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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齊勇（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曾獲“世界儒學研究杰出人物”獎，著作有：《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zhì)》《中國人的智慧》《現(xiàn)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中國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等。）

　　學人小傳

蕭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出生于成都，哲學家與哲學史家，中國哲學史學科的重要建設者之一。1947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哲學系，1951年至1955年任華西大學、四川醫(yī)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1956年到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深造，1957年到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同年秋調(diào)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此后一直在該系任教，曾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重點學科——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創(chuàng)建者與學術帶頭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首任主任，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儒聯(lián)顧問，國際道聯(lián)學術委員，中國《周易》學會顧問，國際中國哲學會國際學術顧問團成員、中國文化書院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是著名的船山學和“明清早期啟蒙”學的專家，曾多次參加或主持國內(nèi)外舉行的學術會議，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學術論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明清啟蒙學術流變》（合著）、《王夫之評傳》（合著）等，主編《哲學史方法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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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坷經(jīng)歷

1924年1月24日，蕭萐父生于四川成都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家學淵源深厚，父親蕭參是近代蜀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母親楊勵昭善詩詞、工書畫。

蕭萐父（右）與本文作者交談。資料圖片

自幼涵詠詩詞的蕭萐父，從父親友朋的論學談藝之中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時，他又時時關注民族命運，很小便接觸到了清末印作革命宣傳品的小冊子，其中有《明夷待訪錄》《黃書》等。讀中學時，受到羅孟楨等老師的影響，激發(fā)他寫了一篇《論史慧》的長文，這是他的第一篇論史習作。

蕭萐父書法 資料圖片

在民族憂患意識和時代思潮的影響下，蕭萐父泛讀各類古今中西書籍。1943年，他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當時的武大已遷到四川樂山，哲學系僅十幾位同學，幾位教授自甘枯淡、嚴謹治學的精神讓他們深受感動。

大學期間，蕭萐父閱讀過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廬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著作。1947年，在萬卓恒先生的指導下，他完成了題為《康德之道德形上學》的學士學位論文。

關切國事民瘼，思考世運國脈。彼時的蕭萐父已經(jīng)參加了學生進步組織，發(fā)起、編輯《珞珈學報》。1947年，武大發(fā)生了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時任武大學生自治組織宣傳部長的他，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由于反美蔣的活動引人注目，他被特務監(jiān)視，甚至大學畢業(yè)論文都是委托同學代為謄抄的。

為逃避追捕，蕭萐父潛離武漢，返回成都。1947年畢業(yè)后，他到成都華陽中學任教，同時一并受聘到尊經(jīng)國學?？茖W校講授“歐洲哲學史”，主編《西方日報》“稷下”副刊，積極參加成都的地下黨活動。1949年5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受黨組織委派，作為軍管會成員參與接管華西大學，后留任該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

1956年，蕭萐父進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深造。同年，應哲學家李達校長之邀回武漢大學重建哲學系，1957年正式調(diào)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從此長期擔任哲學系哲學史黨支部書記、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一職。

在這個崗位上，蕭萐父兢兢業(yè)業(yè)工作了40年，以此為基地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武漢地區(qū)特色的中國哲學史學術梯隊，在全國學術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976年10月以后，蕭萐父與中國廣大知識分子一樣，迎來了學術的春天，先后發(fā)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論文，并于1978年接受教育部組織九所高等院校聯(lián)合編寫哲學系本科生《中國哲學史》教材的任務，與李錦全教授一起擔任主編。

《中國哲學史》以邏輯與歷史統(tǒng)一的方法論原則建構(gòu)中國哲學，揭示了中國哲學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這部教材得到了廣泛認同，累計印行10余萬冊，獲國家教委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10多所學校采用，培養(yǎng)了兩代學人，被譯成韓文與英文，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

20世紀80年代，蕭萐父在《中國社會科學》上先后發(fā)表了《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對外開放的歷史反思》等重要文章。通過對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王夫之哲學的研究，他積極探尋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自身的源頭活水，認定中國有自己的現(xiàn)代化內(nèi)在的歷史根芽。在中國新一輪的文化大討論中，他獨樹一幟地提出了自己的“明清啟蒙史觀”，深受海內(nèi)外學者的關注。

蕭萐父學風嚴謹、被褐懷玉、一身正氣；他教書育人，重在身教，杜絕曲學阿世之風。自1978年招收碩士生、1987年招收博士生以來，他先后開設了“哲學史方法論”“中國哲學史料學”“中國辯證法史”“明清哲學”“佛教哲學”“道家哲學”“馬克思的古史研究”“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等課程或系列專題講座，為中國哲學史界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研究與教學人才。

在長期的教書育人過程中，蕭萐父提煉出了二十字方針：“德業(yè)雙修，學思并重，史論結(jié)合，中西對比，古今貫通。”如今，這二十字已成為珞珈中國哲學學派的精神綱領，先生以他的人格魅力深受珞珈學子的愛戴。

蕭先生因病于2008年9月17日在武漢辭世，享年84歲。當時武漢的報紙評論為：“他代表了這個城市的高度。”

　　生命智慧

蕭萐父是保存了古代遺風的剛正不阿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他有強烈的現(xiàn)代意識和深厚的傳統(tǒng)底蘊，是集知識分子、思想家、學者、教師、學科帶頭人、文人于一身的杰出學人。研讀其著述，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在用思想家的眼光來考察思想史、哲學史。

他是有思想的學問家，也是有學問的思想家。

蕭萐父治學，首貴博淹，同時重視獨立思考，獨得之見。先生對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對從先秦到現(xiàn)代之完整的中國哲學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貴的探索與卓越的貢獻。他會通中西印哲學，以批評的精神和創(chuàng)造性智慧，轉(zhuǎn)化、發(fā)展了儒釋道的思想資源。

為總結(jié)歷史教訓，蕭萐父從哲學史方法論的問題意識切入，盡力突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引入螺旋結(jié)構(gòu)代替對子結(jié)構(gòu)，重視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強調(diào)普遍、特殊、個別的辯證聯(lián)結(jié)，認真探究了中國哲學范疇史的邏輯發(fā)展與哲學發(fā)展的歷史圓圈。先生以不斷更化的精神，提出了哲學史的純化與泛化的有張力的統(tǒng)一觀，努力改變五四以降中國哲學依傍、移植、臨摹西方哲學或以西方哲學的某家某派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哲學的史料任意簡單比附、削足適履的狀況。

蕭萐父治學，宏觀立論與微觀考史相結(jié)合，通觀全史與個案剖析相結(jié)合，提出了兩個之際（周秦之際與明清之際）社會轉(zhuǎn)型與文化轉(zhuǎn)軌的概觀，提出并論證了“明清早期啟蒙思潮”的系統(tǒng)學說，形成了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先生的原創(chuàng)性智慧表現(xiàn)在其學術專長——明清哲學之上，特別是王船山哲學。他以對世界文明史與中華文明史的多重透視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作為我國現(xiàn)代化的內(nèi)在歷史根芽與源頭活水的觀點，受到海內(nèi)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影響甚巨。

對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傳統(tǒng)與哲學思想資源，蕭萐父以寬廣的胸襟，悉心體證，海納百川，兼容并蓄，堅持殊途百慮、并育并行的學術史觀。他肯定歷史、文化的豐富性、復雜性、多樣性、連續(xù)性、偶然性及內(nèi)在的張力，肯定異質(zhì)文化傳統(tǒng)的可通約性，肯定古、今、中、外對立的相對性，肯定跨文化交流與比較的可能性。

蕭萐父還是當代中國哲學史界少有的詩人哲學家。他晚年一再強調(diào)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zhì)，從容地探索Logic（邏輯）與Lyric（情感）的統(tǒng)一，并認定這一特質(zhì)使得中國哲學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學實證的狹隘，體現(xiàn)出理性與感性雙峰并峙的精神風貌。

蕭萐父一生坎坷，卻始終關心國家與人類的命運。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他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愈到晚年愈加堅定。他既繼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傳統(tǒng)，又吸納了現(xiàn)代文化價值；既正面積極地從文化與教育方面推動現(xiàn)代化，又時刻警醒現(xiàn)代化與時髦文化的負面，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覺與能力。

晚年的蕭萐父一再呼喚獨立不茍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導士人風骨，絕不媚俗，并且身體力行。他堅持正道，絕不為了眼前名利地位而喪失做人原則。

作為思想家的蕭萐父，雖然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學術。他致力于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中國文化思想內(nèi)部的現(xiàn)代性根芽，因而與持西方中心主義的啟蒙論者、食洋不化者劃清了界限；他發(fā)潛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歷代官方或所謂正統(tǒng)文化重視的哲學家、思想家，重在詮釋、弘揚在歷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價值的人物的思想，因而與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劃清了界限，這就是“平等智觀儒佛道，偏賞蕾芽新秀”。

蕭萐父重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多樣性，努力發(fā)揮儒、釋、道及諸子百家中豐富的現(xiàn)代意義與價值，特別是本土文化中蘊含的普遍性價值，并盡其可能地貢獻給世界。

作為學者的蕭萐父，堂廡很寬，學風嚴謹，所謂“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與同道、學生都盡可能做到：“多維互動，漫汗通觀儒釋道；積雜成純，從容涵化印中西”。他深受梁啟超、侯外廬、湯用彤等先生的影響，能心領神會、出乎其外、超越創(chuàng)新。

蕭萐父晚年更重視經(jīng)學，曾與筆者多次詳談三禮，詳談近代以來的經(jīng)學家，如數(shù)家珍。他也重視儒學的草根性，多次闡述了中華人文價值、做人之道、仁義忠信等是通過“三老五更”，通過說書的、唱戲的等，浸潤、植根于民間并代代相傳的。

作為教師的蕭萐父，一生教書育人，認真敬業(yè)，傾注心力；提攜后進，不遺余力。他對學生的教育，把身教與言教結(jié)合了起來，重在身教。他強調(diào)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他認為，年輕人要經(jīng)得起磨礪、坎坷，對他們不要溺愛，而應適當批評、敲打。做人比做學問更重要，現(xiàn)代仍要講義利之辨，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都要把根扎正。

在哲學史方法論、史料學等課程上，蕭萐父真是與時偕行，講課時時有新的材料和新的思想，例如關于文化反思，源頭活水，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之間關系的思考，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問題，古史研究與馬恩對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論啟示，朱光潛先生對維柯的《新科學》的翻譯及其方法論的意義，金克木先生關于中印西比較文化的精彩論述，狄百瑞、陳榮捷、溝口雄三、傅偉勛等國際漢學家的新成果，古史祛疑，哲學史研究中的純化與泛化問題等，都是他吸收的新信息、反思的新成果，亦成為他的課堂教學不斷增加的內(nèi)容。

作為學科帶頭人的蕭萐父，有著開放宏闊的學術視野以及杰出的組織能力，敏銳地把握海內(nèi)外學術界的動態(tài)，讓本學科點的老師與同學拓寬并改善知識結(jié)構(gòu)，通過走出去與請進來的方式，實現(xiàn)并擴大對外交流，虛懷若谷地向海內(nèi)外專家請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團結(jié)、整合學科點老、中、青學者，以德服人，尊重差異，照顧多樣，和而不同。他有全局觀念與團隊精神，事事考慮周圍的人。他很有學術眼光，深具前瞻性，開拓了若干特色領域。

作為文人的蕭萐父，兼修四部，文采風流，善寫古體詩詞，精于書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修養(yǎng)與文人氣質(zhì)。他對分科過細的教育狀況多有批評。

　　博大精深

明清之際學術思潮只是蕭萐父的一個研究領域，絕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氣象，這當然是指他的心胸和意境，也指他在理論建構(gòu)與學術上的多面相。

蕭萐父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理論功底，能融會貫通。他的理論貢獻集中在啟蒙論說、傳統(tǒng)反思、哲學史方法論與中國哲學史及辯證法史的架構(gòu)等方面；他的學術貢獻集中在他深度地、極有智慧地探討了中國哲學史的多個面相，在經(jīng)學（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佛、道的研究，在漢唐、明清、現(xiàn)代等斷代哲學史的研究上，有創(chuàng)新見解，又開辟領域，培養(yǎng)人才，使之薪火相傳。

關于《周易》，蕭萐父考察了易學分派，提出了“科學易”與“人文易”兩個概念，并傾心于“人文易”，指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

蕭萐父揭示了“人文易”內(nèi)蘊的民族精神，其中包括時代憂患意識、社會改革意識、德業(yè)日新意識、文化包容意識等。他重視反映人文意識新覺醒的近代易學。

關于儒家，蕭萐父肯定了《禮運》大同之學，孟子的“盡性知天”之學以及分別來自齊、魯、韓《詩》的轅固生的“革命改制”之學，申培公的“明堂議政”之學，韓嬰的“人性可革”理論，認為它們皆屬儒學傳統(tǒng)中的精華。而子弓、子思善于攝取道家及陰陽家的慧解而分別涵化為《易》《庸》統(tǒng)貫天人的博通思想，尤為可貴。

蕭萐父肯定了《易》《庸》之學的天道觀與人道觀，認為所謂“至德”，并非“索隱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會倫理實踐中堅持“中和”“中庸”的原則，無過不及，從容中道；只有這樣，在實踐中，“成己”“成人”，“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就可以達到“參贊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體，尊德行，合內(nèi)外，儒家的人道觀體系也大體形成。他闡釋了儒家的儒經(jīng)、儒行、儒學、儒治的傳統(tǒng)及其多樣發(fā)展，并且特別重視對儒學的批判與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

關于佛教，蕭萐父力求透悟佛教哲學的一般思辨結(jié)構(gòu)（緣起說、中道觀、二義諦、證悟論），重視解析其哲學意義，他對佛學中國化過程中極有影響的《大乘起信論》，對慧能，對《古尊宿語錄》，對禪宗的證悟論都作過深入研究且有獨到見解。

關于道家與道教，蕭萐父對老莊哲學、道家人格境界與風骨、隋唐道教、黃老帛書均有精到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學術界涌動著一個“當代新道家”的思潮，蕭萐父是其中的推動者之一。他是熱烈的理想主義者，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積極的入世關懷。他倡導“新道家”，當然與他的際遇和生命體驗不無關系，他是一個行動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

蕭萐父的生命，儒的有為入世和道的無為隱逸常常構(gòu)成內(nèi)在的緊張，儒的剛健自強與道的灑脫飄逸交織，互補為其人格心理結(jié)構(gòu)?？偠灾?，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風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與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對儒、道的取向又確有差異。

當然，這并不妨礙蕭萐父對儒學的真精神采取寬容態(tài)度，更不妨礙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濃烈的儒者情懷。他所批評的只是儒學的負面與儒學的軀殼。

至于明清之際哲學思潮，則是蕭萐父的專長。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這一思潮，把這一段哲學史作為一個斷代，作為哲學史教材的一編，予以凸顯并細化，又特別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黃宗羲、傅山等個案。他是當之無愧的王夫之專家和明清之際哲學的專家。

關于現(xiàn)代哲學思潮，蕭萐父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諸流派及其他學者。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方面，他對李達、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馮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方面，他對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徐復觀等人作了深入研究，還研究了梁啟超、劉鑒泉、蒙文通等學者的思想與學術。

蕭萐父還積極開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較研究領域，支持了楚地簡帛的研究等。他培養(yǎng)了很多學生，這些學生在中國哲學史、文化史等領域繼續(xù)跟進他的開拓，予以補充或深化。他也鼓勵自己的學生按個人興趣向科技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傳播學等方向發(fā)展。

蕭萐父堅持啟蒙論說，反對取消、解構(gòu)啟蒙的看法。實際上，他強調(diào)的“啟蒙”，內(nèi)涵十分豐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啟蒙”所能包括的。

蕭萐父“啟蒙觀”的要旨，是從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尋找自己的現(xiàn)代性根芽，強調(diào)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現(xiàn)代性。他主張的是中國式的啟蒙，是中華文化主體的彰顯，而不是全盤西化與全盤式的反傳統(tǒng)。他駁斥過中國自身不能產(chǎn)生現(xiàn)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見，這就疏離、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也就蘊含了“啟蒙反思”。

蕭萐父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絕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對于多樣的傳統(tǒng)文化和外來文化，作一番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選擇、文化組合和文化重構(gòu)。因此，就必須正確認識到自己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現(xiàn)代化的內(nèi)在歷史根據(jù)或“源頭活水”，也就是要找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之間的文化接合點。蕭萐父不希望繼續(xù)陷入中西對立、體用兩橛的思維模式之中。

蕭萐父認為，所謂啟蒙，是中國式的人文主義的啟蒙，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失去主體性的，走別人的路。他強調(diào)，中國有自己的文藝復興或哲學啟蒙，就是指中國傳統(tǒng)社會在特定條件下展開過這種自我批判。他的關鍵性思路是從我國17世紀以來曲折發(fā)展的啟蒙思潮中去探尋接合點，與西方思想家視西方啟蒙為絕對、普遍的立場，決然不同。他特別重視“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學而強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消化西學，重建“中華文化主體”。

蕭萐父的思想和精神中有顯隱之兩層，顯性的是“走出中國中世紀”，隱性的是“走出西方現(xiàn)代性”，這兩層交織一體，適成互補。他批判了理性過度膨脹所帶來的生態(tài)災難與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歷史的虛無主義與道德價值的相對主義。他強調(diào)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與當代中國倫理共識的重建，并多次參與國際性的“文化中國”的討論。

蕭萐父多次參與國際性的“文明對話”，他一貫充滿了文化包容意識與多元開放心態(tài)。他說，對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擺脫東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閉思考模式，要走向多元化，承認異質(zhì)文化的相互交融；東方與西方有共有殊，東方各民族之間、西方各民族之間也各有同有異。他主張尚雜、兼兩、主和的文化觀，在差異、矛盾、對立中互動。

綜上所述，蕭萐父通過文化反思，針對國家、民族文化建設的現(xiàn)實、緊迫問題，著力于理性與啟蒙價值的引入，特別是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中與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過功夫的明清之際思想家們的新思想萌芽等）。

蕭萐父是一位東方、中國的有底蘊的學人，他論說啟蒙的時代又是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的開端，在現(xiàn)代性的弊病暴露無遺之際。在這種背景之下，由這樣一位中國杰出的詩人哲學家，這樣一位生命體驗特別敏銳的思想家來論說啟蒙，其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啟蒙主義的內(nèi)容，而恰恰是超越了啟蒙時代的啟蒙精神，包涵了諸多反思啟蒙或啟蒙反思的內(nèi)容。他實際上有著雙向的揚棄，意在重建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床坏竭@一點，那就恰好低估了蕭萐父學術思想的意義。

《光明日報》（ 2019年04月0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