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二流大學

文| 李志文

浙大新校長楊衛(wèi)在接受《大學周刊》訪問時，對大學發(fā)展，談了些相當精辟的看法。他說：“以美國大學為例，它們是三流學校數(shù)論文篇數(shù)，二流學校數(shù)論文的影響因子，一流學校不對論文發(fā)表提要求，而頂尖的大學非常強調(diào)教學。”然后，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學校的教師還沒有形成很好的研究習慣時，學校從管理上要求教師發(fā)表論文，并且是在國際同行認同的期刊上發(fā)表學術論文，這樣可以形成一個整體的驅(qū)動力，從統(tǒng)計學的角度上看，論文發(fā)表得多就意味著教師花在做研究上的時間更多。因此三流大學要提升，就得要求師生多發(fā)表論文。二流大學要求教師發(fā)表的論文，是在該領域里最好的、影響因子最高的雜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這樣雜志上發(fā)一二篇論文，他會被認為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再發(fā)展，這位教師能幾年磨一劍，做一些引導、引領這個學科發(fā)展，更帶有原創(chuàng)性的工作，帶領學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國際一流學者了。所以，一流大學不要求教師發(fā)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們在頂尖雜志上發(fā)表，只是給更寬松的環(huán)境做研究，由教師在好奇心驅(qū)動下自由發(fā)展。在國際上前幾名的頂尖大學，所有的教授都是該學科同年齡段里最優(yōu)秀的。因此，這些學校要求其教師除了保持自己作為這行頂尖的學者外，還要花時間在學生身上，讓這些最好的學生受到教育和啟迪。因此，每所學校發(fā)展階段不一樣、水平不一樣，對發(fā)表論文所強調(diào)的內(nèi)容也就不一樣了。

上面這句話講得太對了、太好了。不是在世界一流名校待過較長時間的學者，是不會有此高見的。楊衛(wèi)到底是開國以來第一個當了大學校長的長春藤畢業(yè)生。

按照楊衛(wèi)的標準，現(xiàn)在的清華、北大、浙大剛剛進入世界的三流水準。十年前，中國大學是沒有資格談SCI的?，F(xiàn)在，前五名的學校，清華、北大、浙大、復旦、南京在SCI的數(shù)量上，現(xiàn)在已經(jīng)能在亞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國比比，也不見得丟人。中國有人海優(yōu)勢，再往后，這個成績會更好。但這種比法再往后已經(jīng)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人家二流學校，不跟咱比這個。要用人家二流學校的比法，我們的清華、北大、浙大，又回到起點上：重新洗牌，咱們的成果幾乎是零。

我今天要談的是我們的清華、北大、浙大還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學？我們怎么才能進入一流大學，頂級大學是人人沒有把握，只能當做一個崇高的目標。

我個人幸運的在美國頂級大學待過，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學待的，然后到賓大的沃頓商學院當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學商學院與經(jīng)濟系，應該是頂級，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統(tǒng)計過，90%的經(jīng)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與芝加哥大學有淵源，所有知名商學院的會計學與金融學的當家學者（是講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與芝加哥大學有淵源。這幾年，芝加哥大學的經(jīng)濟與商學，一流沒有問題，頂級可能就不是公論了?，F(xiàn)在頂級的位子，應該是哈佛與沃頓。1983的沃頓應該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學院連一流都談不上，甚至是被認為是一群二流學者拿著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搖撞騙。我的母校羅徹斯特大學在我念書的時候(1974)，應該是一流大學在做頂級大學的夢，現(xiàn)在是一流大學在往下降。我現(xiàn)在擔任講座教授的杜蘭大學應該是一流的尾巴,杜蘭從來沒有做過頂級的夢，想都不敢想，連一流都岌岌可危。表上都是美國的大學，二次戰(zhàn)后，老美在各方面稱霸了六十年，學術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來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國的三家，是十八世紀大英帝國的回光返照。

從我的分析來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與三流可以按學校來分，一流多少能按學校分，頂級的大學與頂級的專業(yè)就不一定在同一個學校了。頂級大學的排名是相當穩(wěn)定的，基本上取決于歷史、資源、及地緣環(huán)境。頂級專業(yè)的排名是相當不穩(wěn)定的，走掉一個大師，或大師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頂級的位置就保不住了。以大學來分，現(xiàn)在的清華、北大、浙大，應該是三流，但在清華與北大，有些專業(yè)領域已經(jīng)有點二流的味道，浙大是扎扎實實的三流。中國的絕大部分的大學是不入流，別難過，印度也一樣。甚至日本也好不到那里去。日本自從百年前，有些大學沖進三流后，絕大部分的大學還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與團結力在世界舞臺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學術與思想上面是沒有太多的建樹的。這幾年，北大與清華的國際化與超前意識，比絕大部分的日本大學要來得強猛。

我曾在香港科大做會計系的創(chuàng)系系主任，在離開科大那年，按頂級學術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會計系應該是扎扎實實的二流頂端，應該是美國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這個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中大來勢洶洶。在會計學與金融學的領域里，全是老美天下，老歐只有亦步亦趨的份。由于擁有大海龜與牛外教，在會計與金融領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歐洲大學好，而且獨步亞洲。

什么是二流大學？

楊衛(wèi)為二流大學做了相當好但不完美的定義：

二流大學要求教師發(fā)表的論文，是在該領域里最好的、影響因子最高的雜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這樣雜志上發(fā)一二篇論文，他會被認為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發(fā)一兩篇』這句話上。我認為到了二流學校，基本上，已經(jīng)不用簡單的數(shù)字管理，在任何一個領域的最好雜志一年能發(fā)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是，別說二流大學的教師了。我下面會詳細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學與二流大學的不同。三流大學，應該是像美國的CaliforniaState,KansasState,臺灣成功大學、臺灣大學、日本名古屋大學、韓國首爾大學、中國大陸的北大、清華、浙大這一類的大學。這些大學有一個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學。公立大學是外行官員管內(nèi)行學術專家，就是咱們所說的『紅管專、外行管內(nèi)行』。這些外行官員都要找一些『客觀標準』來做管理依據(jù)，就自然的數(shù)字掛帥了。在美國這些大學都是資源較少的州立大學，這些大學，有些就被定位為教學型大學，像CaliforniaState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學，像KansasState。這些大學，校長底氣不足，難以抗拒州政府與議員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這些學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數(shù)字管理，簡單明瞭，成本低廉。在亞洲，官本位下，校長發(fā)揮空間有限，許多是新興國家，資源也有限，發(fā)展學術的第一步，就是先讓教師們有拿到學位后繼續(xù)念書的習慣。用SCI數(shù)目來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試來管學生，沒有太多的實質(zhì)教育與學術效果，但總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學，基本上就是隨意管了。臺灣的有些私立大學，大陸的大部分大學就是這一類。

表一是基于美國大學最被認可的排名，USNewsandWorldReports的2006報告，再依照我自己的判斷，為頂級、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學列出一些例子。每一流中，按照排名的順序，由高而低羅列。頂級與一流是全部羅列，二流、三流眾多，只是例列。USNewsandWorldReports的排名，是在美國最少爭議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觀判斷，這個表只是例子，不是科學。表中的頂級與一流大學幾乎清一色是美國學校，是因為美國有最好的制度設計，幾乎把全世界的學術精英完全吸收過去。我在一流大學里，列了法國的EcolePolytechnique，其實只是『公平』的考慮。法國的Ecole有點像中國的清華與北大，學生是最好的，不輸給任何的一流大學，設備還不錯，但是師資與學術環(huán)境就比美國的一流大學差多了。亞洲的三家二流大學，香港的科大與中大，日本的筑波都有很大的美國影響。讀者可以指責我有偏見。我走遍世界，在歐、亞、北美、南美各國中的頂尖大學都有些朋友，參觀大學、分析學術環(huán)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說是我的看法，不能說是我的科學論斷。學術是盡可能的尋找客觀的數(shù)據(jù)，但是學術結論都是帶有主觀色彩的。

在表一，各位也可以看到，頂級大學全是美國的私立大學，較好的一流大學，還都是美國的私立大學，到了一般的一流大學，公立大學就多了起來。二流大學與三流大學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學。沒有列在表里，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的私立大學，是不入流的。這就是資源與體制的互補了，私立大學體制靈活，如果有足夠的資源，會辦得比公立大學好。如果資源不足，私立大學的靈活體制反而導致它們胡作非為。

臺灣的臺大，大陸的北大、清華、與浙大，被分到三流，是讓人非常氣憤與不服的。臺大、北大、清華、浙大的學生素質(zhì)絕對的超過我任教的杜蘭大學。臺大、北大、清華、浙大的老師的『腦素質(zhì)』也不遜于杜蘭大學的老師。為什么杜蘭可以在一流大學中吊個尾巴，而我們的北大、清華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蘭是美國的私立大學，北大、清華、浙大是中國的國立大學。環(huán)境與體制，決定了學術機器的生產(chǎn)效率，原料的品質(zhì)（老師、學生的天生素質(zhì)）當然也會影響成品的質(zhì)量（學術成果），但絕對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這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二流大學，應該是SUNY/Buffalo,Rutgers,Florida,Kansas,與香港科大這一類的大學。這些大學由于資源、地緣、歷史因素，沒法子與一流大學較短長。表上的一流與二流大學的運作、目標、渴望，基本是一樣的。它們只有程度的差異，沒有本質(zhì)的差別。頂級大學的年輕副教授通常是一流大學爭聘講座教授的目標，一流大學的少壯副教授通常是二流大學爭聘講座教授的目標。三流大學與二流大學之間的交流就要少多了。北大與清華已經(jīng)有點二流大學的架勢，就是因為，它們已經(jīng)有點能力在一流大學的少壯精英頭上動腦筋了，例如清華用了五年的時間操作，禮聘錢穎一從Berkeley回清華，浙大才剛剛有這個概念呢！

在頂級大學，談文章的篇數(shù)，是粗俗的行為，被大家取笑、不恥。在那種學校，著作等身、大氣蓬勃是理所當然，有什么好吹的？在一流大學，學者是夢昧以求『這輩子』能有『一、兩篇』傳世之作。但是這個夢是深藏心底，不能說的，說出來就下流了。在二流大學，是公開的說：『想當教授，就得有一、兩個全壘打』。意思就是，想當教授，非得在頂尖雜志，發(fā)表一、兩篇論文不可。如果像楊衛(wèi)說的，每年要發(fā)一、兩篇，就成了『牛飲』，只有三流學校的牛才這么公開的鬼叫。二流學校公開招聘講座教授的時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質(zhì)，不是數(shù)量?？墒窃趦?nèi)部提升的時候，基本上看的是數(shù)量，不是品質(zhì)。人家已經(jīng)都做牛做馬怎么多年了，沒有功勞有苦勞，咱二流大學資源有限，那能養(yǎng)得起這么多神仙？只要你還努力聽話，時間到了，苦夠了，也就當上了教授了。

看一個學校的教師管理機制，就能看出這家學校的定位。在頂級大學，教授幾乎人人有個講座（endowedchair），這些老爺都是千辛萬苦從對手那里挖過來的。助理教授幾乎沒有一個能升上去，極少數(shù)能升上去的，老早就有對手在挖墻角，又得千辛萬苦的挽留，年紀輕輕，就得給他個講座教授。校長的任務不是『管』這些人，而是哄著他們，賠著笑臉，防著他們與別人談戀愛。校長更重要的任務，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知道各專業(yè)領域的動向，聘請到領導未來20年學術方向的大師。校長對大師那敢說個『管』字，磕頭都還來不及呢！那怎么『管』這些老爺呢？出個假貨怎么辦？別擔心，這些人好管極了。只要你的學校有足夠的大師，頂級大學當然是大師如云，他們互相把對方管得賊緊。老子好不容易混到這個江湖名聲，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們中間如果出了一個假貨，別人對我們的本事產(chǎn)生懷疑，我的數(shù)十年修行，豈不被糟蹋了？在頂級大學里，每周定期的研討會就是擂臺，那些大師們，在擂臺上殺得你死我活。

當然，如果一個頂級大學，請了個無能校長，一口氣找了一群假大師，這個大學就馬上出現(xiàn)劣幣驅(qū)逐良幣，這個頂級大學就垮了。這就是為什么，頂級大學都在美國，又都是私立大學。因為只有美國的頂級私立大學才能發(fā)展出一個極精細的大師互相監(jiān)管的『教授治校』的機制。美國的普林斯頓、哈佛、耶魯用了三百年的時間，用世界最優(yōu)渥的資源，運用市場機能，慢慢把美國的學術巨廈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國的一流大學像伯克萊、康奈爾才能放心的讓教授來管自己，管學校，甚至管校長。

美國的三流大學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國一模一樣。李遠哲這個學化學的書呆子，居然在臺灣倡導『教授治?！?，把臺灣的大學變成政治角力場，烏煙瘴氣！三流公立大學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會主義墻角』。沒有大師級的學術地位，就沒有了賠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裝配工都是人，沒有了賠不起的面子，就可以不要臉，一旦沒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臉。三流大學用SCI數(shù)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臉，在我們管理學，這叫做防止『道德危險』（MoralHazard）。

頂級大學與一流大學所耗用的資源是驚人的，在外人看來是極度的浪費與沒有效率的。師資是名校的命脈，這個『浪費』與『低效』，在師資的培育上面最為顯著。我用杜蘭大學商學院做例子。杜蘭商學院在過去十年，起碼進了50個剛拿博士的年輕教師，每位教師的年薪，用2006的價碼，是15萬到20萬美元，每個年輕教師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這十年的投資保守的估計是15萬乘6乘50，總共四千五百萬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為二、三流大學做貢獻了。我們的教授，基本上都是從外邊挖角進來的，也就是說，頂級大學與其他的一流大學，用了更多的價錢為杜蘭做了貢獻。以頂級與一流大學合起來的五十家學校做群體單位，百分之九十的師資培育投資是為了二流大學做了貢獻了。絕大部分的三流大學玩不起這個游戲，也就根本不玩了。從一流大學流落到三流大學的人，基本上都放棄了『研究』，反而，一直在三流圈子的學者，有些會興味怡然地玩著三流大學的數(shù)字游戲。

有人會說，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輕教授，會為頂級與一流大學發(fā)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這么多錢。哈！你就錯了。杜蘭的這50個人，在十年內(nèi)，發(fā)表了大約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升等的那四個人發(fā)的。其他46個人，幾乎沒有任何具體成果。用浙大、清華的數(shù)字管理概念來看，起碼四千萬美元是打了水漂了。在美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畢業(yè)生，這一輩子，不會在頂尖雜志發(fā)表文章。頂尖雜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學者寫的。在杜蘭商學院，學術成果主要是五個講座教授(師資隊伍的5%)做的。

那么，我們不干脆就讓這五個學者專做學問，何必花這么多錢，讓這么多人陪著玩？這就是學術環(huán)境的成本，沒有這么多人日以繼夜的干，就沒有一流的研究環(huán)境；沒有九死一生，就沒有英雄好漢。后面我會分析，什么叫一流的研究環(huán)境。

話說回來，中國可能窮些，中國的市場機制可能差些，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可能落后些。但是浙大、清華的許多教授的天生素質(zhì)可一點也不比什么普林斯頓的那些書呆子差。憑什么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長哄著、伺候著，而我們清華、北大的念書人就得拍校長馬屁、看書記臉色？我們也要教授治校，我們也要大師如云。好！有志氣！那么，我們得先從三流大學轉(zhuǎn)變成二流大學。下面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浙大、清華轉(zhuǎn)化成二流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