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教材能夠獲得如此贊譽并非偶然，因為它有著先進的“主體教育思想”的堅實理論支撐。我們評價王道俊先生：“一輩子，一本書。”這句話最精準的表達應該是，他的學術(shù)成果凝聚于這本書，但他的學術(shù)貢獻卻遠超于這本書。

自20世紀80年代起，王道俊先生一方面致力于對《教育學》教材的修改與完善，另一方面又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傳統(tǒng)教育理論及其在教育實踐中普遍造成的忽視學生和教育的主體性的弊病。他與郭文安先生一道率先提出并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主體教育思想，這一思想不僅對中國教育學理論的構(gòu)建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教育科學、高校課程教材建設(shè)作出了卓越貢獻。

《教育學》（新編本，1989年版）就是嘗試以主體教育思想為指導進行編寫的，而新版《教育學》（2009年版、2016年版）更是將王道俊先生長期研究主體教育思想所獲得的系列成果滲入并貫穿于教材之中，它深刻分析與厘清了社會、教育與人三者的復雜互動關(guān)系，在理論基礎(chǔ)上實現(xiàn)了由機械決定論和工具論向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根本性轉(zhuǎn)變，充分凸顯了“以人為本”的教育觀。

之所以這本《教育學》教材能夠獨樹一幟，長盛不衰，成為經(jīng)典，正是因為其內(nèi)容與時俱進，其觀念保持先進，特別是有主體教育思想作為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chǔ)。

王道俊先生這樣說道：在時代巨變、社會轉(zhuǎn)型的時期，只有立足新的生活基點，援引哲學研究新成果，越出傳統(tǒng)教育觀念與思維方式的束縛，把握新的教育觀念與思維方式，才能在習以為常的教育現(xiàn)象中發(fā)現(xiàn)新問題，提出新見解，才能重新解讀古今中外的教育文獻，作出新的評價與取舍，才能對教育學原有的概念、范疇、命題、邏輯，作出新的詮釋、探討，取得突破性進展。（參見《把活動概念引入教育學》，《課程·教材·教法》2012年7月）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性思考與學術(shù)立場，王道俊先生幾十年都專注于主體教育思想的研究，直到臨終前，他還在研讀康德的著作，思索與人的主體性相關(guān)的哲學和教育學問題。在先生去世前兩個月，我去探望，他還跟我說：“雖然我現(xiàn)在呼吸有些吃力，每天要吸氧，但腦子還好使，康德的書我還能看得懂。”看到先生呼吸吃力卻依然讀書思考，身體虛弱卻依然精神矍鑠，無不令我肅然起敬，仰之彌高。

就在去世的前幾天，王道俊先生還為最新版《教育學》教材整理出數(shù)十頁的“修改意見”。

在這份彌足珍貴的“修改意見”前面，王道俊先生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年齡也令我不能不同教材分手。但在剩余的日子里，如有可能，仍將繼續(xù)點點滴滴地記下修改意見，算作是隔世告別。其實，我不與教材告別，教材也會與我告別……”我是在悼念先生時第一時間讀到這段文字的，如此不舍之情，那一刻，心在痛，淚在流。

正是這本《教育學》，王道俊先生用畢生的心血與智慧成全著它；正是這本《教育學》，成就了先生作為當代教育學家的學術(shù)人生；也正是這本《教育學》，發(fā)行數(shù)十載，影響幾代人，讓億萬中國師生從中受益，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