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美學精神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和凝聚在中國詩學的傳統(tǒng)里。作為中華美學觀念的物化顯現(xiàn),詩學最為集中、也最為本體化地凝聚著中國人的審美方式、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審美表達。“觸物起情”的感興,是中國詩學發(fā)生機制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創(chuàng)作思維;虛實相生、形神兼?zhèn)?、情景交融、言意統(tǒng)一,最能體現(xiàn)中國美學的核心范疇;“萬物一體”“萬有相通”,蘊含著智慧的審美直覺。
【關鍵詞】中華詩學 審美方式 審美理想 審美表達 【中圖分類號】I22 【文獻標識碼】A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yè)中,堅定文化自信對于國人的精神生態(tài)而言,顯得尤為重要。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將文化自信落實到文藝創(chuàng)作領域,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沒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文化自信當然與我們對中華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了解、傳承和發(fā)展密不可分,而作為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國人獨特的審美價值系統(tǒng)、審美風尚、審美觀念,構(gòu)成了中華美學精神的基本內(nèi)核。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著重倡導,“要結(jié)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這對于文藝理論學者、美學學者及廣大文藝工作者都有明確的導向意義。
詩學最為集中、也最為本體化地凝聚著中國人的審美方式、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審美表達
中國詩學源遠流長,內(nèi)容豐富,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和審美價值系統(tǒng)之中,既有璀燦輝煌、浩如煙海的經(jīng)典作品,又有精彩紛呈、淵深博大的詩論著述,這在世界文化寶庫中,是與西方詩學互相輝映而又各自不同的存在。
作為中華美學觀念的物化顯現(xiàn),詩學最為集中、也最為本體化地凝聚著中國人的審美方式、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審美表達。誠然,諸如畫論、書論、樂論等也都深刻體現(xiàn)著中華美學精神,而且它們歷來都與中國詩學相通,并且詩學又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于中華美學精神的概括其實已經(jīng)昭示了這種關系:“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jié)制,講求形神兼?zhèn)?、意境深遠,強調(diào)知、情、意、行相統(tǒng)一。”對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中國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中審美運思的獨特方式;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jié)制,是中國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中審美表現(xiàn)的獨特方式;講求形神兼?zhèn)洹⒁饩成钸h,是中國的文學藝術作品審美存在的獨特方式。”①習近平總書記以這三個“講求”作為中華美學精神的核心要素,這也正是中國詩學最為突出的特征。
對于“觸物起情”之感興的普遍重視,形成了中華美學中獨特的價值觀
中國早期詩學中有“六義”之說,即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詩之三體,賦比興是詩之三用。《毛詩正義》云:“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之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②賦比興作為詩歌(原指《詩經(jīng)》)創(chuàng)作的主要表現(xiàn)方法,貫穿于中國詩學的發(fā)展長河中。賦是直言其事的方法,易于理解;而比興則是“借物言志”,在中國詩學中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從比興方法發(fā)展而來的“感興”,由是具有了更為根本的意義。感興即“感于物而興”,或如宋人所說:“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③“觸物起情”的感興,在中國詩學的發(fā)生機制中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創(chuàng)作思維。如陸機、劉勰、鐘嶸、蕭子顯、殷璠、葉夢得、謝榛、袁枚、王夫之、葉燮等詩論家都在其詩學經(jīng)典中將感興的創(chuàng)作論作為根本內(nèi)涵。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比興》一篇,在創(chuàng)作論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看似比興兼論,但實際是以感興為本質(zhì)的。在篇末贊語中,劉勰所說的“詩人比興,觸物圓覽”④,可作為其概括性的認識。
感興(包括“物感”說)作為中國詩學中的創(chuàng)作論觀念,主要是指外物的變化對心靈情感的發(fā)動和喚起。“興者,起也”“起情故興體以立”(劉勰語),都說明了“感興”是對主體審美情感的喚起。“感興”論中更為重要的是主體情感的興發(fā)、創(chuàng)作沖動的發(fā)生,都是在與外物的觸遇中發(fā)生的,感興的實質(zhì)是作家、藝術家的心靈受到客觀外物的觸遇感發(fā)而產(chǎn)生創(chuàng)作契機。這里的“物”,既包含自然事物,也包含社會事物。
對于“觸物起情”之感興的普遍重視,形成了中華美學中獨特的價值觀,即以感興思維而創(chuàng)作出的不可重復的個性化作品為最上乘。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山水詩人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流傳頗廣的經(jīng)典名句,很多人以“奇”解之,而宋代著名詩論家葉夢得認為,“此詩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認為這是他者所無法企及的,所以又主張:“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⑤明代詩論家謝榛也以“入化”為至境:“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為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入化也。”(《四溟詩話》卷一)認為“入化”是興的結(jié)果。清代大思想家王夫之認為,感興為詩,“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⑥“化工”,是對藝術創(chuàng)作至高境界的肯定,感興是中國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中頗為普遍的審美價值觀。如音樂領域中很早就有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認為音樂的發(fā)生便在于感興。畫論中也多有認為感興出之可為上乘之作,如宋代著名畫論家董逌推崇他人之杰作時說:“燕仲穆以畫自嬉,而山水尤妙于真形。然平生不妄落筆,登臨探索,遇物興懷。胸中磊落,自成邱壑。至于意好已傳,然后發(fā)之。”(《廣川畫跋》)在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理論中,認為感興之作臻于化境者大有人在。
詩學中的“意象”論,包含著虛與實、形與神、情與理的統(tǒng)一,是中國美學最具普遍性的審美形態(tài)觀念
在中國美學思想中,意象是一種核心的、基本的范疇,這也是在詩學中生發(fā)而出的。意象范疇雖是中國美學中諸多審美范疇的一種,但卻是最能代表中國人思維方式、最能體現(xiàn)中國美學民族特色的核心范疇。意象這一范疇,深刻體現(xiàn)了中國美學的審美形態(tài)特征。著名美學家葉朗先生以“美在意象”作為其美學體系的基本命題,其《美學原理》一書,反復論證的就是這種美學觀念。此外,葉朗先生還另著有一本更為厚重的專著——《美在意象》。審美意境理論也是最能代表中華美學特色的標志性觀念,而它的根基,仍在意象。
意象的提出與中國的詩學傳統(tǒng)不可分割。西方有意象派詩歌,也有一些相關的理論,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中國大陸學界和文壇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但實際上,意象的本源卻出自于中國古代詩學。而且,中國詩學中“意象”的義涵,至今仍是最具學理價值和深度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的《神思》篇中所說的“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首次將意與象合為一個完整的審美范疇,具有重要的本源意義。意象是詩人按照自己的內(nèi)心營構(gòu)之象進行審美構(gòu)形,此后,詩學中的“意象”,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運用。唐代詩人王昌齡在《詩格》中說,“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百生”,以意象的獲取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有《縝密》一品:“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明代王世貞指出:“盧、駱、王、楊,號稱‘四杰’。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藝苑卮言》)“意象”作為中國美學的核心觀念,植根于中國的哲學傳統(tǒng)之中,它既非抽象的思辨,也非純?nèi)坏奈锵螅菍徝乐黧w汲納外在物象并以獨特的情思外射而成的映像。葉朗先生稱:“審美意象不是一種物理的實在,也不是一個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個完整的、充滿意蘊、充滿情趣的感性世界,也就是中國美學所說的情景交融的世界。”(《美在意象》)
意象雖以感性的形式呈現(xiàn),卻內(nèi)含著理性;意象雖以形象存在,卻以精神氣韻作為靈魂;意象以現(xiàn)實的樣態(tài)顯現(xiàn),卻以不可分割的虛空為背景,正如劉勰所言,“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文心雕龍·隱秀》),這頗能說明意象的性質(zhì)。詩學中的“意象”論,包含著虛與實、形與神、情與理的統(tǒng)一,是中國美學最具普遍性的審美形態(tài)觀念。中國書畫理論中有許多論述最得“意象”論的神髓,如東晉顧愷之所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世說新語·巧藝》)“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陳郁《論寫心》)等。虛實相生、形神兼?zhèn)洹⑶榫敖蝗?、言意統(tǒng)一,這是中國美學意象論的主要內(nèi)涵,是貫穿于各種藝術創(chuàng)作之中的普遍觀念,而這恰是由詩論升華而成的。
中國詩學的妙悟思維所生發(fā)的審美直覺觀
審美創(chuàng)造也好,審美鑒賞也好,其思維方式都不應是邏輯思維的,也不應是知性分解的,而應該是一種蘊含著智慧的審美直覺。我們也可以認為,直覺是審美把握世界方式區(qū)別于其它把握世界方式(如理論的方式)的重要標志。說它是一種審美直覺,卻又不是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直覺”說意義上的直覺,更非將理性排除在外的純感性。中國美學所推重的審美直覺,更在于“萬物一體”“萬有相通”的感應。著名哲學家張世英先生以“審美觀”作為其《哲學導論》的核心部分,并認為“審美意識正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情境’”⑦,其哲學依據(jù)就在于張先生從中國哲學中概括出來的“萬有相通”。這種審美直覺,情與理、表現(xiàn)與直覺、靈感與媒介都是一體化的。南朝著名畫家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所談的繪畫審美心理,“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在中國美學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對于中國美學中這種審美直覺的基本理念,南宋時期的著名詩論家嚴羽以“妙悟”概括之。雖是“以禪喻詩”,卻是對中國美學獨特直覺觀的準確表述。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的論述,具有深刻的美學理論意義,他說:“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上也。”嚴羽以南宋時期一位“布衣”的身份撰寫《滄浪詩話》,其對后世包括當代文藝理論產(chǎn)生的最大影響,就在于他以“妙悟”的直覺方式作為藝術思維的根本方式。然而,中國美學中的這種直覺觀,與西方哲學中那種將直覺與理性對立起來的觀念有明顯區(qū)別。清代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姜齋詩話》中所提出的“現(xiàn)量”說,對這種審美直覺的內(nèi)涵有全面表述,譬如,“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即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景相迎者也”。他還指出:“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認為“妙悟”之中必有理性的升華。
中華美學精神并非只是抽象的命題,而是具有豐富的、獨特的中國文化內(nèi)涵與底蘊。美學觀念當然要體現(xiàn)在文學藝術的諸多方面,而在其長期以來的形成過程中,中國詩學往往成為其存在的基礎。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資深教授、博導、文藝學學科帶頭人,北京市美育與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專家)
【注釋】
①張晶:《三個講求:中華美學精神的精髓》,《文學評論》,2016年3期。
②[清]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71頁。
③[宋]胡寅:《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④[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603頁。
⑤[清]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26頁。
⑥[清]王夫之著、戴鴻森注:《姜齋詩話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⑦張世英:《張世英文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32頁。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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