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不僅有多樣化的給券之制，而且制定了比較完善的用券制度，尤其是具有政府公信力的“驛券”廣泛實施應用于館驛制度中，以解決公干官員差旅途中的食宿問題，標志著宋代券食之制的完備與成熟。

【關鍵詞】宋代  用券  驛券  券食之制    【中圖分類號】K235    【文獻標識碼】A

入宋以來，用券更為廣泛，并進一步規(guī)范化

中國古代用券之制源遠流長，名目繁多，如券契、券約、券要、券書、券劑、券帖、券證等。《管子·輕重篇》就有“定其券契，以振孤寡”之說。清趙翼《陔余叢考》也考證說：“《戰(zhàn)國策》云：馮煖為孟嘗君之薛收責（債），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注：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債）則合驗之。”這些都說明了古代使用券契的確是由來已久，并且已具有多功能的使用價值。雖然用券歷史悠久，但券食之制卻是封建經濟進一步發(fā)展的產物。唐代府兵上番宿衛(wèi)或遠征邊疆，可得“食券”作為津貼之用，“驛券”隨著唐代館驛之制的發(fā)展已普遍用于驛遞之中。入宋以后，用券更為廣泛，券契使用就有食券、驛券、館券、路券、券給、券直等名目，反映出用券之制的普遍性及其多元化職能。

而作為具有政府公信力的消費憑據，宋代在發(fā)券、用券方面進一步制度化、規(guī)范化。據《宋史·職官志》所載“給卷”之制云：“京朝官、三班外任無添給者，止續(xù)給之。京府按事畿內，幕職、州縣出境比較錢谷，覆按刑獄，并給券。其赴任川峽者，給驛券，赴福建、廣南者，所過給倉券，入本路給驛券，皆至任則止。車駕巡幸，群臣扈從者，中書、樞密、三司使給館券，余官給倉券。”由此逐漸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券食制度。

宋代的券食之制確立于北宋前期。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太祖開寶二年十月六日詔：“漢詔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圣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蓋優(yōu)賢之道也。朕開設禮闈，敷求俊乂，四方之士，歲貢而來。眷惟遐遠之鄉(xiāng)，慮迫道途之費，爰稽古典，用示朝恩。自今應西川、山南、荊湖等道所薦送舉人，并給往來公券。仍令樞密院定例施行。”此后凡舉人、貢士皆給驛券赴試，“縣學給食，貢士給券”成為定制。又開寶四年四月詔，官員“般（搬）家赴任，緣路支給館券”。太宗雍熙四年八月十五日詔：“應除授廣南、西川、漳、泉、福、建州縣官，訪聞久拘選調，多是貧虛，涉此長途，將何以濟？自今并令給券，宿于郵置。”所謂“京官有添支，選人有驛券”也成為法定制度。還如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三日詔：“諸路部送罪人赴闕及他州者，并所在為券，給以口糧，仍令依程而行，不得非理縶樸，倍道起發(fā)。”這些都充分證明券食之制已普遍實行于館驛。

同時，券食更成為政府的一種獎勵行為。如《宋會要輯稿》載，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詔：“管押官物，自來密院出給驛券，水路省司出給歷頭，逐日支破食錢。如不管押官物，亦自省司給與倉券”。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詔：“廣南、西川京朝幕職州縣官丁憂離任，情愿管押綱運者并聽，仍給驛券。”后規(guī)定凡水運、路運綱運押綱人員“除依《募土人法》，其請給、驛券，依借職例支給”。又仁宗天圣元年八月朝廷批準陜西轉運使范雍的建言：“沿邊州軍和糴入中軍儲，合差官往彼請受外，乞給與驛券，仍據和糴入中到斛斗等第酬獎。”神宗熙寧三年，有進士程義路深諳水利，其所陳治理蔡、汴等十河利害文字為官府采納，于是詔令“給驛券，視三班借職”。券食甚至成為選任官員的優(yōu)待條件之一，如哲宗政和三年對稅務監(jiān)官的選任，即規(guī)定若人選合格且任職有實績者，“其俸錢依品官外，供給、驛券、人從”等，均按正式朝命官員一體對待。哲宗紹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詔：“流民在路者，官吏以至意諭曉使歸業(yè)，給券，使所過續(xù)食；不愿者，所在廩給之。”券食則成為救濟賑災的重要措施之一。

具有政府公信力的“驛券”廣泛實施應用于館驛制度中，以解決公干官員差旅途中的食宿問題

宋代，不僅有多樣化的給券之制，而且制定了比較完善的用券制度，逐漸建立和完備了標新立異、頗具研究價值的公務接待制度。尤其是具有政府公信力的“驛券”廣泛實施應用于館驛制度中，以解決公干官員差旅途中的食宿問題，標志著宋代券食之制的完備與成熟。

據考證，驛券之制始于唐玄宗開元年間。據《唐六典》記載，玄宗時規(guī)定：“凡乘驛者，在京于門下給券，在外留守及諸軍、州給券。”宋人吳處厚《青箱雜記》記云：“唐以前館驛并給傳往來。開元中，務從簡便，方給驛券。驛之給券，自此始也。”宋代的館驛已經與傳遞政府公文書信的機構“遞鋪”完全分離而自成體系，如宋人王應麟在《玉海·館驛條》所記：“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尤其是隨著驛遞制度的發(fā)展，規(guī)定館驛由地方郡守負責領導管理，包括驛舍的設置、修葺、食品保證、草料備辦等，并定期派人巡查?？h令則充當館驛使，具體負責館驛事務?！稇c元條法事類》所載“奉使”之制云：“諸命官奉使，并給驛券。”館驛由此成為接待以官員公差人員為主往來宿頓的專門機構。

據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為加強館驛管理，仁宗嘉祐四年，“三司使張方平上所編驛券則例，賜名曰《嘉祐驛令》。初，內外文武官下至吏卒，所給券皆未定，又或多少不同，遂下樞密院，取舊例下三司掌券司，會萃多少而纂集之，并取宣敕、令文專為驛券立文者，附益刪改，凡七十四條，上、中、下三卷，以頒行天下。”根據驛令規(guī)定，凡公干人員和官員出巡、赴闕、移任等，均可申領由宋政府發(fā)放的驛券，作為入駐驛舍食宿的憑證。持券在館驛消費是無償免費的。館驛提供各種陳設和物品，即所謂“皆有酒食之饋，油燭柴炭之給”，宿食接待可稱完備周到。

但是驛券發(fā)放關系國家財政，“素有定數”，不能濫發(fā)。即如南宋學者葉適所說：“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端螘嫺濉份d南宋高宗建炎九年九月一日詔：“諸路帥司行下訓練路鈐，每歲一詣州軍按教，分作春秋兩番前去，不許趁赴筵會、收受折送、多帶人從、過支驛券、差顧夫腳、須索買物并犒設等。仰帥臣、監(jiān)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光宗紹熙二年八月也規(guī)定推勘官員執(zhí)行公務時：“仍令所屬州縣將一行官吏依條合得券食挨日批支”。“依條計日支給人吏券食”成為各級官員出差公干、下基層考察時公費消費的硬性規(guī)定。至于諸如“干謁州縣批支驛券，需索夫馬，生事騷擾”等情形的發(fā)生，這已經突破了公務接待的制度規(guī)定，違反了政府制定券食之制的初衷。為此，宋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懲治貪腐的防范措施和法令法規(guī)。

宋代官員公干外出，受專門的“饋送”“迎送宴會”等法令法規(guī)約束，違反者以違制、違令、違法論處

實際上，宋朝治國尤嚴貪墨之罪。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即說：“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于治贓吏最嚴。”宋初明文規(guī)定，貪污受賄與十惡大罪一樣，當處極刑不可赦免，若貪污受賄者在限期內坦白自首，將贓物交公，可以酌情減免刑事懲罰，否則民吏告發(fā)，嚴懲不貸。并且對貪官污吏不適用恩赦之典，官吏犯贓為常赦不原之罪，毫不姑息。當時也不乏因違反制度規(guī)定而身受懲處的案例，如知靜江府張孝祥就因“專事游宴”而被臺諫彈劾罷官，知嘉州的陸游也因“燕飲頹放”而受到撤職處分，發(fā)生在北宋慶歷四年的進奏院聚宴案更導致著名才子蘇舜欽削職為民。

宋代官員公干外出，受專門的“饋送”“迎送宴會”等法令法規(guī)約束，違反者以違制、違令、違法論處。如《宋會要輯稿》載寧宗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令：“諸路應差官吏，須擇清廉介潔之人，除批券之外，其余饋送并不許接受，比以贓論”。又《慶元條法事類》所載“饋送”之制云：“諸朝廷遣使出外及專差體量公事官，所至輒受供給、饋送者，以自盜論。”“緣邊安撫出巡，于所轄并干辦處越等及例外受供給、饋送者，以自盜論。”尤其是宋朝所設名為“監(jiān)司”的監(jiān)察制度，既要監(jiān)司監(jiān)察州縣官，又擔憂監(jiān)司與州縣勾結營私，因而制定“監(jiān)司法”對監(jiān)司履職巡察制訂種種約法。為防止監(jiān)司利用出巡之機貪污腐敗、騷擾百姓，宋政府對其所帶隨從仆役、州縣逗留時間以及生活待遇等都作了明確規(guī)定。如《慶元條法事類》所載“監(jiān)司巡歷”之制云：“諸發(fā)運、監(jiān)司巡按，隨行公吏違法出給驛券，及所給官司各徒二年。”“諸發(fā)運、監(jiān)司巡歷，隨行吏人所在受例外供饋，以受所監(jiān)臨財物論。”“諸發(fā)運、監(jiān)司例外受供給饋送者，以自盜論。”“非法妄以犒設為名輒饋送及受之者，并以坐贓論。”“受例外供饋，以受所監(jiān)臨財物論。”“于所部干托騷擾，收受饋送及非所處飲宴者，杖八十。”“諸州應供給、饋送監(jiān)司，輒于例外增給及創(chuàng)立則例者，以違制論。”“諸監(jiān)司巡按，隨行公吏、兵級于所部受乞財物者，許人告。”“諸監(jiān)司巡歷所至，應受酒食之類輒受折送錢者，許互察。”若有“自盜財物”“盜所監(jiān)臨財物”“坐贓”“違制”等，輕則流放，重則要上絞刑架。

其實早在北宋初年，宋朝廷所頒《宋刑統(tǒng)》中即征引《唐律疏議》中的規(guī)定，重申“諸不應入驛而入者，笞四十。輒受供給者，杖一百；計贓重者，準盜論。雖應入驛，不合受供給而受者，罪亦如之。”即對于不符合條件而擅入館驛者，輕則鞭笞懲戒，重則杖持重罰。司馬光《涑水記聞》曾記載這樣一則軼事：江西浮梁縣令胡順之，以府吏常無端至縣騷擾，于是派人記下“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按照《驛令》規(guī)定施以杖刑，收械系獄，“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宋會要輯稿》記仁宗嘉祐三年四月十一日詔：“居州縣驛舍亭館者，毋得過一月。有違，所在官吏以違制論。”官員所到之處僅許參加“公筵”，不許參加私人宴會，一般只能在館驛吃飯，“不得赴州郡筵會及收受上下馬饋送”，否則徒二年。出巡時不得縱容公吏乞覓騷擾，否則“重置典憲”。

事實上，宋代館驛宿頓也有等級之分，宿住按官職尊卑安排，不得越分，官品低的要避讓官品高的。宋人李元弼《作邑自箴》即云：“入驛舍，有后至官高或口眾者，讓與佳處。”宋代館驛的食宿待遇就當時來說，已是相當優(yōu)厚，但館驛的供應條件并非整齊劃一，于是多按官員的高低品級來區(qū)分招待。如官員宿住館驛，雖都供給食物，但官高者還要供膳酒、肉等。沈括《夢溪筆談》載：“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同樣奉旨公干，官高者每日可得肉數斤，一般官員則僅能得半斤，可謂等級有別。此外，入驛者必須登記在冊，不得超越規(guī)定居住期限，更不得長期占用驛舍。若無故私占者，給予流放一年的處罰，無故逗留超過登記期限者杖刑一百。館驛官員明知而不予制止的，也要受到減等處罰。以此維持館驛的正常運轉，使券食之制落到實處。

可以說，宋代的券食之制不僅僅是接待規(guī)定，深刻內涵更在于體現(xiàn)職務履行。就制度建設來說，宋朝的公用消費及其對公費用餐的管理可謂完善合理。如，中央財政會撥給地方政府一筆“公使錢”用于公務接待，官員公干時會享受“公廚”“常食”待遇等，換言之，宋朝廷承認公務接待或公款消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但必須嚴格執(zhí)行法定的規(guī)格與標準。

宋代券食之制的積極作用

首先，宋代政府通過職務消費規(guī)范化，可有效控制經常性公費財政支出。如根據制度規(guī)定，“券食”費用年終要由各州常平主管官統(tǒng)一結算，上報戶部審計，如發(fā)現(xiàn)“有過數取予及違戾者，并重置典憲”，即超標、違規(guī)的公費開支與接待，要受到重典懲罰。這就使政府能從宏觀層面控制公費財政預算與開支，有利于節(jié)省政府的公費財政開支。

其次，券食之制的實行，便利了公干官員的出行，解決了其出差中的宿食之憂，有利于減輕其差旅負擔，提高其生活水平，無疑能提高行政辦事效率，有利于政令的上傳下達及國家政令的暢通實施。

再次，券食之制的實行，也有利于相關部門特別是監(jiān)察部門對官員履職進行實時跟蹤監(jiān)察，防止官員履職過程中易生的貪腐行為，有利于預防職務犯罪，凈化官場風氣。雖然從總的效果來看，宋朝并未能根治公款揮霍之風，券食之制度在實行過程中也免不了要打折扣，不過比之明清文獻中所記錄的官場吃喝風氣，宋朝的政治生態(tài)可以說要潔凈得多。

宋代的券食之制也為以后元、明、清各代所借鑒承襲。如元太宗時期，中書令耶律楚材即借鑒宋金之制，“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略備”，為此后有元一代的制度建置奠定了基礎。明朝頒定的《應合給驛條例》《監(jiān)紀九款》以及明清時期的驛傳體系等，也大都與宋代券食之制一脈相承。認真研究總結宋代券食之制的豐富內涵，無疑能為當今的政治生態(tài)建設提供歷史借鑒。

（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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