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準扶貧效果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包括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會組織參與扶貧機制、扶貧分工不明確以及現(xiàn)行扶貧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等。為了最大程度地發(fā)揮精準扶貧模式的扶貧效果，我們既要構建健全的保障制度體系，保證監(jiān)管機制與責任追究機制落實到位，又要加強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力度，以便盡快實現(xiàn)脫貧致富，共同奔向小康社會。

【關鍵詞】精準扶貧  扶貧模式  社會組織  合作    【中圖分類號】D922    【文獻標識碼】A

我國扶貧模式以政府為主導

目前，我國主要實行以政府為主導的扶貧模式，可是這一扶貧模式與我國的具體國情不太適應，同時也違背了比例性原則，導致扶貧效果不明顯。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正在朝著服務型政府的方向轉變，但是政府的精力總歸有一定的限度，中國當前為發(fā)展中國家，政府如果將全部精力放在扶貧工作上，那么其他領域的工作效果必然受到影響。二是政府在扶貧工作中投入很大，耗費大量的資金成本和人力成本，但由于扶貧工作環(huán)節(jié)繁多，程序復雜，導致了扶貧工作效率不高。三是盡管政府針對扶貧工作的開展制定了專門的計劃和方案，可是面對復雜的扶貧狀況，政府的扶貧計劃和方案卻不夠靈活，與精準扶貧的實際工作要求相差很大。

從扶貧方式來分析，政府利用自身力量為貧困地區(qū)居民提供幫助，如使貧困居民了解更多的旅游開發(fā)知識，為開發(fā)旅游資源提供資金支持等，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貧困現(xiàn)象，但由于政府精力不足，能力有限，旅游扶貧開發(fā)的后續(xù)工作往往難以到位。為此，引導社會組織的參與將改善這一情況，采取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的開發(fā)模式使得市場引導與市場開發(fā)有效結合。對政府來說，一定要為貧困居民提供扶貧支持，激發(fā)貧困居民的脫貧積極性，而對社會組織來說，往往具有更好的市場感悟能力，這是政府所不具備的。

當前扶貧實踐的合法性評析

扶貧工程具有最大合法性。2011年末，全世界生活在極端貧困狀態(tài)下的人口仍然有10億之多，可見全球人類面對的最重要問題仍然是擺脫貧困。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在當前社會條件下更需要集中精力應對貧困問題。消除貧困，促進社會公平，保障基本人權已經被寫入我國憲法中，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不僅如此，《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三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對擺脫貧困問題做了更加具體的規(guī)定，切實解決與人民群眾基本利益相關的問題，提高社會公共服務能力，改善人民群眾生存狀態(tài)，提高對貧困地區(qū)、邊疆地區(qū)、民族地區(qū)的轉移支付力度。繼續(xù)打好脫貧攻堅戰(zhàn)，開展精準扶貧工程，實現(xiàn)精準脫貧，將貧困家庭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實施不同的扶貧政策，為留守婦女、兒童、老人提供更多的關愛服務。顯而易見，我國目前扶貧工作的難度依然很大，我們應該因地制宜轉變扶貧方式，探索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扶貧模式，采用靈活多樣化扶貧的手段。

國家扶貧模式具有常規(guī)的合法性。我國最高人民法院賦予了各級政府積極開展扶貧工作的職能。2015年11月，隨著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召開，《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的決定》經審議后正式通過，該決定提出扶貧工作必須在黨的領導下，中央與省級政府要積極承擔起統(tǒng)籌責任，做好調控工作，市縣級政府要落實到位，勇于承擔脫貧攻堅責任。從國際扶貧經驗來看，其他國家也高度重視扶貧工作，并在扶貧過程中采用與我國類似的扶貧模式。舉例來說，美國政府曾經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反貧困運動”，并通過加強立法來推動扶貧工作的開展，美國接連頒布了《阿巴拉契亞地區(qū)發(fā)展法》與《公共工程經濟開發(fā)法案》兩部法律，目的是從法律上明確政府職責，督促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加大投資，提高落后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同時還要盡力為貧困地區(qū)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英國也重視開展扶貧工作，不僅設立了以社會保障為核心的反貧困制度，而且還頒布實施了與反貧困相關的法律文件，明確了國家在扶貧工作中的重要職責，要求國家通過增強社會保障水平等手段消除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