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經驗研究的方法論出發(fā)，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受到歷史、社會、文化和現(xiàn)實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先后經歷了從天下秩序到國際秩序的變化，正在朝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秩序轉型。這一轉型的基本特征是中國在繼續(xù)參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同時，正在實現(xiàn)從改制向改制與創(chuàng)制并重的方向轉型。其中，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成為中國新秩序觀的兩個支柱。中國的新秩序觀并非是推翻現(xiàn)有國際秩序，而是在參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同時，通過改制和創(chuàng)制兩條路徑推動現(xiàn)有國際秩序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中國的這一新秩序觀將對中國外交乃至整個國際關系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世界秩序的未來。
【關鍵詞】國際秩序 中國崛起 世界秩序
【中圖分類號】 D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4.001
導論：問題的提出
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全球化的發(fā)展和非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長期居于主導地位的西方自由制度主義共識正在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很明顯，非西方國家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時候并不愿意將西方標準帶入一個全球化的21世紀。①其中，作為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快速崛起，中國與國際秩序的關系成為學者關注的熱點。②
在一些悲觀的人看來，中國的發(fā)展猶如一個萬花筒，一些人聲稱中國即將走向崩潰。③有的學者則認為中國的持續(xù)崛起將給世界其他地方造成巨大的威脅，比如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必然導致中國的擴張，并會像美國那樣行動，從而引起中美的利益沖突。④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謝淑麗教授雖然不完全同意米爾斯海默的意見，但她認為，由于制度及其他歷史原因，盡管經濟發(fā)展使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已具備超級大國的實力，但國內長期積累的一些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隨時都有演變成大規(guī)模危機的可能，從而威脅政治的穩(wěn)定，即中國是“脆弱的超級大國”，始終把維持國內秩序放到第一位。⑤
相比之下，更多的學者認為中國肯定會挑戰(zhàn)國際秩序，而且會按照自己的規(guī)則改造國際秩序，比如約翰·艾肯伯瑞（John Ikenberry）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是21世紀偉大事件之一，對東亞地區(qū)乃至未來在世界范圍內產生深遠的影響。⑥美國前國務卿康迪·賴斯甚至認為中國模式與美國和其持同樣民主價值的西方國家所秉持的民主發(fā)展模式背道而馳，中國的崛起必然會沖擊西方自由民主價值在世界上的吸引力。⑦
最樂觀的代表性學者是英國左翼思想家馬丁·雅克，他認為，中國及亞洲具有文明上的特殊性，并且將在不斷的發(fā)展中走上與西方不同的現(xiàn)代化道路，中國的崛起將會改變全球規(guī)則，中國將會統(tǒng)治世界。⑧不管怎樣，由于中國所具有的龐大規(guī)模，不管是轟然倒塌，還是強勢崛起，都必然會對世界秩序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尤其是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后，中國崛起對全球經濟和政治地圖的影響日益成為學界熱烈討論的話題。⑨2008年爆發(fā)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和政治局勢更加復雜動蕩，尤其是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以來，亞太局勢“樹欲靜而風不止”，形形色色的“中美新冷戰(zhàn)論”“涼戰(zhàn)論”“中日沖突不可避免論”等觀點流行于世。⑩在中國國內，也出現(xiàn)了一種日益強大的聲音，即認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中國應該“另起爐灶”“放棄不結盟原則”“放棄不干涉內政原則”等。?其實，所有這些聲音和主張都集中表現(xiàn)為一個核心矛盾：當今世界體系會不會發(fā)生根本性變化？中國是應該繼續(xù)參與現(xiàn)有國際體系，還是另行建立一個國際體系？
中國的秩序觀
秩序觀就是一國對建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的觀點和看法。關于中國的秩序觀問題，在國內外學術界，一個持續(xù)的爭論是關于中國究竟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還是一個維護現(xiàn)狀的國家？?對于一些學者來說，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從雙邊外交到多邊外交的轉型表明，中國是一個維護現(xiàn)狀的國家，中國更可能會選擇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合作，而非顛覆現(xiàn)有國際秩序。?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傾向于中國將破壞現(xiàn)有國際秩序，而按照自己的面貌再造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特別是因戰(zhàn)略文化的傳統(tǒng)或國內政治的需要產生了修改國際秩序的沖動。?因此，根據學者們關于中國對西方主導的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態(tài)度，可以將學者們已有的對中國秩序觀的研究劃分為三個學術流派：革命派、接軌派和傳統(tǒng)派。
第一種觀點是革命派。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國家性質決定了和現(xiàn)有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階級斗爭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繼續(xù)存在，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必須“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認為，當前，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平演變勢力、敵對顛覆勢力已經在國內有了一定的階級基礎，人民民主專政的首要的第一任務，就是對這些勢力進行專政，第二大任務才是針對國外的敵對顛覆勢力。?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強調，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社會不光有經濟實力，背后還有一套法權體系，有一套話語權，中國如果沒有一套話語體系，光靠經濟實力打不過人家，因為在別人眼里，我們只是經濟動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王湘穗認為，當今世界實際上是西方五百年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構成的世界，中國需要制定系統(tǒng)的戰(zhàn)略，不應該僅僅包括經濟的，或者是文化的，還該有貨幣的、金融的、外交的、法律的，甚至是軍事的更完整的設計，要有主動的對于全球治理模式的設計。?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說，過去我們有階級斗爭這個普遍真理，現(xiàn)在“普世價值”替代了階級斗爭，結果我們由此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地位。如果再不恢復“階級斗爭”這個普遍真理，我們就打不過人家的普世價值，結果就只能是第二個蘇聯(lián)或第二個中東。?總之，在革命派看來，現(xiàn)有國際秩序是一個壞的秩序，對其應當采取徹底革命的立場，建立中國共產黨主導的社會主義秩序。
第二種觀點是接軌派。這種觀點認為，現(xiàn)有的國際秩序總體上對中國有利，中國沒有必要推翻現(xiàn)有國際秩序。因此，中國需要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接軌，并進行改革，以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比如胡鞍鋼認為，到2020年，中國經濟實力將超過美國，中國將成為一個更加成熟、更負責任和更具吸引力的超級大國，在這一過程中，世界力量分布將從無極世界向美國、中國和歐盟主導的多級世界演變。?云南紅集團董事長武克剛認為，關鍵的問題是中國國內秩序要改革，如果在國內的秩序——經濟秩序、政治秩序、社會秩序沒有解決的話，向外走只能變成中國腐敗和洗錢巨大的黑洞。中國未來腐敗的大頭是大量外匯的國際資本流動，這種腐敗是天價腐敗。?蘇長和、任曉等上海學派學者把“費孝通規(guī)則”作為“共生體系”的內在價值，并主張采取包容式改進、結伴互信、國際行政合作等短期策略，強調西方秩序和中國秩序可以形成一個“共生體系”，應該尋求建立一種共生的秩序，而非彼此替代的秩序，蘇長和認為應該加強自身的話語體系，推動中國模式的國際秩序。21更多的學者同意中國已經成為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重要成員，而現(xiàn)有國際秩序存在著不公正不合理的問題，應該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22不過，可惜的是，學者們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應該建立新秩序的問題上，但對于如何建立新秩序缺乏實質性的討論，只有章百家談到中國只有改變自己，才能影響世界的問題。23
第三種觀點是傳統(tǒng)派。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與傳統(tǒng)文化有著割不斷的聯(lián)系，甚至有人認為，隨著中國實力的復興，應該復興中國傳統(tǒng)文明，實現(xiàn)所謂的“第二次文藝復興”。比如復旦大學的張維為認為，中國崛起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種崛起不僅在物質財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和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會深刻地影響世界未來的格局和秩序，主張“王道”，反對“霸道”。24外交學院教授蘇浩從地緣政治、國際關系的角度討論了西方國家對東方文明的沖擊，并首次提出“第二次文藝復興”新概念。西方的藍色文明和東方黃色文明相互交融，為中華文明復興開啟了一個新的思路。25中國人民大學的王義桅認為，中國應該從文明的高度，以“中國夢”實現(xiàn)“世界夢”，當中華文明走向海洋，才能塑造包容自己歷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的發(fā)展模式與文明形態(tài)。26還有一些學者強調中國古代國際政治思想中存在大量的政治智慧，應該將這些政治智慧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使之成為締造未來世界秩序的一種參考摹本。27
上述三種觀點盡管各有理據，但在方法論上都存在著比較大的問題，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要么基于某種先入為主的立場，比如基于階級斗爭立場、現(xiàn)實主義立場、自由主義立場和文明主義立場；要么把中國秩序與國際秩序對立起來，夸大中國秩序與世界秩序的差異和矛盾，從應然的角度分析中國崛起對世界秩序的影響，而非從實然的角度考察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及其這一秩序觀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從經驗研究的方法論出發(fā)，考察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系，就是考察在中國實力持續(xù)上升帶來的國際權力結構重整的背景下，中國的國內制度體系和價值觀念與世界制度體系和價值觀念之間的互動關系。尤其是從案例研究的方法著手，分析中國國際秩序觀是如何形成的，將向何處發(fā)展，以及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可能對世界秩序產生的影響。在本文中，我們假定中國崛起會改變世界權勢格局（當然，這只是一個研究假定，中國是否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權勢格局，還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并探討由此帶來的世界規(guī)范和價值觀念的可能變化及其途徑。
從體系內改革到體系外創(chuàng)制
在分析中國與世界秩序關系的時候，一個經常被討論的話題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矛盾問題，北京大學的王緝思教授將其歸結為“兩個領導權的問題”，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內的政治領導權和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權之間的矛盾。28對中國而言，維護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維護國家長治久安，是最為重要的戰(zhàn)略宗旨，中國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參與包括聯(lián)合國、IMF、世界銀行、WTO在內的一系列歐美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并不意味著要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并非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旦現(xiàn)有國際秩序與中國國內秩序在該問題上發(fā)生碰撞，中國與國際秩序的矛盾和沖突便會凸顯出來。如何處理兩種制度體系之間的復雜關系，決定著中國與國際秩序的未來。
在參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過程中，隨著中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國內秩序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最早暴露這一問題的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北京奧組委提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表達了中國與世界和諧共處的良好愿望。但是，隨著一些國家對北京奧運會進行抵制，以及在奧運圣火傳遞中發(fā)生的一系列干擾事件，中國領導人開始意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體系與歐美主導的現(xiàn)有國際制度體系之間的矛盾。自2009年開始，中國領導人在外交上逐漸呈現(xiàn)強硬的立場，捍衛(wèi)“核心利益”成為中國外交的一個底線。292010年發(fā)生的谷歌事件，中國領導人發(fā)現(xiàn)對于谷歌退出中國的問題，在公眾輿論尤其是互聯(lián)網輿情上呈現(xiàn)更多同情谷歌而非支持中國政府的聲音，而且還一度有“茉莉花革命”的危險，且看到在這些“顏色革命”事件背后總有著美國和其他外國勢力的影子。30后來，2010年爆發(fā)“阿拉伯之春”事件，中東2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局勢動蕩不定，更是讓中國高層領導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防止“顏色革命”、鞏固意識形態(tài)、維護政治安全上升為中國外交頭等重要的問題，“中國要想在國際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并發(fā)揮較大的積極影響，首要的是把自己內部的問題解決好，把自己的能力建設好，堅持改革和創(chuàng)新，不斷提升主體能力”。31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在2010年超過日本之后，中國越來越強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在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明確提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認為“意識形態(tài)工作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在外交上史無前例地先后召開了中央周邊工作座談會和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強調奮發(fā)有為地推進中國外交的改革創(chuàng)新，不斷推進外交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創(chuàng)新，有學者稱之為中國外交已經實現(xiàn)了從韜光養(yǎng)晦到奮發(fā)有為的重大轉變。32種種跡象表明，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在中國與國際秩序關系上，中國正在從強調在現(xiàn)有體系內改制向體系外創(chuàng)制轉變。
在中國秩序與世界秩序的關系上，中國更強調改革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秩序，把推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作為一切事業(yè)的核心。習近平最近將“四個全面”作為治國理政的國家戰(zhàn)略，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其核心在于發(fā)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指出，在外交上，“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對外工作要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增強全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維護國家長治久安”。33這些信號都表明：盡管中國領導人并沒有放棄繼續(xù)推進在現(xiàn)有國際體系內改制的傳統(tǒng)路線，但越來越重視在現(xiàn)有國際體系外創(chuàng)制的新路線，特別是通過發(fā)展和完善中國自身的制度體系，逐步提升在國際秩序中的政治影響力。“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發(fā)展銀行、絲綢之路基金等一系列國際公共產品的創(chuàng)制，都是中國在現(xiàn)有國際秩序之外尋求“增量發(fā)展”的重要實踐。
既然中國領導人已經確立了體系外創(chuàng)制的新秩序觀，那么，這一體系外創(chuàng)制和體系內改革是什么關系呢？關于這一問題，集中體現(xiàn)在關于普世價值和中國模式的大規(guī)模爭論上，爭論的一方主張中國不可能擺脫普世價值，必須遵守現(xiàn)有國際秩序及其價值觀；34爭論的另一方則主張中國發(fā)展有自己的模式，“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中國完全可以在國際秩序上“另起爐灶”。35對此，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做出了回答，他首先肯定了世界和平發(fā)展的基本趨勢，提出了“世界多極化向前推進的態(tài)勢不會改變，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會改變，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國際體系變革方向不會改變以及亞太地區(qū)總體繁榮穩(wěn)定的態(tài)勢不會改變”的“五個不會改變”的主張。36同時，他也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性：“正如一棵大樹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樹葉一樣，天下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fā)展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肯定還要不斷發(fā)展、不斷完善。世界在變化，中國也在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必須隨著形勢和條件的變化而向前發(fā)展。只有不斷與時俱進，中國才能充滿活力。”37因此，在中國秩序與世界秩序的關系上，中國領導人采取了折衷的態(tài)度，既強調中國秩序與世界秩序的統(tǒng)一性，認為國際社會已經成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應該“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38也強調中國秩序與國際秩序的差異性，“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我國的發(fā)展道路、社會制度、文化傳統(tǒng)、價值觀念”。在具體問題上，“我們愿意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但不會照抄照搬任何國家的發(fā)展模式”。39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對參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和完善中國國內秩序采取了一種兩面下注的并重立場，認為：“我們觀察和規(guī)劃改革發(fā)展，必須統(tǒng)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guī)則。”40顯然，如果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此種并重立場，還需要通過案例分析和檢驗。
體系外創(chuàng)制：案例分析與檢驗
十八大以后，中國在體系外創(chuàng)制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制度平臺，比如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及應急儲備安排、上合組織開發(fā)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這些新制度平臺看上去是在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現(xiàn)有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之外建立的，它們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將決定著中國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案例分析1：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及其應急儲備安排
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現(xiàn)有國際貨幣金融秩序的不足，IMF、世界銀行等現(xiàn)有的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無力維持國際金融秩序、無法為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提供有效援助。面對挑戰(zhàn)，金磚國家決定聯(lián)合起來承擔起維護國際金融秩序、應對經濟危機、向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提供金融援助的責任。2012年3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在第四次會晤時發(fā)表的《新德里宣言》中將成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作為金磚國家下一階段的目標，宣言稱：“我們探討了建立一個新的開發(fā)銀行的可能性，以為金磚國家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和可持續(xù)發(fā)展項目籌集資金，并作為對現(xiàn)有多邊和區(qū)域金融機構促進全球增長和發(fā)展的補充。我們指示財長們審查該倡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成立聯(lián)合工作組進一步研究，并于下次領導人會晤前向我們報告。”41這是金磚國家第一次提出要成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
中國作為金磚國家的一員，積極同其他金磚國家合作共同推動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成立。中國不僅積極推動成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還主動倡議成立應急儲備安排。如果說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相當于金磚國家的世界銀行，那么應急儲備安排則相當于金磚國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急儲備安排將扮演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在成員國出現(xiàn)國際收支困難，無法償還外債時，向其提供流動性支持。中國作為金磚國家中資金最充裕的國家，借款的可能性最小，中國倡議提供應急儲備安排純粹是出于大國責任，向金磚國家及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提供類似金融防火墻的公共產品。2012年6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在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啟動了建立應急儲備安排的磋商。2013年3月，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期間，金磚五國同意建立應急儲備安排。42 2014年7月15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發(fā)表了《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福塔萊薩宣言》，正式宣布成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及應急儲備安排，其中，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500億美元，由創(chuàng)始成員國平等出資。43應急儲備安排初始承諾互換規(guī)模為1000億美元。各國最大互換金額為中國410億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各180億美元，南非50億美元。44
對于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及應急儲備安排的定位，金磚國家領導人一致認為是對現(xiàn)有的國際機制形成補充，而非替代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制度安排。中國為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及應急儲備安排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和妥協(xié)，金磚國家總部雖然位于中國，但是首任行長是印度人，任期六年，根據印度媒體的消息，在印度人擔任行長后，會由巴西人和俄羅斯人擔任行長，各自五年任期。那就意味著在十六年的時間里中國人都無法擔任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行長。中國、印度、南非之前曾經為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總部所在地及行長人選展開過競爭，最后中國做出了妥協(xié)，讓印度人擔任首任行長，在南非設立區(qū)域總部。在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制度形成時期，首任行長在雇傭人員、制定決策流程、確定政策方面將發(fā)揮關鍵作用。首任行長在任期間創(chuàng)立的慣例、形成的機構風格很難被繼任者所改變，所以印度接受了這一安排。此外中國還退出了前幾任行長位置的爭奪，避免了其他金磚國家對于中國影響力過大的擔憂。45通過對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及應急儲備安排建立過程的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在與其他金磚國家合作時，并沒有采取強加于人的霸權做法，中國倡議創(chuàng)辦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又不愿意單方面主導，而是顧全大局、協(xié)調分歧、推動合作而且還能夠貢獻中國智慧，勇于承擔重任，努力與其他國家成為合作共贏的伙伴。因此，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并不是中國對外戰(zhàn)略的工具，而是為各方所共同參與的國際公共產品，它并不是替代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而是補充和發(fā)展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
案例研究2：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在先后出訪東南亞時提出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AIIB）的倡議，將同域外現(xiàn)有多邊開發(fā)銀行合作，相互補充，共同促進亞洲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46根據設想，亞投行將是一個以重點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使命的亞洲區(qū)域多邊政府間開發(fā)機構，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是中國試圖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發(fā)揮主導作用的一次重要嘗試。自倡議提出后，得到了20多個國家的積極響應，特別是2015年3月18日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同意加入亞投行，引發(fā)了世界范圍內加入亞投行的積極性，截止3月31日，共有46個國家意向成為創(chuàng)始會員國，大大出乎美國等各方的預料之外。最終，美國也不得不表示支持亞投行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合作關系。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是繼提出建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NDB）、上合組織開發(fā)銀行之后，中國試圖影響國際金融體系的又一舉措。其實，之所以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主要基于中國看到亞洲基礎設施領域存在的巨額資金缺口，中國則開始考慮如何優(yōu)化使用其所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的問題。據亞洲開發(fā)銀行測算，2010年至2020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為8萬億美元，而亞洲國家現(xiàn)有的融資渠道（世界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僅能提供每年200億美元左右的援助，遠遠不能滿足亞洲國家的融資需求。47然而，亞洲并不缺乏資金，中國、日本、韓國等都是外匯儲備大國，巨額外匯儲備缺乏一個合理的融資平臺，資金流無法形成投融資循環(huán)。因此，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先生認為，如果成立亞投行，可以和世行、亞行等多邊開發(fā)銀行合作，就可以成為一家專業(yè)、高效的基礎設施融資平臺，從而撬動私營部門和域外國家的資金，合理分擔風險，利益共享，促進亞洲基礎設施的建設。48因此，中國倡議亞投行遵循開放性的區(qū)域主義原則，歡迎有意愿的亞洲國家參與籌建，并按照先域內后域外的原則逐步向域外國家開放，將亞投行建設成為各國團結合作、共謀發(fā)展的重要平臺。在2015年3月22日開幕的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2015年年會上，金立群進一步強調，亞投行的核心理念是精干、廉潔、綠色，將對腐敗實行零容忍度，并致力于促進發(fā)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49習近平在2014年11月6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時指出，要以創(chuàng)新思維辦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強調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同其他全球和區(qū)域多邊開發(fā)銀行的關系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將在現(xiàn)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下運行。50關于亞投行的宗旨和業(yè)務范圍，財政部在網站上更是提出，中國強調亞投行作為新的區(qū)域多邊開發(fā)銀行，與現(xiàn)有多邊開發(fā)銀行的業(yè)務領域各有側重。亞投行專注于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qū)域互聯(lián)互通和經濟合作，而現(xiàn)有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多邊開發(fā)銀行則以減貧為宗旨。51對于創(chuàng)辦亞投行后會不會動搖中國對現(xiàn)有國際金融機構的參與力度，中國財政部同時指出，中國也將一如既往地支持世界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等現(xiàn)有多邊開發(fā)銀行在國際發(fā)展議程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52顯然，中國并沒有排斥哪一個國家，也沒有替代現(xiàn)有國際金融秩序的意圖，中國更關注的是以中國的方式為國際社會承擔更多責任，作出更大貢獻。
自中國提出籌建亞投行倡議以來，得到了20多個國家的積極回應。中方積極與亞洲國家和域外國家進行了多輪磋商和廣泛溝通，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國就備忘錄達成了共識。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21個首批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標志著這一中國倡議設立的亞洲區(qū)域新多邊開發(fā)機構的籌建工作將進入新階段。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了出席簽署儀式的各國會議代表，習近平指出，亞投行的建立是“一種創(chuàng)新機制，有利于推動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將亞投行建設成為一個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和適應本地區(qū)各國發(fā)展需要的多邊開發(fā)銀行”，“應該秉承開放包容的區(qū)域主義，歡迎所有有興趣的國家積極參與，實現(xiàn)合作共贏”，“深化亞洲國家經濟合作，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我們將努力使中國自身發(fā)展更好惠及亞洲和世界各國”。53亞投行作為國際公共產品的性質進一步凸顯。
綜合上述案例，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所創(chuàng)制的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及其應急儲備安排、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在現(xiàn)有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之外創(chuàng)制的，其本質上是一種由中國推動創(chuàng)制的國際公共產品，在理念上都是開放性的而非排他性的，與現(xiàn)有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是一種補充和發(fā)展的關系而非替代和競爭的關系，因為它們均有其獨特的業(yè)務范圍和主營領域，比如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強調在遭遇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時新興經濟體的聯(lián)合救助，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則更強調對亞洲地區(qū)基礎設施的投資而非現(xiàn)有金融機構強調的減貧，絲路基金則是中國主導提供的一種國際開發(fā)基金。中國之所以創(chuàng)立這些新的金融機構，主要原因是在現(xiàn)有金融體系不合理和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國努力推動現(xiàn)有秩序改革受到來自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阻力，為了更好地優(yōu)化管理中國日益增長的巨額外匯儲備，在現(xiàn)有國際金融體系之外創(chuàng)設新的國際金融機制，是一種體系外創(chuàng)制的“增量改革”策略，最終目的還是推動現(xiàn)有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向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
結論
國際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是自民族國家產生以后國際關系的一個核心問題。在歷史上，先后確立了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等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所有這些國際秩序都是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由大國主導確立的，有著明顯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恐怖主義、全球金融危機、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全球氣候變化和一系列地緣政治麻煩，現(xiàn)有國際秩序正在出現(xiàn)能力不足的危機。其中，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持續(xù)崛起，更是引發(fā)了國際學界對中國崛起和未來國際秩序發(fā)展的濃厚興趣，中國究竟是繼續(xù)參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還是另起爐灶，建設一種不同于現(xiàn)有秩序的國際新秩序？如何調適中國秩序與國際秩序的關系成為新時期中國外交的一個核心問題。
從現(xiàn)有學界對該問題的討論來看，以中國秩序是否挑戰(zhàn)現(xiàn)有國際秩序為標準，無外乎強調推翻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革命派，強調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接軌的改革派以及強調回到中華文明主導秩序的傳統(tǒng)派三個學派。不過，上述三個學派都在方法論上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過于關注中國應該如何對待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應然研究，忽視了中國領導人究竟持一種什么樣的國際秩序觀的經驗式的實然研究。從經驗研究出發(fā)，中國的秩序觀經歷了從中國主導的天下秩序觀到歐美列強主導的半殖民秩序觀，再從中國共產黨主導的革命秩序觀到改革秩序觀的轉型。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來，隨著中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迅速上升，中國領導人的秩序觀正在從過去強調體系內改革向體系內改革與體系外創(chuàng)制并重轉型，并且體系外創(chuàng)制越來越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中國秩序與世界秩序的關系上，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屆中國領導人更強調改革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秩序，把推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作為中國一切事業(yè)的核心。
然而，通過對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一系列新創(chuàng)制的國際金融機構所做的案例分析來看，中國并沒有意圖要顛覆現(xiàn)有的國際秩序，而是尋求在繼續(xù)參與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基礎上，通過體制外創(chuàng)設國際公共產品，探索國際秩序改革的一條新路，亦即通過體系外創(chuàng)制的“增量改革”帶動體系內改革的“存量改革”。換言之，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當今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成為一種世界秩序或全球秩序，其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公共產品，推翻這一公共產品不僅不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推動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向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并不是推翻乃至顛覆這一公共產品，而是改變這一舊秩序的政治性質，使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能夠更好地世界各國人民服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秩序觀正在從過去強調“國家間合作”的“國際秩序觀”向今后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秩序”“全球秩序”轉變，推動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已經成為中國新秩序觀的重要內容。
注釋
1Nick Bisley, Great Powers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12.
2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2003, pp. 5–56. David C. Kang, "Why China' s rise will be peaceful: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the East Asia region" ,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 3(3), 2005, pp. 548–551.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s., 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8. Edward S. Steinfeld,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最初是布熱津斯基，后來是章家敦，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沈大偉。參閱［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失?。兰o共產主義的興亡》，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內部印，第273～278頁；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Random House, 2001；何洪澤：《美國炒作“中國崩潰論”》，《環(huán)球時報》，2002年6月6日，第一版。
4［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王文：《美中危機必現(xiàn)，但須防惡化》，《環(huán)球時報》，2012年5月28日。
5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7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 ,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
8［英］馬丁·雅克：《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9目前，美國學術界越來越傾向于認為，即便是中國的經濟崛起，也在改變全球經濟秩序和全球經濟治理的傳統(tǒng)制度性安排。美國必須重新思考自己應對中國沖擊的新的貨幣、金融和貿易體制。參見Michael Pettis, 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 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Willy Lam, "Reassurance or Appeasemen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72, No. 9 Nov. 2009, pp.13-14；王緝思：《中美結構性矛盾上升，戰(zhàn)略較量難以避免》，《國際戰(zhàn)略研究簡報》，2010年7月23日；2010年6月；［美］費爾德曼：《涼戰(zhàn)：全球競爭的未來》，洪漫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年。
11王紹光：《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http://www.guancha.cn/wangshaoguang/2013_07_17_158742.shtml；王逸舟：《創(chuàng)造性介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12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2003, pp. 5-56.
13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s., 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8.
14［英］馬丁·雅克：《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王偉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
16楊平：《在“中國的秩序想象與全球戰(zhàn)略規(guī)劃”研討會上的發(fā)言》，http://www.21bcr.com/a/pinpaihuodong/xueshuyantaohui/2013/0301/3443.html，2013年2月21日。
17王湘穗：《美式全球化的終結與世界體系的未來》，《政治經濟學評論》，2014年第3期，第16～35頁。
18張宏良：《在“中國的秩序想象與全球戰(zhàn)略規(guī)劃”研討會上的發(fā)言》，http://www.21bcr.com/a/pinpaihuodong/xueshuyantaohui/2013/0301/3443.html，2013年2月21日。
19Hu Angang, China in 2020: A New Type of Superpow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dia, The India Today Group, New Delhi, 2011.
20武克剛：《在“中國的秩序想象與全球戰(zhàn)略規(guī)劃”研討會上的發(fā)言》，http://www.21bcr.com/a/pinpaihuodong/xueshuyantaohui/2013/0301/3443.html，2013年2月21日。
21蘇長和：《共生型國際體系的可能》，《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9期；任曉，《論東亞“共生體系”原理》，《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7期。
22劉清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秩序理論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年第4期；于貴明：《論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前沿》，2002年第4期。
23章百家：《改變自己、影響世界——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4～19頁。
24張維為：《中國觸動：百國視野下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張維為：《中國超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5http://culture.ifeng.com/whrd/detail_2012_12/21/20399900_0.shtml
26王義桅：《中國崛起的文明擔當》，《新華日報》，2013年5月8日。
27閻學通、葉自成、時殷弘等近年來都在研究古代國際思想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希望能夠獲得對未來世界秩序建設的啟示。閻學通：《王霸天下思想及啟迪》，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葉自成、龍泉霖：《華夏主義：華夏體系500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8Wang Jisi, "China' 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2005; Wang Jisi, " China' 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29Toshi Yoshihara & James R. Holmes, "Can China Defend a 'Core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ume 34, Issue 2, 2011, pp.45-59.
30Zhang Lei, "The Google-China Dispute: The Chinese National Narrative and Rhetorical Legiti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hetoric Review, Vol.32, Issue 4, 2013, pp.455-472.
31朱立群：《外交環(huán)境變化與中國外交能力建設》，《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2期。
32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7, No.2(2014), pp.153-84.
33《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34秦曉：《去意識形態(tài)化回歸普世價值》，《中國改革》，2010年第10期；黨國英：《立足民族特色擁抱普世價值》，《南方周末》，2007年10月25日；何光滬：《從普適價值到普世價值》，《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35王紹光：《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在〈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出版2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fā)言》，http://www.guancha.cn/wangshaoguang/2013_07_17_158742.shtml；鐘衛(wèi)華：《不應用西方“普世價值”否定“中國模式”——兼與秦曉先生商榷》，《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6期；王義桅：《中國模式正在打破“普世價值”霸權》，《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年1月11日。
36《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37《習近平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lián)合采訪》，《人民日報》，2013年3月20日，第1、2版。
38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新華社北京2012年11月17日電。
39《習近平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lián)合采訪》，《人民日報》，2013年3月20日，第1、2版。
40《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41新華網：《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四次會晤〈德里宣言〉（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3/30/c_122906770_3.htm，訪問時間：2014年12月21日。
42關雪凌、丁振輝：《金磚國家儲備基金：一致應對挑戰(zhàn)的新舉措》，《國際經濟合作》，2013年第5期，第87～91頁。
43新華網：《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福塔萊薩宣言（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7/c_126762039.htm，訪問時間：2014年12月21日。
44中國人民銀行：《金磚國家簽署應急儲備安排協(xié)議》。
45《古普塔：金磚銀行誰是首任行長比總部在哪重要》，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4-07-30/100710662.html，訪問時間：2014年12月21日。
46杜尚澤、劉慧：《習近平：倡議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人民日報》，2013年10月2日雅加達電。
47財新網：《絲路基金起步》，http://weekly.caixin.com/2014-11-28/100756719_all.html#page2，訪問時間：2014年12月21日。
48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1503/22/t20150322_4894707.shtml.
49申鋮、韓潔：《亞投行對腐敗“零容忍”》，新華社北京3月22日電，《天津日報》，2015年3月23日。
50《習近平：要以創(chuàng)新思維辦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新華網北京2015年11月6日電。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06/c1024-25987698.html
51財政部新聞辦公室：《樓繼偉就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答記者問》，2014年3月7日。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403/t20140307_1053025.html
52同上。
53劉華：《習近平會見出席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備忘錄簽署儀式各國代表》，新華網北京2014年10月24日電。
責 編∕馬冰瑩
China's View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Zhao Kejin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China's international order view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history, society, culture and reality. It has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the world order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s transforming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the human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The basic featur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s that China is continu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hifting away from restructuring only towards placing equal emphasis on restructuring and creating new system. Among them, the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re the two pillars of China's new order view. China's new order view is not to overthrow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promoting it to develop in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through restructuring and creation of new system. China's new order view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s diplom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s a whol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order.
Key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Rise, World Order
趙可金，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從中國角度，探討全球化時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全球化時代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及其制度成長。主要著作有《全球公民社會與民族國家》《公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