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學者米爾斯便嚴肅地指出,西方“相當多的現代社會科學一直在同馬克思的著作反復進行未被人們注意的辯論”。不管辯論的內容和形式如何受到不斷變幻的時代條件的影響,辯論長期存在的事實清晰地表明了馬克思的思想影響力以及他比其他人更準確而深入地切中了現代社會中心問題這個事實。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公開誕生后160多年的思想史效應充分說明了其科學地位。
通過思想史效應來理解作為社會科學家的馬克思時,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不僅從科學上觸動了人類歷史的全部自我理解,而且預言了人類歷史千年未有之革命,即無產階級解放,這使得其始終處在政治爭論中心,并使其接受過程更加曲折與漫長,思想史效應也更加復雜和多變。通過將馬克思的思想史效應區(qū)分為八種不同的現象,可以更好地說明它們給我們今天在理論上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內涵和推動理論創(chuàng)新提供的多種啟示。
第一種是公開的挑戰(zhàn)。這是西方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反應的最重要且持續(xù)不斷的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有許多種變體,從馮·米塞斯至海耶克、波普爾代表的朝圣山學社,再到冷戰(zhàn)結束后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這一傳統(tǒng)越是強勁,它就越是證明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代表的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是1848年歐洲資產階級全面確立統(tǒng)治之后的最直接的意識形態(tài)對抗,這種對抗在歸根結底意義上又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階級對抗的表征。
第二種是虛假的競爭。競爭是公開的,但競爭者卻在實際上挪用了馬克思主義歷史敘事的核心原則和觀點,所以是虛假的。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是個重要例子,此人于1960年出版《經濟增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從該書副題即可看出,它直接叫板馬克思主義。但是,他本人也強調在研究方法論上,“從一開始就接受了馬克思在最后承認的而恩格斯只是在晚年才完全承認的看法,即社會是互為作用的有機體”。這就是說,他是通過馬克思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第三類是無私的贊賞。熊彼特是重要代表。他正確地指出,經濟史觀并不意味著人類行為自覺或不自覺地、全部地或主要地為經濟動機所驅使,相反,對非經濟因素的作用和機制的解釋,以及個人心理對社會的影響都是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也是對社會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時,他以科學上的無私或公正證明了馬克思的獨特重要性,這種重要性與你接受和拒絕無關,它源自真理的追求。
第四類是實用主義式利用。幾乎在人文社會研究的每一個領域都存在著對馬克思觀點的挪用。在此,我們提及丹尼爾·貝爾和吉登斯兩個例子,他們都是主流學者,他們分別提出后工業(yè)社會理論和高級現代性理論,在今天產生了巨大的理論反響。他們都坦承馬克思對于現代社會分析不可替代的地位,并且都是通過挪用馬克思主義來提出自己的核心假設。這一現象在某種意義上證明了羅蒂的一個觀點,即最好的解釋總是運用。
第五類是靈活的發(fā)揮。我們用它來描述一些有創(chuàng)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態(tài)度。這一類現象無須多說,但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在立場、觀點和方法上,許多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偏離了馬克思主義,但他們確實不僅在形式上(立場)弘揚了馬克思的理論傳統(tǒng),而且在實質上(內容)為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今天,無論是盧卡奇的美學理論,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列斐伏爾等人的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等,都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通用財產。
第六類是嚴格的注釋。以《21世紀的資本論》產生重要影響的青年學者皮凱蒂是集中代表。皮凱蒂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無意為馬克思辯護,他只是以經濟學模型證明了分配不均是資本的本質,即私人投資回報率總是高于GDP的增長。其引起很大反響的原因在于以數據質疑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也動了整個主流經濟學的奶酪。恰當地說,他只是用今天的現實為馬克思的《資本論》做了一個注釋。我們不能簡單地抬高這些研究,動不動就拿馬克思的《資本論》來比附,但包括生態(tài)、階級、性別以及其他各種新問題的研究,也不能簡單地忽視,因為它們證明馬克思所揭示的現代社會之內在的對抗性不僅始終存在著,而且其表現也深化和復雜化了。
第七類是全球化語境下肆意的學術時尚消費。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曾為我們形象地描述了這種消費,他指出,冷戰(zhàn)結束后,在西方主流媒體上,“馬克思如今不再是自由作家和批判的批判家,而是成了世界銀行的雇員、全球化了的資本市場上的金融掮客或經濟記者,用不同的筆名在《金融時報》《紐約時報》或《明鏡》上發(fā)表文章”。當然,在這種消費中,馬克思的聲音越大,他所指明的改造世界任務便越嚴重。
上述七類現象說明,某些西方主流媒體把馬克思評為千年偉人,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此強烈地影響其身后歷史,超過馬克思的人并不多。對嚴肅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在回應馬克思的思想史地位和當代影響力這個問題時,需要嚴肅的前提。這也把我們引向最后一類現象。
第八類是真誠的思想敬畏。漢娜·阿倫特是這類現象的一個有力代表。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氛圍中,她堅持公開地談論馬克思。在她看來,支撐馬克思整個理論體系的是三個前提假設——即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婆;任何奴役他人的都不可能自由。這三個前提不是馬克思的臆斷,而是他對時代變遷的準確把握,“每一條都表達了我們時代由以開始的重大事件之精髓”。所以,在阿倫特看來,馬克思是回應了現代社會首要問題的思想家,是19世紀唯一嚴肅地敘述了那個世界重要事件——勞動解放——的思想家。馬克思對世界幾乎所有的領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只是證明,我們仍然與馬克思生活在同時代,也就是說,勞動和歷史問題依舊沒有解決。正是因為這一點,馬克思比孔德更勝任社會科學之父的稱號。
今天人文社會研究的各種部門科學和領域情況都說明了馬克思是當代思想不可超越的地平線。正是在圍繞歷史和現實的自由爭論中,馬克思主義獲得了人們的認同,得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尊重。因此,問題并不在于阻止爭論,而是在這種爭論中真正領會和把握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價值。這是對作為科學家的馬克思之真正敬畏。這種敬畏要求我們,一方面,像馬克思本人那樣,必須把歷史發(fā)展放到一種與整個人類發(fā)展階段有聯(lián)系的長期框架中進行研究,把馬克思的著作與他集中關注的較短時期、特定題目和特定問題以及具體的歷史事件聯(lián)系起來,從而理解他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是重復他對自己時代問題的診斷和給出的答案,而是直面其提出的問題,并探尋我們自己深入歷史發(fā)展矛盾和開創(chuàng)新文明的道路?!顿Y本論》不斷地啟示著我們,作為科學家的馬克思始終召喚著我們。
(作者:胡大平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