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美歐發(fā)達國家相繼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而中國的貨幣政策卻一直保持穩(wěn)健。近幾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有人主張我們也應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年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繼續(xù)實施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對這個問題怎么看？我們將重點從理論層面作分析。

從20世紀50年代一場關于貨幣政策的爭論談起

上世紀50年代，國際上圍繞貨幣政策發(fā)生了一場“規(guī)則”與“權變”之爭。以國家干預經濟為基調的凱恩斯學派，倡導“相機抉擇”的所謂“權變”政策。在他們看來，經濟生活仿如一條有著榮枯周期的河流，而貨幣供應就是一道閘門，政府作為“守閘人”，應時刻根據“河流”的榮枯狀況，相應地關閉或開啟“閘門”，從而達到平衡貨幣供求、緩解經濟波動的目的。

然而到上世紀50年代后期，一股反對“權變”的旋風從美國東部刮起，其代表人物是貨幣學派的掌門人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指出，“權變”政策不僅不能收到預期效果，反而容易造成經濟大起大落。他認為政府應把貨幣供應增長率相對穩(wěn)定在與經濟增長率大體一致的水平上。此主張稱為“簡單規(guī)則”的貨幣政策。

弗里德曼為何主張要用“簡單規(guī)則”的貨幣政策？他通過研究大量的貨幣資料發(fā)現(xiàn)，從中央銀行貨幣供應變化到經濟生活中反映出這種變化之間存在兩個“時滯”期：貨幣增長率的變化平均需在6至9個月以后才能引起名義收入增長率的變化；而在名義收入和產量受到影響之后，平均要再過6至9個月價格才會受到影響，因此，貨幣政策生效的時間往往要一年或一年半以上。

正因為存在12至18個月的“時滯”期，于是弗里德曼提出推斷：由于中央銀行無法掌握實施“權變”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也無法準確預知現(xiàn)實社會對貨幣政策反應的程度，這樣央行在擴大和收緊貨幣供應時，往往容易做過頭：要么對經濟刺激過度，要么對經濟緊縮過度。而無論出現(xiàn)哪一種結果，皆會令經濟更劇烈的波動和不穩(wěn)定。

弗里德曼進一步分析說，“權變”政策雖能在短期內控制失業(yè)，但時間一長失業(yè)率便會反彈。因為增加貨幣供應雖能壓低利率、刺激投資，但隨著投資不斷擴大，人們收入會增加；人們收入增加后會對商品需求增加。而需求一旦大于供給，物價水平上漲就會帶動利率上升。如此一來，又會使投資減少、失業(yè)增加。

二戰(zhàn)以來的事實證明，實施“權變”政策確實讓不少國家經濟陷入了怪圈：“為減少失業(yè)—增加貨幣供應—利率下降—投資擴大—收入增加—物價上漲—利率反彈—投資收縮—失業(yè)增加。”所以弗里德曼說，政府與其手忙腳亂地改變貨幣供應，倒不如實施“簡單規(guī)則”的貨幣政策。并強調“簡單規(guī)則”是確定貨幣供應的航線，只要不偏離此航線，便可避免經濟大幅波動。

是的，由于“權變”政策無法解決西方國家的“滯脹”問題，1975年左右，當時世界七大工業(yè)國家中有五個實行“簡單規(guī)則”貨幣政策，瑞士、西德、日本曾用此規(guī)則成功地控制了通脹；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更是惟“簡單規(guī)則”是瞻；美國前總統(tǒng)里根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也把控制貨幣供應增長作為重要目標。

貨幣到底是“中性”還是“非中性”

追溯理論源頭，最早主張“權變”政策的并不是凱恩斯，而是瑞典經濟學家維克塞爾。1898年，他的《利息與價格》一經出版便轟動整個歐洲。關于維克塞爾對經濟學的貢獻，學界公認：他首次將價格分析與貨幣分析加以連接；并首次提出了“貨幣非中性”理論。

為方便分析，讓我對維克塞爾的“貨幣非中性”理論作簡要介紹：

古典經濟學家大多認為貨幣是中性的。即價格由商品供求決定，貨幣供應增減只會影響價格總水平而不會改變商品比價，故不會對經濟產生影響。而維克塞爾的看法相反，他認為貨幣不僅是交換媒介，而且有儲藏功能。當人們賣出商品后不馬上購買，貨幣被儲藏，商品供求就會失衡，從而對經濟產生影響，所以他認為貨幣是非中性的。

維克塞爾據此還分析說：由于貨幣非中性，要想讓商品供求恢復均衡就得用“利率”調節(jié)價格。而且借用龐巴維克的“自然利率”與“實際利率”論證了自己的觀點。所謂自然利率，是指不存在貨幣時的“實物資本”借貸利率；而實際利率則是指“貨幣資本”的借貸利率。維克塞爾指出，自然利率不同于實際利率，前者不影響價格，后者會影響價格。

他的推理是這樣：當實際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業(yè)會覺得有利可圖而增加貸款、擴大投資，投資需求增加會推高原材料、勞動力與土地等要素的價格。要素價格上漲，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加，又會拉動消費品價格上漲，于是價格就形成了一個向上累積的過程。反過來，若實際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價格變動方向相反，會出現(xiàn)一個向下累積的過程。

于是維克塞爾得出結論：利率與價格之間有某種內在的因果關系。而且由于貨幣的存在，實際利率往往會偏離自然利率。也正因如此，要想保持價格穩(wěn)定就必須適時調控實際利率，讓實際利率與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今天學界流行的“利率工具論”，正是由此而來。

對此論證不知讀者怎么看。若仔細推敲，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有諸多疑點。如，維克塞爾說貨幣出現(xiàn)后實際利率會偏離自然利率就難以成立。根據龐巴維克的定義，利息是貨幣時差之價；而貨幣理論大師費雪將利息定義為“不耐”（急于消費）的代價。兩人表述不同但意思相近，即利率高低取決于社會的不耐程度，與借貸品是“實物”還是“貨幣”無關。

這樣問題就來了：既然利率是由社會“不耐”程度決定，實際利率與自然利率就不可能偏離。維克塞爾認為可能偏離，是由于他將利息看成了貨幣的價格。事實上，利息并非貨幣的價格，也不由貨幣供求決定。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價格只能由它交換的商品數(shù)量來體現(xiàn)。如一把斧頭的價格為10元，則10元貨幣的價格為一把斧頭。另一個證據，人類在貨幣出現(xiàn)之前利息早就存在了，怎能說利息是貨幣的價格呢？

關于價格上漲的原因，經濟學說：某種商品價格上漲，是因為商品供不應求；而價格總水平上漲，則是由于貨幣供過于求。換句話說，利率既不能改變某種商品價格，也不能影響價格總水平。照維克塞爾的說法，實際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業(yè)會擴貸。可若不增加貨幣供應，企業(yè)無款可貸，利率怎可能拉高要素價格？要素價格不漲，要素所有者收入不增加，消費品價格怎可能上漲？可見，決定價格總水平的是貨幣量而非利率。

再想多一層：即便實際利率與自然利率可能出現(xiàn)偏離，請問在貨幣經濟下央行能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嗎？當然不可能知道。問題就在這里，既然央行不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又如何去調控實際利率呢？由此看，調控實際利率使之與自然利率一致的說法，不過是維克塞爾根據“貨幣非中性”提出的一種設想。由于“貨幣非中性”理論不成立，此政策設想也就沒有可操作性。

增加就業(yè)是否一定要承受高通脹

凱恩斯提出“權變”政策之后，有學者為了支持凱恩斯的觀點，研究了通脹與失業(yè)的關系，指出了通脹率與失業(yè)率會呈反向變化，即通脹率越高，失業(yè)率會越低；而失業(yè)率越高，通脹率會越低。并在平面坐標圖上用一條曲線來反映這種關系，此曲線稱為“菲利普斯曲線”。

這里要說明的是，菲利普斯本人當初研究的是工資率與失業(yè)率的關系。1958年他在《經濟學》雜志發(fā)表論文，分析了英國1861年至1957年工資與失業(yè)的數(shù)據，他發(fā)現(xiàn)歷史上工資率上升的年份，失業(yè)率往往都相對低。因此他提出名義工資率變動是失業(yè)率的遞減函數(shù)。

菲利普斯今天大名鼎鼎，可讓他走紅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文章。1960年，薩繆爾遜與索洛在《美國經濟評論》發(fā)表《關于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分析》一文,他們以菲利普斯的研究作基礎，用美國的數(shù)據替換英國的數(shù)據，用通脹率替換工資率，提出通脹率與失業(yè)率也呈反向變化的推論。其政策含義是，低通脹與低失業(yè)不可得兼：一個國家若要保持較低失業(yè)率，就得承受較高的通脹率；若希望保持較低通脹率，就得承受較高的失業(yè)率。

客觀地講，菲利普斯本人的結論并無大錯，但那也只是特定經濟發(fā)展階段的現(xiàn)象，因為菲氏研究所用的數(shù)據是二戰(zhàn)前的數(shù)據。二戰(zhàn)前，第三次新技術革命尚未到來，機器自動化程度遠不及今天高，那時工資率上升，表明企業(yè)用工需求大，勞動力供不應求，失業(yè)率當然會下降?？缮鲜兰o70年代后，智能機器的出現(xiàn)使企業(yè)對人工需求不再有剛性，工資率上升，企業(yè)有可能用機器代替人工，令失業(yè)率也上升。

那么薩繆爾遜與索洛的結論是否成立呢？事實上，國際上已有不少學者對“菲利普斯曲線”提出質疑，不贊同簡單地用通脹率替代工資增長率。而薩繆爾遜與索洛對為何要作這樣的替代曾有三點解釋：第一，價格等于成本加利潤；第二，工資是企業(yè)的重要成本；第三，價格與成本變動方向一致。以上解釋看上去無懈可擊，但其實經不起推敲。

眾所周知，現(xiàn)實中價格有賣方價、買方價、市場價三種形式。按成本加成定價是賣方價，若商品短缺，賣方價可以是市場價；但若商品過剩，賣方價便不是市場價。從國際上看，市場過剩是常態(tài)，故市場價格通常是由需求決定而非成本決定。這是說，工資上升會推高成本，而成本增加卻不一定推高市場價格。

更要看到，商品價格的決定是微觀經濟行為，比如商品房的價格，就是由開發(fā)商與消費者討價還價決定。而通脹率卻不同，它是經濟總量指標，其高低要由貨幣供求決定，弗里德曼說通脹始終是貨幣現(xiàn)象，是說只要貨幣不超量投放，成本不可能推動通脹，結構性因素也不可能推動通脹。通脹只能由貨幣需求拉動。

由此看，用通脹率替換工資率并不可取，由此推出的“菲利普斯曲線”也不可信。如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通脹率上升，而失業(yè)率卻不降反升。中國近幾年貨幣政策保持穩(wěn)健，通脹率（CPI）控制在2%左右，而就業(yè)卻大為可觀，政府希望每年增加1000萬人就業(yè)，而每年實際增加就業(yè)1300多萬人，目前調查失業(yè)率穩(wěn)定在5％左右的較低水平。中國低失業(yè)而未高通脹，證明“菲利普斯曲線”也不成立。

中國的貨幣政策選擇

根據前面分析，我們不難理解中國為何要堅持實施穩(wěn)健貨幣政策：

第一，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實踐證明，凱恩斯主張的“權變”政策雖然短期內對擴大就業(yè)有效，但長期會加劇經濟波動，令經濟陷入“一放就熱、一收就冷”的循環(huán)怪圈。美國等西方國家曾經出現(xiàn)的“滯脹”是前車之鑒，中國經濟要避免重蹈覆轍，就應保持定力，堅持穩(wěn)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繼續(xù)實施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

第二，“貨幣非中性”理論與“菲利普斯曲線”是通過歷史經驗數(shù)據歸納的理論，這兩個理論皆經不起事實驗證，說明它們并非是科學的理論，這樣也不能作為支持凱恩斯“權變”政策的理論依據。既然“權變”政策缺乏科學的理論支撐，當然不可簡單照搬而作繭自縛。

第三，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有需求不足的原因，但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為此我們要毫不動搖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用通脹的辦法刺激經濟。中央提出今后幾年要將CPI控制在3%以內，那么我們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貨幣政策必須保持相對穩(wěn)健。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