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著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在羅馬逝世，年僅46歲。與列寧、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等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葛蘭西終其一生踐行實踐與理論的有機結合，在兩方面均做出了偉大貢獻。

出生于撒丁尼亞島的葛蘭西，青年時代在都靈見證了資本主義下階級斗爭的迅速激化，他投身激進左翼政治，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會黨，全身心投入到工人動員和輿論宣傳工作中，成為社會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然而，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占領工廠運動失敗，使葛蘭西開始反思斗爭策略，逐漸意識到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必要性。1921年，在葛蘭西推動下，意大利共產(chǎn)黨成立。然而，在工人運動低潮、法西斯主義興起、第三國際和蘇聯(lián)施加壓力、黨內不斷的路線斗爭之下，這個新政黨一直風雨飄搖。

1926年，隨著墨索里尼政權對反對黨的鎮(zhèn)壓升級，葛蘭西被判以監(jiān)禁。在極為匱乏的物質條件、異常嚴酷的政治環(huán)境和不斷惡化的健康狀況之下，他撰寫了大量筆記。這些筆記被陸續(xù)從監(jiān)獄中偷運出來，并在1950年代之后以《獄中筆記》的名義出版。這些艱難寫就的零散筆記，成就了他的理論地位。

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葛蘭西極大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邊界，并被廣泛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奠基性人物。逝世八十年之后的今天，葛蘭西的思想為何仍然重要？它是否還能幫我們理解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這要從葛蘭西如何理解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如何理解理解意識形態(tài)的微觀基礎談起。

祛魅“國家 vs 社會”想象

今天的知識界和輿論界，往往把公民社會想象成是一個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存在。這種主流想象告訴我們：國家和社會之間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在那些國家權力所無法企及的場域，人們主動組織起來、自發(fā)開展行動、自由表達觀點。

這種想象，使我們傾向于把社會與國家對立起來，將社會視作國家權力的潛在挑戰(zhàn)者和制衡者。不管是1980年代東歐國家的反對派，還是今天許多威權國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將對抗政權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公民社會上。比如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tǒng)前夕，著名經(jīng)濟學家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撰文表示，美國的政治制度無法有效限制特朗普的所作所為，真正能對抗特朗普的最后一道屏障，就是公民社會的自主動員。

而葛蘭西對此的分析，恰恰推翻了這種想象。他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相對于國家的獨立性，往往只是表面的假象；事實上，國家權力通過各種軟性、間接、不易察覺的活動，向社會滲透自身的影響力。也許看起來，國家并沒有禁止人們發(fā)表他們自己的觀點，但人們自己的觀點，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被國家輿論機器的宣傳所塑造；也許看起來，國家并沒有干預非政府組織的具體運作，但非政府組織為了爭取更大的活動空間，卻在自覺地根據(jù)國家的政策議程來調整自己的活動重心；也許看起來，國家沒有干涉研究機構的學術自由，但國家對于大量研究經(jīng)費撥款的掌控，使得學者主動地把自己的研究向國家的政策目標靠近。

這種滲透所導致的結果是，國家根本不需要對社會進行直接的強力干預。社會的大部分“自發(fā)”行動，不斷延續(xù)、鞏固、再生產(chǎn)著國家的權威；社會中大部分被“自由”表達的觀點，實質上強化了國家統(tǒng)治的合法性。社會成了拱衛(wèi)國家的一道道屏障，雖然看起來，國家并沒有出現(xiàn)在社會中。

葛蘭西曾經(jīng)在批判歷史學家哈拉維時寫道：“……（他）認為，國家是代議機關， 并且他發(fā)現(xiàn)，從1870年起直到當下，法國歷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不是由根據(jù)普選產(chǎn)生的政治機關決定的，而是由私人機構或不廣為人知的公務人員所決定的。但這難道不是表明了，所謂的國家應該被理解為是既包含了政府機關、也包含了行使領導權的私人機關和公民社會嗎？”

在這里，葛蘭西極富創(chuàng)造地拓展了國家的定義。他眼中的國家機器，是由政府機關和社會共同組成的。社會是國家的觸角和延伸。并不是只有在那些政府機關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管起來的極權主義體制中，國家才是無處不在的。即使國家在法律上承認了不對某些社會生活場域進行干涉，它依然是無處不在的，區(qū)別只不過是這種存在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顯性的還是隱形的——換句話說，區(qū)別只不過是社會和國家之間是否有“名義上的”獨立性。

葛蘭西進一步指出，高度發(fā)達、同時又被國家高度滲透的社會的出現(xiàn)，是資本主義政治形態(tài)的重大發(fā)展。他對比了沙俄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公民社會處于原始狀態(tài)，尚未開化。在西方，國家與社會之間有一種適宜的關系，國家一旦動搖，就露出了其背后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葛蘭西所說的“適宜”的關系，就是指國家看起來和社會保持獨立甚至對立、但實際上向社會高度滲透的關系。

葛蘭西敏銳地認識到，一個只靠強迫和壓制來維持統(tǒng)治的政權，是不可能長久牢固的。具有穩(wěn)定性和彈性的政權，需要同時將統(tǒng)治基礎建立在人們的“同意”之上：人們不僅對國家的權威表示認可，同時還通過“自發(fā)”的行動和“自由”的表達來強化、傳播對于國家權威的認可。然而，對國家權威的認可并不真是自然而然產(chǎn)生的，而是國家通過持續(xù)向社會進行間接、隱性滲透而制造出來的。但另一方面，這種認可卻又確確實實看起來是自然而然產(chǎn)生的，表面上的自然而然，恰是“同意”的力量所在。

這并不是說葛蘭西認為強迫和壓制對于西歐資本主義政權不再重要。強迫和壓制，依然是一個資本主義政權運行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但是，政權能否有效使用強迫和壓制，取決于這些強迫手段是否被廣泛認為是合理的、正當?shù)?。換句話說，“同意”變成了支撐國家使用強迫和壓制的基礎。反過來說，強迫和壓制，也為國家通過滲透公民社會而”制造同意“提供了必要條件。因此，“強迫”和“同意”變成了互相補充、互相支撐、你中有我、水乳交融的關系。這種由強迫和同意所共同支撐的統(tǒng)治方式，構成了葛蘭西理論體系中最為核心的概念——“領導權（hegemony）”。

在今天，無論什么國家、什么政體，都很難僅僅將“強迫”作為統(tǒng)治的基礎，因此大多需要一個社會作為表達、傳播、再生產(chǎn)“同意”的場域。相應的，在今天，任何看起來獨立于國家、甚至對立于國家的社會組織場域和輿論空間，首先是作為國家權力滲透的對象、作為拱衛(wèi)國家權力的戰(zhàn)壕和工事存在的。

當然，國家對社會的掌控方式，并不是只有隱性滲透。在必要的時候，國家權力同樣會用強迫性的干預手段直接壓制公民社會中的某些活動，就像美國政府在麥卡錫主義時期對左翼社會組織和激進言論的鎮(zhèn)壓一樣。但是，美國政府越是使用強迫手段干預社會，就越需要培育“自發(fā)”的組織和“自由”的表達，來證明一個“不受國家干預”的公民社會的的確確是存在的——只有不愿意老老實實待在公民社會邊界之內的組織和言論，才會被強制干預。

在葛蘭西眼中，那個完全超脫于國家權力范圍之外、還能反過來有效制衡國家權力的公民社會，是一種必須被拋棄的浪漫幻想。

葛蘭西的洞見在于，他一方面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本質上是被國家滲透、強化國家權威的場域，另一方面又指出：社會依然為各種運動提供了寶貴的可能性。當權力用間接、隱性的手段向社會滲透時，這種滲透不可能百分之百覆蓋其全部角落，那些被遺漏的角落，就成了孕育反抗的土壤。

在葛蘭西看來，任何斗爭首先必須在社會這個空間里組織和展開，但這個空間本質上不是中立的，而是高度偏向國家權力的。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反抗運動是多么艱難、才能理解為什么葛蘭西要為這種反抗運動發(fā)明一個新的概念——“陣地戰(zhàn)（war of position）”。這些斗爭運動，要依托于在點點滴滴之間塑造、或者改造人們對于國家、政治、日常生活的理解。這種微觀基礎，葛蘭西稱之為“常識（common s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