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局與抉擇：晚清人物研究》，李細(xì)珠著，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曾國藩與倭仁同歷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時代的人。道光年間，他們同從唐鑒問學(xué)，相交為師友，是倡導(dǎo)理學(xué)的中堅(jiān)；同治時期，又同居高位，一主于外，一立于朝，成為“中興”賢輔名臣。然而，他們又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代表人物，一為洋務(wù)新政的首領(lǐng)，一為頑固保守的象征。因此，從曾國藩與倭仁比較考察，可以看到晚清學(xué)術(shù)與政治互動關(guān)系的諸多面相。

早年相交于師友之間

曾國藩與倭仁都是晚清著名的理學(xué)家，他們的交往與晚清理學(xué)大師唐鑒直接相關(guān)。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鑒“再官京師，倡導(dǎo)正學(xué)”，在他周圍聚集了倭仁、曾國藩、吳廷棟、何桂珍、呂賢基、竇垿等一批理學(xué)名士，皆從其問學(xué)。就在此時，由于唐鑒的介紹，曾國藩得識倭仁，他在日記中寫道：“(唐鑒)言近時河南倭艮峰仁前輩用功最篤實(shí)，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蛐挠兴接豢?，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此后曾國藩與倭仁訂交，終生交誼介于師友之間。

道光末年，曾國藩與倭仁同官京師，過從甚密。此時，他們的交往主要是相互切磋理學(xué)。他們共同崇信程朱理學(xué)。倭仁根據(jù)自己多年來的修身經(jīng)驗(yàn)，教曾國藩寫日課，“當(dāng)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當(dāng)天即開始寫日課，“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于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還把自己的日課冊送給倭仁批閱指教，倭仁毫不客氣地教曾國藩“掃除一切，須另換一個人”，曾國藩“讀之悚然汗下”，以此為“藥石之言”。曾國藩對倭仁的日課冊則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極感予心處著圈而已”。曾國藩在與弟書中稱：“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對之肅然。”他們互相批閱日課冊，共同切磋學(xué)問，均成為繼唐鑒之后晚清理學(xué)復(fù)興的重要人物。

所謂晚年“絕交”說辨誤

同治九年(1870年)，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頗遭物議。有人以為倭仁因此而“貽書絕交，中有‘執(zhí)事媚獻(xiàn)，朋輩之羞，即士林之恥’”。倭仁是否與曾國藩“絕交”了呢？這里有必要略作辨析。

在辦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曾國藩秉承清廷與總理衙門的旨意，依從崇厚，將天津守令張光藻、劉杰送交刑部治罪，此舉頗為朝中“清議”所非難。倭仁很熟悉曾國藩辦理津案的內(nèi)情，他也曾上疏抗議，“相國倭文端屢接曾公手書，深知津務(wù)崖末，以天津守令解交刑部，恐二臣入于冤獄，抗疏論之”。然而，人們忽視了倭仁奏疏中關(guān)鍵的一段話：“曾國藩為我朝重臣，始參守令系誤聽崇厚之言，后蒙舉世清議，中心自疚不可為人，屢次函商總署，深自引咎，竟不推過于人，惟乞恩免解。我皇上之待大臣有禮，豈有因其一時誤聽人言而忍其終身之大恥，而使天下稱冤，令曾國藩不可為人，即國家亦將恥不可為國也。”倭仁此疏說出了曾國藩不得已的苦衷，這與其說是為“矜全良吏”，更不如說是為曾國藩求情。在倭仁看來，朝廷“矜全良吏”正是為曾國藩求得天下人的理解。時人論曰：“文正公之調(diào)停津事，孤詣苦心，初尚不理人口，而文端昭雪之于前，津民感戴之于后。”可見，是倭仁為曾國藩“昭雪”鳴不平，而不是與曾國藩“絕交”。

事實(shí)上，他們此后也并未“絕交”。曾國藩辦完天津教案后進(jìn)京晉見時，還專門拜訪過倭仁。次年，倭仁去世后，曾國藩在唁函中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惟念太保中堂名德碩望，講求正學(xué)四十余年，存養(yǎng)省察未嘗一息少懈。即歷載日記，已為海內(nèi)士大夫所同欽守之正軌，戒宗旨之稍偏。凡有志學(xué)道者，皆仰為山斗而奉為依歸。至夫黼座論思，講筵啟沃，皆本致君堯舜之心，以成中興緝熙之業(yè)，洵屬功在社稷，澤及方來。”曾國藩在致友人私函中也稱倭仁“不愧第一流人。其身后遺疏，輔翼本根，亦粹然儒者之言”。曾國藩還與老友吳廷棟談及倭仁遺疏，“交口稱之，謂倘非自撰，不能抒寫其心中所欲言”，并為“昔年故交零落殆盡”而“黯然”神傷。此種暮年懷舊真情之流露，足證曾國藩與倭仁終生交誼至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