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

作者：張廣昭 單位：全國宣傳干部學院

英國脫歐是這兩年最引人關注的國際事件之一，它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走向具有深遠影響。然而，英國脫歐目前面臨較嚴重困局。英國政府不僅要面臨與歐盟的艱苦談判，承擔高昂的“分手”代價，還要正視國民意愿的反復反轉。

一定意義上，英國目前的困境，使人們更加審視西方民主的預設前提——“理性人”假設的恰切性。越來越多的實踐證明，西式民主在“理性人”假設的前提方面具有“基因缺陷”。

　　“理性選民”神話破滅

201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出爐，52%的投票人同意脫歐，48%的投票人不同意。然而公投結束后，馬上就有大量要求第二次公投的請愿和呼聲。尤其是經過媒體對英歐關系的報道等，一些曾經支持脫歐的民眾，開始后悔自己在公投中投錯票。

2017年里，改變脫歐立場的英國民眾為數眾多。據英國《獨立報》的最新民意調查，支持留歐的英國民眾已達60%。這樣的民意反轉，不得不讓人質疑“選民是理性的”這一命題。

類似這樣的民主悖論、民主失靈正在不斷發(fā)生。

不同于傳統(tǒng)經濟學家一般堅持“理性人”的假設，早在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學者杰弗瑞·布倫南和美國學者洛倫·洛馬斯基在合著《民主與決策》中就提出了“表達性投票”的觀點，即選民之所以參與投票，并不因為預期自己能改變選舉結果，而僅僅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或表達情緒等。同時，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對選舉結果的影響接近于零，選民并不關心不良公共政策對自己造成的實際后果。

美國經濟學家布賴恩·卡普蘭在杰弗瑞·布倫南和洛倫·洛馬斯基研究的基礎上獨辟蹊徑，在其所著的《理性選民的神話》中對民主失靈的原因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解釋。其核心觀點是，多數選民的狀況比無知更糟糕，他們是非理性的，而且在投票時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無論是杰弗瑞·布倫南和洛倫·洛馬斯基，還是布賴恩·卡普蘭，他們都嚴重質疑“選民是理性”的假設。英國脫歐后的公眾輿論和民意反轉，也側面證明了“理性選民”或許只是一個神話。

事實上，英國民眾在脫歐公投前，或者對英國與歐盟關系不夠了解，甚至處于“無知”狀態(tài)；或者政治冷漠地認為自己一票無足輕重，非理性地隨意投票。其最終結果是，很多只是為了表達不滿而非真正的脫歐支持者，開始后悔，不愿意接受脫歐的事實。

不少政治學學者指出，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治界，都應重新審視“理性選民”這一現代民主制的核心命題?？上驳氖?，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研究“有限理性”的“反叛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這是一個積極信號。在塞勒看來，經濟主體是人，而人并不是嚴格按照理性作出決策，外界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實際上，這同樣也適應于政治領域。

　　“理性胡鬧”與民粹主義

在民主投票中，很多人潛意識里認為一張選票根本沒有任何作用，不能改變結果。因此，選民政治非理性的代價是零。布賴恩·卡普蘭認為，正是這個零成本使“理性胡鬧”成為一個在政治上意義深遠的概念。與“理性無知”假定人們懶得去追究真相相比，“理性胡鬧”則強調人們主動回避真相。

從理論回到實踐中，“理性胡鬧”的最嚴重后果之一，是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后實施了一系列民粹主義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證。某種意義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本身就是民粹主義的一場勝利。然而，基于“反政治正確”等選民偏好以及“理性胡鬧”，導致他們的選票被貿易保護主義者、反國際競爭的特殊利益集團所利用，使美國一步步走向保守主義、孤立主義、逆全球化的倒退之路。目前已有跡象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開始懷疑自己國家的發(fā)展走向，后悔當初的投票選擇。

如果說美國等西方國家憑借成熟制度的韌性與社會彈性，還可以減輕民粹主義造成的傷害，制度尚不夠成熟穩(wěn)定的發(fā)展中國家就沒這么幸運了。

最典型的是拉美國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拉美國家紛紛輸入西式民主，結果導致拉美社會普遍被民粹主義所充斥。這也是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之一。在經濟轉型、政治發(fā)展不成熟階段，一個國家盲目推進西式民主化，結果往往導致選民“理性胡鬧”，民粹主義橫行，意見分歧嚴重，很難達成共識。同時，由于選票壓力，政黨和政府一味迎合選民，進行過度承諾、空頭承諾，造成許多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形成福利國家的“路徑依賴”，最終導致增長停滯、通貨膨脹、貧富懸殊，乃至社會動蕩等等。

現實是最具說服力的。西式選舉政治中的非理性越來越清晰可見。正如理查德·塞勒尖銳地問道：“你愿意優(yōu)雅而精確地做錯一件事，還是笨拙而粗糙地做對一件事？”在這里，“優(yōu)雅而精確”指那些漂亮的民主程式，“做錯一件事”則指作出一項不良甚至錯誤的決策。

　　國家自主性與現代化途徑

近些年，中東一些國家動蕩不安，民不聊生，走向“失敗國家”行列。出現這種局面的最關鍵原因之一，就是盲目輸入西式民主。在這些國家中，存在大量影響制約國家決策的利益團體和機構，西式民主不僅治理無效，無力提供充足公共產品，而且導致國家急劇衰退。換句話說，這些國家的“民主試驗”已宣告失敗。

比較這些民主試驗失敗國家，發(fā)現有一個共同特征，即它們普遍缺乏“國家自主性”，是“弱國家”的范疇。美國政治學家西達·斯考克波在《找回國家》中提出了“國家自主性”的概念，即國家通過自身的能力和行為確立并追求超越各種利益集團訴求的目標，真正實現對公共利益的維護。“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秩序良好社會的第一要素是“強國家”。“強國家”要求必須有較強的“國家自主性”。

縱觀中東動蕩國家，要么被國內外強大勢力綁架，要么被非理性的選民牽著走，嚴重缺乏國家的相對自主性，以致政治局勢不安、社會治理艱難、人民幸福更無從談起。

也正是因為這些“輸入民主”的失敗，使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反思西式民主的缺陷，把目光投向了東方——作為世界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以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為發(fā)展中國家拓展了現代化途徑。堅定政治定力，發(fā)展適合自身歷史、社會、文化條件的中國式民主，保持強大的國家自主性，推崇協(xié)商民主和基層民主，不被任何國內外利益團體羈絆……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成功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fā)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

《光明日報》（ 2017年12月27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