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行政管理人類學是人類學和行政管理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主要運用人類學的方法論和視野，通過參與式觀察、深入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將人類學文化相對論、文化整體論、跨文化比較等理論視野應用于行政組織、行政運作、人事行政、財務行政、公務管理以及公務倫理實踐之中，讓行政領導如同人類學家走進田野一樣，學會走進基層進行調查研究，獲取第一手資料，獲悉民眾需要什么，這樣才能在制定政策和落實政策過程中有的放矢。放下“官架”與“權力”，走進基層，參與調查，學會主客位的換位思考。學會聆聽下屬以及人民群眾不同的聲音，讓權力真正的用于民，造福于民。

【關鍵詞】行政領導  領導素質  行政管理民族志  調查研究  工作方法

【中圖分類號】 D26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3.009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建設高素質專業(yè)化干部隊伍，要注重培養(yǎng)專業(yè)能力、專業(yè)精神，增強干部隊伍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要求的能力。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人民、黨和政府對各級領導干部的要求將不斷提高。因此，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加強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才能更好地面對新的挑戰(zhàn)。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還強調，要大力發(fā)現(xiàn)儲備年輕干部，注重在基層一線和困難艱苦的地方培養(yǎng)鍛煉年輕干部，源源不斷選拔使用經過實踐考驗的優(yōu)秀年輕干部。高素質專業(yè)化干部隊伍的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社會工程，具有多重路徑。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精神，加強高素質專業(yè)化干部隊伍的建設，就要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能否保持黨和黨的干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是領導干部素質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正如習近平同志在報告中所指出的，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加強作風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必須緊緊圍繞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增強群眾觀念和群眾感情，不斷厚植黨執(zhí)政的群眾基礎。

本文所論述的“領導干部”為一特定概念，指在正式的社會組織中，經合法途徑被任用而擔任一定職務、履行特定職能、掌握一定權力、肩負某種領導責任的個人和集體，領導干部運用權力或權威對組織成員進行引導或施加影響，以使組織成員自覺地與領導者一道去實現(xiàn)組織目標的過程。領導者在組織中擔負起引導和服務兩個方面的職責。行政領導者是行政管理活動中的關鍵要素，行政管理過程學派認為，行政管理就是對人力和其他資源進行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以快速有效地實現(xiàn)組織目標。管理者通過做出決策、分配資源、指導被管理者等一系列活動來實現(xiàn)工作目標。因此，管理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管理人類學并非孤立地研究管理問題，而是將管理放到政治“親屬制度”、宗教儀式等構成社會文化整體的系統(tǒng)中去觀察分析。人們建立組織，進行計劃“領導”控制的動機由其文化傳統(tǒng)所決定，是與社會文化整體相聯(lián)系的，而不是孤立的行為。

行政管理注重效能和效率。領導干部通過計劃、組織、指揮、控制、協(xié)調、監(jiān)督和改革等方式，最優(yōu)化地實現(xiàn)預定任務，達到應有的社會效果。但管理機制并非空中樓閣，準確地說，任何管理行為，實則是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也就說主體與客體都是人，而人類學恰好就是研究人的一門學科。強調領導干部學習人類學，并非借用人類學的學術范疇去引導領導干部“高深莫測”或者學術式的“高大上”，而是借用人類學既有且比較成熟的方法論與理論范式，讓領導干部在處理行政管理的事務中多一些“接地氣”的方法，從而在行政管理事務中做到真正的有的放矢和高效的管理。

人類學對人的研究，既關注人的生物性特征，更關注人的社會文化特性，傾向于從社會與文化的視角來剖析人的共性與差異性。人類學所采用的田野調查、參與觀察、主位與客位、文化相對論、文化與人格理論、文化功能主義等方法和理論視野，能夠從多個角度認識人的本性，理解人的行為動機，把握人的心理特點，客觀評價人的物質與精神需求，真正把握人的生物與文化需求，進而為領導干部提供參考，以便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提高管理效率，在不違背基本人性原則的前提下，真正實現(xiàn)“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管理。

從最初歐美學者對“異文化”的涉獵，到如今廣泛應用于各個學科及領域，如與哲學、語言學、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工商管理學、心理學、藝術學，旅游學、影視學、醫(yī)學和歷史學等學科結合延展成新的學科分支，人類學的學科發(fā)展已經漸趨成熟。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論、民族志的獨特書寫文化與其他多個學科新的學術生命力與實踐創(chuàng)新力，實現(xiàn)了超越原本學科所能想象的質的飛躍，獲得了全新的發(fā)展前景。行政管理人類學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應時代及現(xiàn)代行政管理的要求，形成的一門關于行政管理學與人類學相結合的交叉學科。行政管理人類學研究的內容就是協(xié)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目的在于使人力、財力、物力相互協(xié)作達到最高效率。因此，領導干部學點人類學，是提高管理潛質和能力的一條重要且有效的路徑，值得探討。

作為理論指導的行政管理人類學

行政管理人類學作為一門理論指導的學科是通過人們長期實踐過程總結而來的。人類學在行政管理中的運用并非空穴來風，這需要從行政管理學科發(fā)展的三個階段談起。行政管理發(fā)展的第一個時期大約是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初，這一時期被稱為行政管理的傳統(tǒng)時期，是行政管理學的提出與摸索時期，主要研究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節(jié)省開支，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離，實現(xiàn)組織系統(tǒng)化、工作方法程序化、機關事務計劃化、工作要求標準化等，以達到權責分明，追求實效。但其理論缺陷在于過分重視行政管理效率的機械化，行政組織系統(tǒng)過于封閉，強調物質最大化，而忽視人的精神因素。

行政管理發(fā)展的第二個時期，即行為科學時期，人類學開始介入行政管理。這一時期由于科學管理和行為科學等理論和方法的不斷引進，行政管理學的內容也在不斷更新。加入人類學因子的行政管理學開始轉向從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的角度對人的行為和心理因素以及人與周圍環(huán)境關系進行研究，并注意激發(fā)人的積極因素。

1927年到1932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George Elton Mayo等人通過霍桑實驗，提出人際關系理論。美國系統(tǒng)組織理論創(chuàng)始人、現(xiàn)代管理理論之父Chester Barnard在《執(zhí)行者的職能》中提出均衡理論。美國管理學家和社會經濟組織決策管理大師Herbert A. Simon開創(chuàng)了以行政決策為重點的行政管理學研究的新領域，他從人的有限理性出發(fā)，把決策理論、數(shù)學方法、計算機學融為一個新的研究體系。這一時期的研究，從只重視行政組織機構、規(guī)章制度、法令以及責權分配，轉變?yōu)楦匾曅姓芾碇薪M織成員的意見溝通；從只重視監(jiān)督制裁到重視激發(fā)人的積極性；由專斷領導到民主管理；由“重事”到“重人”。而這一時期恰巧是應用人類學的興起時期。

在行政管理人類學中，行政管理是根據國家法律推行政務的組織活動，而行政組織的職員或者可以說干部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組成，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干部通過上級領導干部參與和執(zhí)行一切的行政事務，如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市政建設、社會秩序、公共衛(wèi)生、環(huán)境保護等各個方面，并且把執(zhí)行后的決策結果落實到普通民眾身上。在看似龐雜機械的行政管理系統(tǒng)中，實質的落腳點則是：行政領導—行政職員—人民群眾。這也詮釋了行政管理事務的最終結點就是毛澤東所倡導的“為人民服務”。在行政人類學的視野里，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說到底就是人與人之間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這也正是行政管理人類學視野的獨特之處。行政管理學將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即通過參與式觀察、深入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并結合人類學文化相對論、文化整體論、跨文化比較等研究方法運用于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組織、行政運作、人事行政、財務行政、公務管理以及公務倫理中，從而讓領導干部學會走進基層，如人類學家走進田野一樣調查研究，獲取第一手資料。

在領導干部下基層的過程中，應當像人類學家一樣，運用專業(yè)的調查方法，去參與觀察，在觀察過程中，領導干部應當給自己提出以下問題：觀察什么以及如何觀察？參與什么以及如何參與？與誰對話？參與到什么人群中去？以及參與到什么程度？結論是什么？發(fā)現(xiàn)問題該怎么解決？領導干部自己應該理清調查研究過程中的各種關系，用調查的事實情況清楚地回答這些問題。這對領導干部明確調查研究目的具有強烈的啟發(fā)意義。調查者僅僅是沉浸在他者的生活中，比如只是與基層、下屬和民眾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勞動，還不足以理解基層生活；除去對他人所作所為以及對他人彼此互動所產生事件的某種被動觀察外，他還需要進行不同形式系統(tǒng)化、深入的觀察，涵蓋到他人社會生活的不同方面，這些系統(tǒng)化的調查要求調查者與被調查者建立一種可持續(xù)的合作關系。在行政管理中，作為執(zhí)政者或者決策者要了解民眾需要什么，這樣才能在制定政策和落實政策過程中有的放矢，放下“官架”與“權力”學會換位思考，學會聆聽下屬以及人民群眾不同的聲音，而不是一味用自己固有的“常識”去判斷。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華盛頓州當?shù)卣兔绹押脠F體聯(lián)合歡迎宴會上以梁家河今昔對比為主題的演講，就很好地詮釋了這種富有人類學特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上世紀60年代末，我才十幾歲，就從北京到中國陜西省延安市一個叫梁家河的小村莊插隊當農民，在那兒度過了7年時光。那時候，我和鄉(xiāng)親們都住在土窯里、睡在土炕上，鄉(xiāng)親們生活十分貧困，經常是幾個月吃不到一塊肉。我了解鄉(xiāng)親們最需要什么!后來，我當了這個村子的黨支部書記，帶領鄉(xiāng)親們發(fā)展生產。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讓鄉(xiāng)親們飽餐一頓肉，并且經常吃上肉。但是，這個心愿在當時是很難實現(xiàn)的。今年春節(jié)，我回到這個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鄉(xiāng)親們住上了磚瓦房，用上了互聯(lián)網，老人們享有基本養(yǎng)老，村民們有醫(yī)療保險，孩子們可以接受良好教育，當然吃肉已經不成問題。這使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夢是人民的夢，必須同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結合起來才能取得成功。

走進田野、全面考察、調查研究，要求領導干部把調查對象——人民群眾放在首位，領導干部走進民眾生活，即走進田野，與老百姓同吃同住，把當?shù)厝藢ψ约荷詈臀幕约八麄兊男枨笞鳛檎{查和研究的主要目標。文化相對論一般采用文化主位研究法，要求研究者客觀地看待被研究的對象，從被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參與觀察，設身處地思考和分析梁家河老百姓的需求，得出最簡單和質樸的調查結果即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問題，讓老百姓吃上肉。當然作為研究者、決策者的領導干部不能只是用主位角度去思考問題，還應該跳出主位，用宏觀的視角去看待整個問題，即客位，這里就是我們所要闡述的行政管理人類學的文化整體論，要理論聯(lián)系實際，點面結合，把小事情放在大環(huán)境里去研究。

必須強調，在現(xiàn)實社會中，任何事務都是由產生因素、行動表現(xiàn)、參與者、行為結果等多種因素構成的獨立體；同時，各種事務之間也是相互聯(lián)系、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如果忽略這種關聯(lián)性，孤立地看待某個事務，那么，極有可能會誤解其本質。在這個案例分析中，作為一個調查者，習近平的田野主位調查研究結果是老百姓需要吃飽飯、吃上肉，但作為一個國家主席，其客位研究結果是老百姓不僅僅是要吃上肉，還要實現(xiàn)老百姓安居樂業(yè)的夢、真正的中國夢、讓每個老百姓都能居有定所、老有所依、普及教育、遍及醫(yī)療等。因為中國夢是人民的夢，必須同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結合起來才能取得成功。

作為方法論的行政管理民族志

筆者曾經指出，民族志是人類學的品牌，在人類學理論著作中，民族志既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一種研究載體，但更多地是指人類學家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對特定文化及社會搜集制作資料、記錄、評論，并以人類學的理論視野來解釋此類觀察結果的一種研究方法。民族志作為一種典型的定性研究方法，既是一種科學也是一門藝術，既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一種寫作文本。它將結構性的研究目標和研究者直覺進行有機組合，并與其他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方法聯(lián)合在一起，以達到研究目的。

目前，民族志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正被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各個領域，形成新的交叉學科。民族志對于不同領域的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四個方面：參與觀察，民族志研究者花費時間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通過他們每天要做的事情來了解他們；自然狀態(tài)下的民族志，指的是在參與者實際生活、工作和休息的地域開展實地研究；運用他者語言的民族志，指的是研究發(fā)現(xiàn)并采用參與者的詞語，運用他們的語言和語調；整體觀，指人們的行為或思想通過其日常生活的點滴，被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人類學家對一切潛在的聯(lián)系持開放的態(tài)度。雖然人類學家運用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對人們進行深入的研究，但都是圍繞著這四個核心開展的。

作為方法論的行政管理民族志需要領導干部走進基層，進行實地調查研究，采用參與觀察法、文化相對論，即主客位結合法、跨文化比較法、文化整體論而形成的一種完整的行政管理寫作文本。運用通俗的語言來解釋領導干部與政治、管理、工作方法與人類學的關系問題，以人類學的民族志工作方法為指導，讓領導干部學會調查研究、學會觀察、學會聆聽、學會換位思考。行政管理民族志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選擇田野點研究分析對象；通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途徑搜集民族志資料；提出行政管理民族志問題；進行民族志分析；書寫民族志。

在行政管理人類學中，領導干部的決策至關重要，如果對決策的受眾和文化背景思維模式不夠了解，就會造成政策執(zhí)行的效率低下，同時導致受眾的抵制乃至反抗。一項決策的制定和實施，需要多方人員的參與，而非武斷地將“自已”想當然的設想強加于他人身上，否定他人的能力。政策制定不僅要集中管理者的多方觀點，更要廣泛征求政策實施對象的意見，鼓勵當事人積極參與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使他們能夠充分發(fā)揮“主人翁”意識，以保證最終的政策能夠使實施對象受益。行政管理民族志研究的田野點，主要是行政機關內部的行政組織和機構以及群眾中。行政管理民族志的田野對象則是執(zhí)行公務的行政工作人員，決策落實點的普通老百姓。行政管理人類學要重視行政系統(tǒng)與外界環(huán)境、外部系統(tǒng)之間的關系。

在行政管理民族志中，領導干部調查研究的田野點可以分為兩塊：第一是行政機關內部的行政組織，即要重視行政系統(tǒng)內在的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既要強調行政組織結構、工作程序等因素，又要強調人的因素。一個決策的形成和執(zhí)行，需要行政組織內成員共同努力，任何組織的員工都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組成的。因此，就領導者而言，對文化差異的認識和了解，識別出文化差異存在的地方，是與被領導者之間相互理解并建立積極友好工作氛圍的最關鍵一步。在這個田野點里，領導干部不能僅僅依靠自己手中的權力和常識，凌駕于員工之上，而是要放下“官架”走進基層，虛心傾聽下屬意見，并進行仔細觀察?，F(xiàn)代領導不能再僅靠權威去管理下屬，而是需要更加智慧的管理方式，能夠游刃有余地換位思考，積極處理與員工的關系問題，調動下屬的積極性，才能真正地提高工作效率。若不能讓下屬心服口服、沒有抵觸情緒地干活，那政績、業(yè)績就真如浮云，與其無緣了。與此同時還必須取得同事和下屬的信任，且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系不應當只是簡單的、冷漠的上下級關系。

行政管理人類學民族志第二田野點工作對象，就是領導干部必須要走進決策最終受眾群體，即人民群眾之中，因為決策的最終承載者是人民群眾。解決人民群眾的問題是每一項決策的目的。在每一項決策形成之前，領導干部需要走進決策需求現(xiàn)場即走進行政管理民族志的田野，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即以主位的身份，參與觀察，切身體驗，了解老百姓真實的行為動機和真實需求，把調查對象放在第一位，把當?shù)乩习傩諏ι鐣臀幕恼J識及觀點作為調查和研究的主要目標，深入和全面地了解當?shù)厝罕娢幕w系，熟悉他們的民族性、價值觀、倫理道德、生活習俗等，然后提出行政管理民族志的問題，即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接著從客位的角度，即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去研究和理解文化，以客觀公正的標準對被調查對象的心理和行為進行深入分析，即民族志分析，用文化整體觀和文化相對論、跨文化比較等理論范式進行分析，并對研究對象的實際材料進行應用，從而提出自己客觀的看法和解釋。

以當年安徽省小崗村書記沈浩的工作為例，2004年2月，沈浩從安徽省財政廳被選派到這里擔任第一書記時，村民們都認為沈浩是來“鍍金”的。上任一個多月，沈浩把全村108戶人家跑了個遍，幾個月后，就開始建設通村公路，為了節(jié)約資金，也為了凝聚村民的干勁兒，沈浩和大家商量決定由村民出工干。之后幾年，村里發(fā)展起糧食、葡萄規(guī)模種植等一系列現(xiàn)代農業(yè)。2006年，小崗村的人均收入超過5000元。這時沈浩的任職即將結束，小崗人用他們特有的按紅手印的方式，留下了沈浩。而2009年底，沈浩的第二輪任職期又要到了，村民們再次用紅手印請求他留下時，45歲的沈浩卻因心臟病突發(fā)，倒在了小崗村。小崗人在挽留沈浩的請愿書上第三次按上紅手印，留下了沈浩的骨灰，把沈浩永遠留在了小崗村。在這個案例中，作為委派干部的沈浩，以客位的角色切身力行地走進田野，參與調查，走訪了全村108戶，了解小崗村老百姓所需，并且能夠以主客位相結合的視角，客觀地做出自己的田野民族志，通過這些一手田野民族志，做出正確決策，幫助小崗村民修路，發(fā)展糧食與葡萄種植業(yè)。決策實施的結果是當?shù)匕傩盏娜司杖胗伤先螘r的2300元，提高到12000多元。

再來看另外一個案例，2011年6月19日《人民日報》摘登了山西省副省長劉維佳的部分下鄉(xiāng)日記，引起社會關注，“干部下鄉(xiāng)”成為探討熱點。2011年4月26日、5月25日、6月23日，劉維佳三次造訪貧困村——山西長治市沁縣冊村鎮(zhèn)溫莊。在其下鄉(xiāng)日記中，他是這樣記錄的：“這一次可算得上‘輕車簡從’，不但沒帶秘書，而且是搭乘省扶貧辦的公用車，只是帶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為避免層層陪同，不干擾市縣鄉(xiāng)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沒和他們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在村里住下，盡可能做到‘村不擾民、縣不擾官’。”在這期間，劉維佳通過和當?shù)匕傩找黄饎趧映宰?，發(fā)現(xiàn)了以下問題：

由于成本高，當?shù)夭]有普及農機耕種，老百姓更多的是用牛耕地，而這些用牛耕地的多數(shù)都是老年人，他在日記中寫道：“看來鄉(xiāng)村的老年農婦也面臨著通脹的現(xiàn)實壓力，這也是今年經濟工作必須應對好的首要問題。”繼而他又發(fā)現(xiàn)前幾年給村里投資的百畝噴灌項目，因為村里窮沒法修理被燒壞的電表、水表和水泵導致灌溉管閑置，百畝灌溉項目停滯。而且村里自發(fā)修的“千女水庫”因為渠道壞了，即便灌溉管有水也沒辦法灌溉，注意到“百畝噴灌”和千女水庫的尷尬境地后，劉維佳在日記里寫下：“項目建設必須解決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問題，否則就是勞民傷財。”由于劉維佳的田野調查研究受到廣泛關注，上級政府資助溫莊建設，村里的灌溉工程修好了，并且田間路和新的項目也得到了快速發(fā)展，在農業(yè)生產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大學生村官任江輝說，修設備花了約一萬元，是上級政府幫助解決的費用。因村里部分田間路只有一兩米寬，部分農機不能通行，縣發(fā)改局還承諾幫助村里修一條2500米的田間路。

劉維佳7000多字的領導干部下鄉(xiāng)日記，就是一篇非常典型的行政管理民族志報告，他在調查研究過程中真正地應用了行政管理民族志的方法，如第一步選擇田野點—貧困村—山西長治市沁縣冊村鎮(zhèn)溫莊；第二步，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通過參與觀察和訪談等途徑搜集行政管理民族志資料；第三步，提出行政管理民族志問題并進行分析，如他在日記中寫道的：“看來鄉(xiāng)村的老年農婦也面臨著通脹的現(xiàn)實壓力，這也是今年經濟工作必須應對好的首要問題”，“項目建設必須解決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問題，否則就是勞民傷財”；第四步，書寫民族志、下鄉(xiāng)的日記以及匯報材料。走進田野，可以讓領導了解最真實的民情。放下架子、俯下身子、走下車子，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掌握好第一手資料，才能最真實的了解民情，才能實現(xiàn)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也正是行政管理民族志的作用。

毛澤東論調查研究對領導干部學習人類學的啟示

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也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和工作路線的根本出發(fā)點，在現(xiàn)代仍然具有極強的指導性和現(xiàn)實意義。從毛澤東諸多有關工作方法論的理論中，如調查研究要堅持群眾路線——“要有甘當小學生的精神”；調查研究必須點面結合——“不但要走馬看花，也要下馬看花”、鞍鋼憲法等理論，其方法論和理論視野與行政管理人類學的方法論及視野非常契合。

比如毛澤東所提倡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從認識論上說，就是特別重視調查研究的過程。這就把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群眾路線的工作路線有機統(tǒng)一起來。領導干部要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首先要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向群眾做調查工作。做到從群眾中來，只是完成了領導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將這些從群眾中集中起來的領導意見再回到群眾中去，使群眾認識到這些意見是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的，號召群眾實行起來、化作他們自覺的行動，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轉化成為人民群眾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力量。

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yè)戰(zhàn)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lián)經濟為鑒戒，對中國的社會主義企業(yè)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學的總結，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該制度后來被稱作“鞍鋼憲法”。以行政管理人類學視角來分析，“鞍鋼憲法”的制定，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行政管理人類學案例，也是一個典型的行政管理民族志。

在這個案例中，毛澤東以蘇聯(lián)的經濟為鑒戒，把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廠——鞍山鋼鐵廠作為調查研究對象，特派彭真赴鞍鋼檢查、指導，同時鞍山市委也做出積極響應，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起草了5000多字的《關于工業(yè)戰(zhàn)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1960年3月11日呈送毛澤東。毛澤東對鞍鋼市委的調查報告做具體分析，并且做長篇批示，這也是“鞍鋼憲法”的由來。在這個案例中，毛澤東并沒有親臨第一田野點，而是通過分析鞍山市委的調查資料來做出決策，毛澤東所說的《鞍鋼憲法》也是經過領導、專家從“報告”中歸納得出的。

毛澤東打破了原有的“馬鋼憲法”，即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lián)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lián)一長制企業(yè)行政管理方法，通過具體專家和領導對工廠第一線領導干部、技術員、工人群眾的實地調查，得出第一手的田野資料，他在這些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點面結合對當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初期企業(yè)的管理工作做了全面而又科學的總結，改革了以往生搬蘇聯(lián)的一些強調領導者絕對權威的管理制度。通過民主以及人性化的管理，讓領導干部去第一線，與工人和技術員一起參與技術和生產，讓工人參與管理，讓管理真正地落到實處，發(fā)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團隊合作，讓企業(yè)管理和效益最大化。毛澤東對《鞍鋼憲法》的批示，是在有關人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在人類學中被稱為二手資料分析法，指調查研究者因各種原因未親自去田野調查，但通過對他人調查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應用人類學理論和視角，做出客觀分析并得出結論的一種研究方法。

在人類學經典著作中，不乏以二手資料分析法而完成的優(yōu)秀成果，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國人類學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著作《菊與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日本敗局已定，美國亟需制定戰(zhàn)后的占領政策。面對陌生的日本，西方人無法理解日本在戰(zhàn)爭中的一些舉動，也不能預測日本下一步將如何行事。因此美國政府特地組織了各方面的專家和學者從事有關日本的專題研究。1944年6月，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接受政府的委托開始研究日本。她在無法踏足日本本土的不利條件下，運用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的方法及文化模式理論分析了日本的國民性，推斷日本政府會投降，并提出美國應保留日本天皇而不宜直接統(tǒng)治日本的重要建議。在戰(zhàn)后的1946年，Ruth Benedict將該研究成果整理成書，以《菊與刀》作書名出版。該書的出版立刻引起日本國內的強烈反響；也被學界公認為有關國民性研究的最富代表性的成功個案，甚至被譽為“現(xiàn)代日本學”的發(fā)端。這部書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與作者人類學調查研究原始資料二次分析方法的熟練掌握和出色運用是分不開的。如果按照具體學科精細的劃分，《菊與刀》乃是行政管理人類學范疇的經典著作。

任何一個理論的產生，都是從實地調查研究開始的，如毛澤東思想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鞍鋼憲法”這些理論以及政策確立的第一步，都是進行大量的田野調查，且必須明確調查目的，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在毛澤東看來，要解決實際問題，顯然不能“閉門造車”，憑想象來解決，而是要通過一定的有意識、有針對性的調查研究，掌握其基本的情況和發(fā)生原因，才能有效地加以解決。而要了解情況，唯一的辦法就是進行社會調查，“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在調查研究過程中領導干部必須要有端正的身份定位，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做老百姓的學生和朋友，從群眾中發(fā)現(xiàn)真正的問題。“群眾路線”是毛澤東調查的重要方法論原則，“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澤東正在按照這樣的方法論原則，主動與被調查者“同吃、同住、同勞動”，比如毛澤東經常與農民拉家常、請農民吃飯、給農民被子等。這樣的態(tài)度和行為，使毛澤東在調查中能夠與作為被調查對象的工人、農民打成一片，也使得被調查者能夠講實話、講真話。

行政管理人類學理論中，領導干部理解和了解經濟與社會發(fā)展所遇到的真實桎梏，才能夠使政策制定者發(fā)展出一套可行的政策制定計劃和方式，而且政策制定者的價值觀念也會產生變化，不會僅僅從利益角度出發(fā)來滿足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是建立在理解文化背景和文化中人們行為動機和真實需求的角度思索新的價值視角。公共政策制定者會認識到，即使在當時是合理的，時過境遷后也將有可能存在不合理之處，為情勢所致，決策者可能要對不可理喻的決策部分進行必要的調整和修正，這種調整和修正既可能來自于公共政策者自身的經驗和反省，也是出于文化認同和對社會發(fā)展的責任。

結論：領導干部必須學會和應用人類學

當前，在我國行政管理體系內，政策制定均是遵從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性原則。從人類學的視角來看，這種政策制定過程均是客位行為主導下的行政行為。而人類學研究一直強調主位的重要性，始終把主位的思想、行為作為重要的信息和資料進行處理。行政管理中強調主位視角就是要多聽取當事人的觀點，尊重當事人的話語權，給予他們發(fā)表個人意見的機會和權力，鼓勵公眾參與發(fā)展計劃的制定和執(zhí)行。從行政管理人類學的角度來說，民眾是公共事務管理的主要對象，要實現(xiàn)有效管理，同樣離不開對他們的了解。只有了解他們的基本心理以及社會文化特征，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動。行政管理學將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即通過將參與式觀察、深入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結合人類學文化相對論、文化整體論、跨文化比較等研究方法運用于行政管理中行政組織、行政運作、人事行政、財務行政、公務管理以及公務倫理中。在行政管理人類學中，身為行政管理體系中的決策者即領導干部在學習和實踐人類學理論時首先應該學會：

放下身段走進“田野”。在行政管理的任何范疇，要想讓一項政策或者決策真正地落實到位，領導干部必須放下自己的身段，也就是官架子，走進田野，也就是要去第一線去調查研究。這樣既可以了解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落實情況，又能夠掌握不同地區(qū)經濟社會的發(fā)展程度，感受群眾的冷暖疾苦，最終增強工作的針對性，提高各項工作的實效。

有的領導干部也走基層，但下基層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人還在機關，讓下面“好好準備準備”的通知早已下去了，甚至連走訪對象見了領導說什么都“排練”好了；有的領導下鄉(xiāng)調研用警車開道，記者拍照，陪同下鄉(xiāng)的領導班子一撥又一撥，路線反復修訂，考察檢查的方案制定了一套又一套，大小車輛前呼后擁，走起來大隊人馬，坐下來一大片，可謂陣容強大，引起基層干部群眾的反感，下基層變味成了“嚇基層”。由此可見，要想讓調查研究不“走調”，就必須弘揚求真務實精神。

如托馬斯所言，我們常常對研究對象抱有傲慢和恩賜的態(tài)度，但長時間同他們在一起、打成一片則會削弱這種絕對優(yōu)越感，以觀察為依據的經驗使從前諸多基本推測越發(fā)不可相信。只有放下自己身段，俯下身子、走下車子，放下自己的優(yōu)越感，以主位的角色真正地融入到基層群眾中，與當?shù)乩习傩胀酝⊥瑒趧?，參與觀察，才能了解當?shù)匕傩照嬲男枨?，才會發(fā)現(xiàn)以前自己在辦公室里理所當然的想象與田野調查事實之間的差距。走進田野的最終目的是為老百姓辦實事和辦好事，讓老百姓真正得到實惠，要帶著政策去田野，帶著課題去田野，帶著問題去田野，帶著情感去田野，帶著責任去田野，將為基層辦實事、解難事、做好事視為最大的政績。走進調查的田野點，才能實現(xiàn)將手里的權力真正地為民所用，為老百姓謀福祉。

主客相宜，換位思考（主客位）。主客相宜要求領導干部無論在進入田野調研或者在處理各種行政事務時，都應該以一種先入為主的態(tài)度，融入當?shù)兀私庹{查對象的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以當?shù)厝说慕嵌热ニ伎己头治鰡栴}，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換位思考。當然作為一個決策者，當你身體力行地獲得第一手資料時，還要轉換回你客位的身份，即調查者或者研究者的身份，用歷史和文化比較的觀點去分析獲取的田野資料，從而獲得比較客觀的結論和決策。

行政管理人類學方法論中有關主位與客位的規(guī)范，能夠幫助研究者避免在行政管理事務中“自我為大”的觀念，從人類學文化角度分析，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也就是主位和客位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的群體。因為文化背景不同，主位和客位對同一事物會產生不同的看法和需求，同時也會做出不同的行動。所以領導在進入田野點的時候，首先拋掉自身所固有的“自我為中心”的狀態(tài)，由客位轉為主位角色，姿態(tài)放低，融入到所要調查的群體中，站在被調查者的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尊重被調查對象的人格，維護被調查對象利益，以人文本，堅持學術倫理與社會倫理并存的學科態(tài)度。這樣調查的結果才能客觀和詳實，并不帶有個人偏見。

放下“常識”與“權力”，學會傾聽。“常識”是被社會普遍接受的對文化所做的表達方式，“常識”深深嵌入我們通過感覺獲取的經驗和各種權術政治中，領導干部通常會以固有的“常識”或者“經驗”等比較主觀的態(tài)度做決策。權力是領導者表現(xiàn)自己管理手段的體現(xiàn)，但無數(shù)事實證明，過分保持和夸大這種權力就會存在私人欲望，就會產生濫用權力的現(xiàn)象，濫用權力是對權力價值的破壞。任何權力都有一定的限制和范圍，如果硬要突破這種限制和范圍就會形成“權力擴張”，最終會危及受眾群的利益。文化人類學強調“文化”在人類學領域的奠基性功能，那么，哪一種“文化”不是一種形形色色的“權力”場域呢？不管是偏僻遙遠、人跡罕至的“江湖之遠”，或者是繁華似錦、光怪陸離的“廟堂之高”，都有自己獨特的具有排它性質的“文化”，而這種人種與文化差異之下的“排它性”，正是“權力”滋生的肥沃土壤。常識與經驗限制并塑造了我們獲取知識的途徑。我們在懷疑其他人是否能夠理解這個世界的同時，卻不能擺脫自身經驗框架的局限。

所以，領導干部在與下屬或者當?shù)厝罕娊涣鞯臅r候，首先應該放下固有的常識和權力，學會傾聽。第一時間要考慮的不是怎樣改變對方，而是怎樣讓對方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因此，想讓下屬表達意見的最佳方案不是說，而是問。這不是虛偽，為了最終統(tǒng)一思想，必須要讓下屬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領導只能負責總結，不能負責開篇立論。這就是領導為什么必須最后才說話。

放寬“眼界”把握全局（文化的整體觀）。在行政管理體系中實行科層制管理，社會分工較為細密，行業(yè)分割越來越細，這導致一些行業(yè)之間缺乏有效的聯(lián)系。社會分工的職業(yè)化使人們在認識、處理一些行政事務的過程中過于強調自身領域的特殊性，而忽視了作為整體社會組成部分的各項事務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性。這種過于細化的分工導致公共事務的處理往往會顧此失彼，難于得到圓滿的解決。行政管理人類學方法論中的整體觀不僅強調文化要素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性，它還強調具體文化要素與整體社會之間的不可分割性。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其良性運行和穩(wěn)定發(fā)展離不開各組成部分的功能協(xié)調與正常發(fā)揮。任何一項事務的發(fā)生、發(fā)展和演變均會對社會整體的發(fā)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行得力于各種構成要素的有機配合。

就一個整體社會而言，其構成要素具有可分割性與獨立性，領導干部在處理具體行政事務中，往往容易顧此失彼，難于周全考慮各種事務之間的關聯(lián)性，從而違背人類學的整體觀原則；而任何一項行政管理事務在具有自身特殊性的同時，又與其他事務相關聯(lián)。在處理一些事務時，若領導干部只看到事務本身的特性，而忽略了事務之間的關聯(lián)性勢必會導致對事務的認識出現(xiàn)偏差，由此得出的結論和采取的措施往往適得其反。比如行政管理事務中的民族事務與宗教事務在民族地區(qū)往往相互交織。民族文化、宗教乃至于政治、經濟均具有錯綜復雜的關系，如果孤立地看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就無法使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總之，隨著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閉幕，合理解決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已經刻不容緩。作為行政管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領導干部必須堅持“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以人民群眾的切實需求為主要工作任務。人類學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特殊視角以及主客位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能夠幫助領導干部更好地認識自身，更好地發(fā)掘群眾的真實想法，更全面地收集多方資料來制定真正有效的方針政策，從而進一步實現(xiàn)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xiàn)中國夢。

（汕頭大學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王穎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呂力，2009，《管理人類學：學科特征與體系結構》，《商業(yè)經濟》，第3期。

陳興貴，2014，《人類學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

田廣、劉瑜、王一帆，2015，《質性研究與管理學科建設：基于工商人類學的思考》，《管理學報》，第1期。

趙宏斌、葉常林，2016，《行政管理學概論》，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

蔣希眾，2011，《管理學》，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Cunningham W J, Wood M.eds.George Elton Mayo, 2004, Hawthorne: Human relations in the workplace, London: Routledge.

Barnard C I. , 1968,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on H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

張永桃，2007，《行政管理學》，南京大學出版社。

姜秀敏，2015，《行政管理學》，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法］郭德烈，2012，《人類學：一門擁有未來的社會科學》，陳晉編譯，《民族研究》，第13期。

習近平，2015，《習近平講給世界的“小故事”》，葉曉楠、孫琳整理，《人民日報海外版》，12月11日。

田廣、王穎、王紅，2017，《從民族志到工商民族志》，《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

田廣、周大鳴，2012，《工商人類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薛劉洋，2016，《淺談領導科學與領導藝術》，《管理縱橫》，第5期。

王方友，2015，《好干部標準視角下沈浩精神的科學內涵及其啟示》，《內蒙古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

［美］露絲·本尼迪克特，2015，《菊與刀》，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

王宇豐，2008，《從〈菊與刀〉看本尼迪克特的人類學調查方法》，http://xy. scau.edu. cn/gongguan/shdc/2008/11-26/10812.htm,2008-11-26。

譚宏，2016，《毛澤東調查理論和實踐對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反思和啟示》，《毛澤東思想研究》，第4期。

周瓊，2015，《淺談公共政策的本土化建構模式——以民族志問方法》，《經營管理者》，第3期。

陳興貴，2014，《人類學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

［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2013，《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鮑雯妍、張亞輝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陶慶、陳津京，2017，《新政治人類學：一種跨學科的理解范式》，《學術月刊》，第2期。

［美］邁克爾·赫茨菲爾德，2013，《人類學：文化和社會領域中的理論與實踐》，劉珩、石毅、李昌銀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馬薇薇、黃執(zhí)中、周玄毅等，2017，《好好說話：新鮮有趣的話術精進技巧》，北京：中信出版社。

陳興貴，2014，《人類學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

責 編／馬冰瑩

Leading Officials Should Know Anthropology

—Academic Preparations for Improving Leadership Abilities and Skills

Tian Guang  Yu Hong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thropology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combine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tudies with anthropology. It emphasizes using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y and perspectives, including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such a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nsive interviewing, and applying variou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anthropological cultural relativism, cultural holism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to the practice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public sector ethics, so that the leading officials can conduct investigations and surveys at the primary-level communities like the anthropologists' field work; get first-hand information, learn what people need, and formulate problem-oriented policies; discard the "official airs",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level investigations and surveys, and think like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learn to listen to the voices of their subordinates and the people, and ensure that the power is truly for the people and benefits the people.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leadership quality,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ethnography, survey research, work methodology

田廣，汕頭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河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區(qū)域發(fā)展、經濟人類學、跨文化管理。主要著作有《泛市場化批判》等。禹虹，美國凱什斯伍克學院語言與文化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