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廉政，成為人民群眾擁護的執(zhí)政黨，就必須反腐敗；不反腐難以廉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人認為，之所以有如此嚴重的腐敗現(xiàn)象，是中國的社會制度使然。然而大量事實證明，執(zhí)政黨如果缺乏有效監(jiān)督機制，政府廉政建設懈怠，任何國家都會面臨黨政高官、公職人員貪污腐敗的問題，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的健康發(fā)展。也就是說，反腐倡廉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經濟發(fā)展階段的國家，共同面臨的嚴峻課題。

即便是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只要監(jiān)管不力，有法不依，措施不嚴，都有可能發(fā)生嚴重腐敗問題。如日本，在經歷了上個世紀的經濟高速發(fā)展階段后，其長期執(zhí)政的自民黨內高官階層丑聞不斷，貪污受賄、權錢交易愈演愈烈，金錢政治泛濫，最終為連續(xù)執(zhí)政38年的自民黨政府畫上了不光彩的句號。在美國，眾議院前議長詹姆斯·賴特則知法犯法，在他仕途最輝煌時期，不得不為自己以權謀私、收受大量饋贈的行為買單，葬送了政治前程。作為眾議院民主黨領袖的賴特，不僅讓民主黨聲譽受損，而且讓美國國民對國會這一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的官高權重者們產生質疑。在經濟發(fā)展居亞洲前列的韓國，且不談目前樸槿惠的執(zhí)政丑聞，僅就前總統(tǒng)從全斗煥到盧武鉉的20年時間里，貪污受賄、營私舞弊案件一樁接一樁，要么是總統(tǒng)本人，要么是總統(tǒng)家人。比如，2008年韓國泰光實業(yè)總裁樸淵次因賄賂接受調查時，一下子牽扯出大量政界人士，盧武鉉深陷其中。為尋解脫，他最終選擇跳崖自殺了結。

可見，腐敗不與某種社會制度掛鉤，卻與公共權力的大小、權力的特殊性相掛鉤。公職人員貪腐大多為知法犯法。對貪腐人員而言，金錢的誘惑力遠超出了自律自省的意志力。

如何推進黨風廉政建設，深化反腐敗斗爭，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了三個需要：需要堅持發(fā)揚我們黨在反腐倡廉建設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成功經驗，需要積極借鑒世界各國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寶貴遺產。要借鑒世界各國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為打擊貪腐，樹立清正廉明的形象，各國政府都通過完善立法、健全監(jiān)督機制、加大反腐力度，尋找遏制貪贓枉法的有效途徑。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在許多國家早已實施。美國白宮曾因尼克松“水門事件”，使國民對政府官員產生信任危機，從而促使國會于20世紀70年代末推出《政府倫理法案》，并根據(jù)需要修正和完善，政府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由此確立。從總統(tǒng)到普通公職人員，必須如實申報財產，不得謊報、漏報。眾議院前議長詹姆斯·賴特就是對不明財產有隱瞞，在眾議院道德委員會的巨大壓力下辭職，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因違反財產申報制度下臺的眾議院議長。

韓國總統(tǒng)金泳三在位時，決心根治“韓國病”，他以迅雷之勢推出肅貪廉政舉措，要求高級公職人員公布個人財產，包括現(xiàn)金、存款、金銀首飾、房地產、股票、證券等。并推動國會通過《公職人員倫理法修正案》，在法律上阻塞漏洞，有法可依，受到國民普遍擁護。遺憾的是，金泳三的兒子卻因貪污被捕入獄，給他的廉潔奉公形象蒙上陰影。這種對家人疏于管教，后院起火，牽累了不止一位韓國總統(tǒng)。

古巴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方面下大力氣。古巴是拉美地區(qū)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受到美國的封鎖和制裁。特別是在蘇聯(lián)解體后，國家被迫進入“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但是古巴共產黨在極為惡劣的環(huán)境下，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下的執(zhí)政黨大旗不倒，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共產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黨員干部密切聯(lián)系群眾，和群眾同甘共苦，形成魚水之情，卡斯特羅帶頭不搞特殊化。1996年古巴專門針對公職人員頒布《國家干部道德法》，其中包括反對腐敗行為；把權力視為責任，決不能謀取私利等。古巴執(zhí)政黨規(guī)定：高級干部子女不能經商，領導干部貪污受賄金額在300比索以上的，立即革職法辦。古巴汲取蘇聯(lián)解體的教訓，加大對腐敗案件的懲處力度，重視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舉報，先后有多位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部長等因違紀違法被撤職法辦。由此保持了一支能夠攜手共渡難關的黨員干部隊伍。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和平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責編/高驪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