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與上述諸多思想史、哲學史著作中對思孟學派的定位和關注與否，可以說是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一書的又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

梁啟超的書對儒家思想做夾敘夾議，并沒有對子思或思孟學派進行討論。陶希圣的書，對于儒學傳授中“曾子傳子思，‘子思唱之，孟軻和之’”這一系也只是一筆帶過，而直接討論孟子與荀子的政治思想。胡適在論及代表戰(zhàn)國時代的儒家哲學時，只用《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和《孟子》，并將《大學》《中庸》看作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書”，并沒有申論其與子思或思孟學派的關系。如他說：“只是細看儒家學說的趨勢，似乎孟子、荀子之前，總該有幾部這樣的書，才可使學說變遷有線索可尋。”[7]280與此相反，馮友蘭則直接將《大學》《中庸》放在孟荀之后的“秦漢之際之儒家”的范圍內(nèi)討論，強調(diào)《大學》與荀學的關系，且以《中庸》為“又似秦漢時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10]439、447。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一方面認為，“在我看來，《大學》是孟學，而且是樂正氏之儒的典籍”，并加以論證，從而不認同馮友蘭以為屬荀學之說的觀點。另一方面，又有所辨析地說：“故如馮氏所論，實不足以否定子思的創(chuàng)作權(quán)，不過《中庸》經(jīng)過后人的潤色竄易是毫無問題的。”[11]141、142可見，郭沫若是確信子思的地位，而且肯定思孟學派的存在的。

與郭沫若的思孟學派論述有相同的特點，侯外廬在此書中以“儒家思孟學派及其放大了的儒學”為題，明確了思孟學派的存在和地位。并且通過從荀子《非十二子》中對孔子以后的儒家子思孟軻一系的學派性說明入手，一一展開論述。比如侯外廬通過分析認為：(1)荀子所批評的“材劇志大”，“甚是子思孟軻的寫照”。(2)“聞見雜博”，“亦孟子的特點”。(3)“孟子論性的辯論”，《中庸》所言“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都是“正所謂‘僻違而無類’者”。(4)“子思孟軻的影響甚大，其師承孔子學派之權(quán)威”，故荀子云“世俗之儒‘受而傳之’”。(5)至于“五行”之說，言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的《尚書·洪范》，至少思孟是可以作為“受而傳之者”看待的。(6)《易傳》的“探頤索隱，鉤深致遠”的方法“與荀子精神不合，反而與其所評思孟的方法相近”。(7)子思孟軻的著作，“《中庸》除了有一少部分為戰(zhàn)國末期學派所加入的東西外，大體近于子思，其中思想亦和孟子有師承關系”；那么，“《中庸》有比《孟子》更放大的地方，乃為后儒所潤色者”。(8)思孟的學派性，如果“以著作而論”，首先“應研究《洪范》”，其次是“以《中庸》、《孟子》為范圍”，《易傳》是“五行以外言陰陽”，“應歸秦漢之間思孟思想的更引伸者”。(9)荀子所謂“法貳后王謂之不雅”，是針對思孟而言的。(10)“載于思孟學派書中之句，五行未見，而‘按往舊造說’則頗多有”，《大學》《中庸》“則幾滿篇《詩》《書》”，且“孟子則有古制之圖案”。(11)“《中庸》之按往舊造說者頗多”，侯外廬舉出了多條例證而分析說明。(12)見于《孟子》一書的“堯舜的事跡”、“周室班爵祿的一套制度”、“答井田制的圖案”等，還有孟子“對于往舊《詩》《書》，多以己意按之造說”[6]161-168。

侯外廬結(jié)合荀子的批評，對思孟學派的一些學說特點進行分析歸納和論證，從而將思孟學派的儒學稱作是“放大了的儒學”。當20世紀90年代湖北荊門郭店楚簡出土，其中有被學界認為是屬于《子思子》的篇章，研究思孟學派的諸多問題一時成為熱點。那么，侯外廬早年這種直接從荀子的批判來分析思孟學派思想特點的角度與方法也是很有時代性的。

侯外廬后來寫作的有關中國封建社會史的研究論文，一部分編在《中國思想通史》當中，最終合編結(jié)集為《中國封建社會史論》(1979年，人民出版社)一書，又成為前述《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的姊妹篇。從篇目上看，包括《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商兌之一》(《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論封建制和全東方的封建主義》、《秦漢社會的研究》、《魏晉南北朝社會經(jīng)濟的構(gòu)成》(《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轉(zhuǎn)變的特征》(《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9年)、《十六、七世紀的中國封建制社會的初步轉(zhuǎn)變》、《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的變化及其局限性》、《中國封建社會前后期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及其綱領口號的發(fā)展》(《歷史研究》1959年第4期)。從中可以體會到侯外廬所關注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問題、經(jīng)濟問題、前后期和近世以來的社會轉(zhuǎn)變問題、農(nóng)民戰(zhàn)爭問題等的幾個方面?？梢哉f，這些論題，基本上包括了作為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之延續(xù)，到新中國時期的歷史學界研究的所謂“五朵金花”當中，有關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nóng)民戰(zhàn)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諸多方面[12]。

在思想史研究上，不僅是古代思想，侯外廬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所著《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上卷1944年初版，下卷1945年初版，重慶三友書店)一書，論題涉及的時間范圍從17世紀、18世紀一直寫到19世紀，論及的思想家從17世紀的王夫之(船山)、黃宗羲(梨周)、顧炎武(亭林)，直到19世紀的魏源、龔自珍、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王國維。最終體現(xiàn)了侯外廬從古代到近代的貫通性研究的特點，以及侯外廬思想史研究的視野所在。

    注釋：

①侯外廬提到了郭沫若的《釋干支》、董作賓的《卜辭中所見殷歷》、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等。

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侯外廬.韌的追求[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5.

[3]侯外廬，紀玄冰，杜守素.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47.

[4]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M].長沙：岳麓書社(民國學術(shù)文化名著)：2010.

[7]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M].北京大學叢書.北京：商務印書館，1919.

[8]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9]武內(nèi)義雄.中國哲學思想史[M].汪馥泉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10]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1新1版.

[11]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本文原載于《晉陽學刊》201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