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所謂學科體系的規(guī)劃，具體還表現在學者能不能提出一些提綱挈領式的核心學術議題，以引導學科的健康發(fā)展。恭三師不但提出了關于宋代歷史的一系列核心議題，還對其中許多議題展開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學術觀點至今仍難被超越。他在早年論著中所得出的一些結論，例如關于宋代政治體制、北宋變法運動與政治走向、宋金和戰(zhàn)關系，以及關于宋人存世文獻的考訂、批判的準則等，勾勒出了今天我們理解兩宋時期歷史的基本線索。

關于恭三師所提出的核心議題對于學術史的影響，我印象較深刻的例子有兩個，一是關于“宋學”。

所謂“宋學”，與前文陳寅恪先生所言、研究包括“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有關宋代學術全部內容的“新宋學”不同，是指一種相對狹義的、針對儒學經義的研究。1984年，恭三師在《略談宋學》一文中，勇于自我否定，首先承認自己早年提出的關于“支配兩宋三百多年的哲學思想，是理學”的論斷，“完全說錯了，是亟應加以糾正的”。接下來他指出：“如果把萌興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國以后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之為宋學，我以為是比較合適的。……理學是從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我們卻不應該把理學等同于宋學。”因為理學之形成為一個學術流派，并在當時的部分學士大夫中間形成一種言必談修養(yǎng)、說性命的風氣，乃是在南宋高、孝兩帝之間的事。而在北宋后期差不多六十來年時間里，執(zhí)思想界牛耳的，乃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荊公新學。當時盡管有二程、張載等思想家的出現，他們也都收徒講學，卻還遠遠沒有形成各自的學術流派。只是在南宋以后，隨著熙豐新政形象的逆轉，以及理學興起、理學家們掌控歷史書寫，以至荊公新學被有意冷落，誤導了后世對宋代儒學史的理解。

恭三師在自我否定基礎之上提出的“宋學”這一議題，無疑對宋代儒學史給出了更為準確的理解，厘清了兩宋時期各不同思想流派相互間的關系，開拓了研究者的視野。不少學者正是在這個議題的引領下，展開了關于宋學的專題研究。其中尤為重要的有兩部著作，它們都是在恭三師直接指導下完成的。

第一部是陳植鍔的《北宋文化史述論》。1982至1984年，陳植鍔在恭三師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他完成了以討論宋學為中心的博士學位論文，經修改后正式出版，就是這本《北宋文化史述論》。此書以集中反映趙宋王朝文化特色的宋學為核心，深入探討宋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宋學的發(fā)展及其諸階段，揭示了宋學的主題及其議論、懷疑、批判、創(chuàng)造、開拓、實用和兼容、內求等基本精神，論證宋學對佛老思想的積極吸收，論述宋學在北宋其他文化層面——宋文、宋詩、宋詞、宋畫、宋代科技中的具體表現，指出了宋學精神的博大精深和無所不在，展現了北宋文化豐富多彩的內容。從某種程度上講，《北宋文化史述論》具體論證與展現了恭三師關于宋學的一些思考，因此恭三師對它比較滿意，特意為之撰寫了題為《宋代文化的高度發(fā)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的序文。在這篇序文中，他再一次強調，在北宋初葉以后的一些以儒家面目出現的學者，例如胡瑗、王安石等人，“固然已經大異于由漢到唐的那些拘守章句訓詁之學的儒家學者，卻也絕對不是春秋戰(zhàn)國期內儒家學術的再版”。他們所致力的學術領域已經大大拓展，他們所探討的義理也遠比前人深奧精密，“對于這樣一些先后輩出的學者，對于這樣一些先后被開拓的廣闊學術研究領域，只有一個最為適合的概括稱號，那就是‘宋學’”。

另一部是漆俠先生的《宋學的發(fā)展和演變》。漆俠先生于2001年底遽然離世，此書未能最后完稿，但已經完成原計劃二十三章中的絕大部分章節(jié)。據李華瑞教授于今年所刊發(fā)的《懷念鄧廣銘先生》一文的說明，原來此書就是受恭三師的囑托而寫。漆俠先生在完成大綱后，曾讓李華瑞送給恭三師，請他過目，恭三師對大綱作了詳細的批改。所以，漆俠先生《宋學的發(fā)展和演變》研究計劃的提出，與其具體的展開，都是在恭三師的指導下進行的。

這些優(yōu)秀研究論著的不斷推出，大大推進了我們對宋代儒學的認識。

另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關于趙宋王朝“家法”或曰“祖宗之法”的研究。

在恭三師的《自選集》中，收錄有一篇題為《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的論文。這篇論文敘述了自立國至宋神宗熙豐年間的北宋政治史，看似簡略，實際上是以一個核心概念來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史，那個核心概念就是趙宋王朝的“家法”。論文指出，趙匡胤立國之初，“如何能免于再成為第六代短命王朝，這是他處心積慮想要加以解決的一個問題”。“因為在奪取政權之初，對內部的篡奪成風的局勢必須剎住，對外部的分崩離析局面也必須加以結束，而且還要防范其重演。趙匡胤在即位之后，在政治、軍事和財政經濟諸方面的立法都貫串著一個總的原則：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這一家法，為宋太宗趙光義及以后諸帝所用心奉行，成為其治國的基本綱領，影響到了國家行政的各個方面。恭三師就這樣為宋代政治史確立了一個中心議題。

學術史上深受這一中心議題影響而推出的一部最為重要的研究論著，就是恭三師的女兒鄧小南教授所撰之《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鄧小南坦陳：“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不久，第一次讀到父親論述趙宋‘祖宗家法’的文章，正是這篇文章，使我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她在書中明確指出：“有關‘祖宗之法’的討論，涉及宋代政治史上的核心問題。……離開對于‘祖宗之法’的深切認識，就難以真正透過表層問題揭開宋代政治史的奧秘，同時也難以真正把握宋代制度史的精髓。”當然，除了在政治運作與制度設計各個層面，詳細地論證了北宋諸帝如何落實“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的家法之外，鄧小南也對恭三師所提出的這個中心議題作出了重要的深化與拓展，那就是在關注“君”這個側面的同時，更從“臣”——也就是儒家士大夫們的層面，來分析討論他們如何建構、闡釋、利用“祖宗之法”的說法，來處理其與君權以及其他相關的問題，以致在北宋政壇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以祖宗之法為核心的政治模式與政治文化。

從《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出版后所產生的持續(xù)的學術影響，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一個作為引領者的學者與其所提出的核心議題，對學科發(fā)展所可能產生的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