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zhàn)結束至今，美國一直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但其霸權地位日漸衰落。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破天荒地沒有沿襲西方列強殖民擴展和武力征服的途徑，而是主要通過和平發(fā)展的方式得以完成。中國和美國致力于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表明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史上，世界權力大規(guī)模轉移第一次出現了以和平而非戰(zhàn)爭方式完成的可能性。

國際力量的天平開始朝有利于和平發(fā)展的方向傾斜。新興大國和發(fā)展中國家經濟持續(xù)增長，為世界經濟發(fā)展注入新的強勁動力，使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和平與發(fā)展的方向發(fā)生變化。不同制度、不同類型、不同發(fā)展階段國家的相互依賴和利益交融明顯加深，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國際大家庭之中，認同國際秩序、尊重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guī)則、追求國際正義，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不同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水平的國家互相提供發(fā)展機會，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互利共贏，給世界和平、安全、穩(wěn)定與發(fā)展帶來巨大機遇。應該特別指出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不結盟、不當頭、不稱霸”原則的指引下，中國成功地開啟了具有本國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在實現自身發(fā)展的同時也為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

多極化是主要推動力

新型國際關系的形成和國際關系新秩序的建構，其主要推動力來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多極化和經濟社會制度多樣化。權力不再掌握在一個國家或極少數國家手中，而是相對均衡地分散到更多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手中；國際事務不再由一國或極少數國家說了算，而是由更多的國家坐在一起商量解決，國際關系中平等和民主得到明顯提升，公平和公正性得到更有力的保證，為世界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新動力，為人類社會發(fā)展提供了新方向，為發(fā)展中國家在確立發(fā)展道路方面提供了新選項。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美國始終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并在冷戰(zhàn)結束后一度成為超級大國。雖然21世紀初的“反恐戰(zhàn)爭”和金融危機都對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嚴重沖擊，但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和主流價值觀并未經歷劇變，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領導地位與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也沒有發(fā)生根本轉變。

毋庸置疑，美國仍是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但隨著全球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的相對實力正步入下降軌道，或者說進入了一個“頂峰平臺期”，其領導地位日漸式微，“全球局勢發(fā)展正使冷戰(zhàn)后的美國霸權時期走向結束”。⑨正如筆者所指出的：“與冷戰(zhàn)結束初期美國成為世界唯一霸主的情形有所不同，今日世界的權力已從美國一國手中日漸分散到多個新興大國及非國家行為體手中，僅憑借一己之力已無法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各種安全挑戰(zhàn)，調動各種資源來服務其政治外交目標的能力明顯下降。美國維護自身‘全球領導者地位’與實現這一抱負的手段之間出現巨大鴻溝，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在國際政治亂局中穿梭自如的絕對優(yōu)勢有所喪失，在價值理念、體制機制、秩序安排等方面的主導地位有所削弱。”⑩

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明顯改變了世界政治權力的原有布局。“金磚國家”，即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歐盟和東盟等地區(qū)組織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新興大國和發(fā)展中國家通過“金磚國家”峰會、G20等組織與機制，以更加開放、公正與公平的立場推動國際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fā)展，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在經濟規(guī)模方面，美國正在逐步失去壓倒性的優(yōu)勢地位。美國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最高之時是1985年，達到32.32%。聯合國統計司發(fā)布的GDP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GDP總量為18.04萬億美元，繼續(xù)保持全球第一位，占全球總量比重為24.31%；中國大陸GDP總量為11.16萬億美元，連續(xù)6年保持全球第二位，占全球總量比重為15.04%，相當于美國同期GDP總量的61.87%。麥迪森推測，到公元203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可能達到世界的23%，其時美國為17%，印度為10%，西歐國家合計達世界的13%左右。

經濟增長源的多元化既是多極化的因，也是多極化的果。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發(fā)展中國家行列，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經濟差距不斷縮小，新興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增大。以中美兩國的情形為例，2011～2015年，按照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30.5%，躍居全球第一。分年度來看，2011、2012、2013、2014、2015年，中國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28.6%、31.7%、32.5%、29.7%、30.0%，而美國分別為11.8%、20.4%、15.2%、19.6%、21.9%。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達到33.2%。根據有關國際組織預測，2016年中國、美國、日本經濟增速分別為6.7%、1.6%、0.6%，據此測算，三國經濟增長對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分別為41.3%、16.3%、1.4%。?不難想象，如果沒有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亞太地區(qū)的經濟繁榮，當今世界的經濟依舊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扮演主角，人類文明的現狀與前景都會十分暗淡。

2007～2016年，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占全球比重從12％升至23％，30億人的生活質量得到改善。在這10年中，金磚國家建立起60多項合作機制，在重大國際和地區(qū)問題上同聲相應，聯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顯著提升了新興大國和發(fā)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fā)言權。

在國際關系新秩序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制度的合理性被限定在特定地域的特定歷史時期，而不再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道路上唯一正確的選擇。

長期以來，美國“聲稱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條，正確的生活方式只有一個，真正的價值結構只有一個”。?美國精英認為美國才是唯一具備領導世界資格的國家，因為美國的政治社會制度具有普世價值，適用于美國的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從而，冷戰(zhàn)結束以來，歷屆美國政府不顧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在經濟發(fā)展水平和歷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強力推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治社會制度和價值理念，干預世界其他地區(qū)和國家的內部事務，先后發(fā)動了阿富汗、伊拉克戰(zhàn)爭，積極參與敘利亞、利比亞和索馬里戰(zhàn)爭。

“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冷戰(zhàn)結束后的歷史表明，直接引入西方制度并不能解決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水土不服的政治制度成為諸多國家和地區(qū)出現緊張、失序和混亂的重要原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不擇手段地在全球范圍內推廣自己的價值和社會制度，肆意干涉別國內政，更是使許多地區(qū)和國家深陷動蕩、沖突，甚至戰(zhàn)爭的泥潭之中。美國精英層的這種“山巔之城”的優(yōu)越感招致了許多美國普通民眾的反感，他們認為美國政府的這種立場沒有正視其正在走下坡路這一現實。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就明確指出：“這一切都始于一個危險的想法，即我們可以在這些國家中推行民主，即使這些國家從未經歷過民主或根本對民主不感興趣。我們撕碎了他們本有的政府機構，之后又對我們塑造的機構感到萬分驚訝。結果導致干擾地區(qū)發(fā)生內戰(zhàn)，出現宗教狂熱，數千名美國人喪失生命，數萬億美元打了水漂。無政府的真空狀態(tài)剛好被‘伊斯蘭國’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