋朝朝貢。如蘇軾所說“契丹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即使宋麗再次恢復使節(jié)往來后，高麗仍“居常小心，北交大遼，南事大宋”，不敢奉宋朝正朔。高麗討論國策時也說“國家結好北朝，邊無警急，民樂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若改變此策就會有“北顧之憂”。南宋則被金朝追打得幾乎無立足之地，高麗完全靠攏金朝，而疏遠宋朝。

但是高麗向往宋朝文化，對宋有強烈的經(jīng)濟需求，“雖在海外，心常在于王室”，還是希望與宋朝保持友好關系。宋朝也希望利用高麗牽制遼朝。于是商人在兩國政治交往中便有了很大空間和不可取代的作用。宋麗間不論是一度中斷官方關系，還是恢復官方關系后不奉正朔的政治關系，都需要商人作為溝通渠道。即使正式的官方使節(jié)往來也依賴商人提供航海保障。宋麗兩國政治交往在復雜和艱難的國際形勢下得以保持和展開，得益于兩國都非常重視并巧妙地利用了商人的作用，可以說，離開了商人作為基礎和保障，雙方的政治交往難以進行。

（作者為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云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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