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7年，隨著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動，新自由主義作為經濟治理方案在實踐中已經聲名掃地；但是通過“全球化”的方式，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治理方案仍然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與巨大社會危害。要深刻認識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的本質，必須對其理論邏輯、現實邏輯和歷史邏輯進行系統(tǒng)反思。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  理論批判  現實危害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大向全世界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fā)出強大生機活力，中國特色“國家治理”方案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2017年，長期活躍在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社會思潮雖然有所式微，但是并不甘心失敗，仍然借機制造負面輿論，以各種改頭換面的方式宣揚其國家治理方案。雖然新自由主義的狹隘性、階級性和虛偽性不斷暴露，但是因其高度的理論欺騙性仍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破壞力。如何從全球視野來反思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仍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的理論批判

當前，新自由主義在國內傳播重點從經濟治理問題轉移到了國家治理問題上來了。2017年，新自由主義者利用網絡制造一些負面輿論，認為“黨領導一切”就是“一黨專政”，就是“專制政治”；提出把“國有資本做強做優(yōu)做大”是“國進民退”，最終一定會失??； 繼續(xù)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貼上“非民主”的標簽。相比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對國家理論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思考，構造了更為精巧的理論。在國家起源問題上，針對“古典契約論”提出了“新契約論”和“反契約論”；在國家制度建構上極力主張西方式“多黨政治”與“憲政民主”；在國家治理過程中，鼓吹“極端個人主義”與“極端的自由化”。新自由主義宣稱其國家治理方案具有普適性、終結性與優(yōu)越性，然而實際上并非如此。

第一，新自由主義宣稱其國家治理方案具有“普適性”。2017年，新自由主義者仍然堅持“美國方案最優(yōu)論”，具有“普適性”。從20世紀70年代一直到21世紀初，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發(fā)達國家一直占據主要指導地位，成為西方發(fā)達國家治理變革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新自由主義產生于西方部分國家的歷史經驗，本身只是西方歷史長河中某一階段的產物，但是新自由主義卻專斷地聲稱其是對全人類歷史都有效的理論解釋。新自由主義誕生于西方社會的文化背景，解決西方部分發(fā)達國家的社會問題，打上了西方社會的深深印記，但卻宣稱自己獲得了關于人類社會的終極真理。新自由主義否認人類社會的多元性與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永恒化，將西方國家治理體系神圣化，對不同的國家治理理念與國家治理模式缺乏應有的包容與尊重。

第二，新自由主義宣稱其國家治理方案沒有“階級性”。雖然新自由主義宣稱自己哺育出的國家治理方案是以“價值中立”為基礎，但卻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事實基礎，是炮制出來的不折不扣的謊言。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政治本體論批判，我們可以發(fā)現其背后的“資本邏輯”。新自由主義資本邏輯就是通過極端“市場化”和徹底“私有化”將人類公共資源轉化為大資本所有。其中，資產階級國家“不但利用手中的權力迫使人們接受資本主義制度安排，而且將其獲取的資本私有化，并使之成為資本積累最初的基礎”。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絕不僅僅是一般學術理論，它從誕生開始就淪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與意識形態(tài)，深刻反映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通過全球化、市場化、私有化攫取自身利益的要求，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第三，新自由主義宣稱其國家治理方案最具“有效性”。新自由主義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為核心，主張完全的市場化、絕對的自由化和徹底的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提出，一切計劃都是對自己“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種幻覺”，是“致命的自負”，都是低效率的，都注定要失敗。但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卻選擇性地忽視了“市場失靈”等問題，也并未在“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問題上找到靈丹妙藥。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既需要“看不見的手”激發(fā)活力，也需要“看得見的手”構建秩序，這已是經理論與實踐反復驗證的常識。

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的謬誤之處

2017年，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之所以在國內一些人的理論思考中成為所謂的“主流話語”，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國家長期有意識地輸出其意識形態(tài)，另一方面則由于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的邏輯建構很容易迷惑人。要批判新自由主義理論謬誤，必須反思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進路錯誤。

“個人主義”的邏輯起點錯誤。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以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個人主義”作為邏輯起點，以此來推演社會秩序的變化。新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把“個人主義”作為哲學基礎，認為任何選擇都是由純粹的“具體個人”做出的，“社會集體”這些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個人主義”以個人價值為價值主體，以個人理性為價值工具，以個人利益為價值標準，這導致了新自由主義邏輯起點的錯誤。然而，“人類從來就不曾有過先于社會而存在的時期”。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現實的個人”才是社會歷史的真正創(chuàng)造者。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淪為“一種無社會理論的政治理論”，也就是必然了。

“市場萬能”的邏輯觀點錯誤。新自由主義主張“完全市場化”，主張政府不管最好。新自由主義從兩個方面來極力“貶抑政府”。一方面，塑造“市場神話”，強調私有企業(yè)利益至上，強調市場競爭的無比高效，反對政府在矯正市場失靈方面發(fā)揮作用。另一方面，宣揚“公民社會”是一塊凈土，只有公民社會才會保護公民權利；國家總是在侵犯公民權利，國家是個人自由的敵人，否定國家在維護社會公平方面的功能。按照新自由主義話語體系的邏輯，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只能是一種絕對的對立關系。然而，權利與秩序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統(tǒng)一的，沒有國家對秩序的維護，市場與社會是不能良好運行的。

“歷史終結”的邏輯結論錯誤。新自由主義意圖通過輸出意識形態(tài)把非西方國家納入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來，推動“歷史的終結”。然而，“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個角落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國道路超越了新自由主義的教條，展示了非凡的魅力，煥發(fā)出無限的生命力。新自由主義代表性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教授也不得不感嘆，“中國模式代表高效與集中。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結。隨著中國的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由于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自身錯誤的理論邏輯、現實邏輯和歷史邏輯共同作用的結果。

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不但在其西方大本營遭到失敗，同時也給其他國家造成災難性后果。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載體，是其用來推行國家霸權主義的政策工具。它既不是普遍必然的歷史模式，也不包含終極的永恒真理。中國道路不斷打破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方案的迷思，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進一步宣判了新自由主義“理想國”的覆滅。

（作者為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項目“國家治理現代化場域中的社會治理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7VZL007）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年10月27日。

②[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

責編/溫祖俊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