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fā)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經(jīng)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宣告正式成立，中國歷史掀開了嶄新一頁。歷史深刻表明，有了馬克思主義，有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有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潮流從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國人民應當牢記歷史，排除某些雜音和干擾，還歷史以真面目，更加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振奮精神再出發(fā)。

一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起點，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由此開啟的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爾后的社會主義革命，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質和價值所在。然而，近百年來，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宣揚一套“文明演進論”來貶低其偉大意義，竭力把五四運動描繪成“小革命意義上的新文化運動”，或者“改良主義新文化運動”，指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開端的五四運動，是“激進主義新文化運動”“成為政治上被利用的工具”。

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種評價爭論，根子上是出于不同的歷史觀，即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

首先是關于文化，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運動？文化和文化運動能不能脫離社會，能不能離開經(jīng)濟和政治？唯物史觀的答案是明確的，毛澤東曾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tài)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jīng)濟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jīng)濟；而經(jīng)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jīng)濟的集中的表現(xiàn)。”文化不能脫離或凌駕于社會之上，它從來都是屬于社會、屬于時代的，它產(chǎn)生于社會和時代，又為一定的社會和時代服務。它的意義和價值，只有通過社會和時代才能體現(xiàn)出來。任何文化運動，包括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都是社會運動的反映，社會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我國秦漢時期的文化巨變，鴉片戰(zhàn)爭以后近代中國的歷史巨變，包括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為代表的戊戌變法和以孫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為代表的辛亥革命，都曾伴隨著相應的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為什么在中國誕生，為什么是在1919年？它的意義和價值，都不能只用文化解釋，要到中國的社會歷史、當時人民群眾的經(jīng)濟政治生活等方面去尋找。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舉起的兩面旗幟：“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當時這些文化上爭論的主要內容，背后主要圍繞的還是政治和經(jīng)濟現(xiàn)實，即集中在國家民族的方向道路、中國要向哪里去這些問題上?？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包含著文化內容的社會革命，或者說是一場具有社會革命意義的文化運動。

其次，人們的文化活動，文化領域的斗爭，是不是只能采取“漸進”方式，有沒有“激進”的質變？唯物史觀的回答是肯定的，這里既有“漸進”式的量變，也可能會發(fā)生“激進”的質變，關鍵在于它所依附的社會變動性質。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這樣的，當時的中國社會，雖然仍然處于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基本矛盾沒有改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著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奮斗著。但是在這些不變中又有著劇變，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傳播到中國，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密切聯(lián)系，中國的工人階級隊伍進一步擴大，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正如毛澤東所說：“由于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chǎn)階級和中國共產(chǎn)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lián)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五四新文化運動，直接目標是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其實質則是反對舊時代的舊經(jīng)濟和舊政治，而試圖以新社會的新經(jīng)濟、新政治代替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反帝反封建，其徹底性在于：不僅面向思想文化，而且深入到政治經(jīng)濟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僅沒有停留在少數(shù)文人和知識分子那里，而且獲得全體中國人民廣泛參與，尤其是工農兵成為先鋒；不僅使用筆桿子，而且使用鐵錘子、鋤把子和槍桿子；不是枝節(jié)上的修修補補，而是鏟除孽根及其產(chǎn)生的土壤，讓其永遠不得生長。這自然引起那些革命意志不堅定者的驚恐和反對，被視為“激進主義”的洪水猛獸。它之所以取得偉大勝利，原因也在這里。

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革命文化，是中國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實踐中的反映，它更指引和支撐了這場改變了中國人民命運的偉大革命。

二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共產(chǎn)主義的知識分子與“革命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革命運動”。然而這三部分人中，究竟哪個是運動中的主流、主軸和主力？這也是我國思想學術界多年來激烈爭辯的一個問題。所謂主流、主軸和主力，應當最先進、最科學，最符合歷史潮流，最能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因而能夠被人民群眾接受并自覺認同，從而是最能推動時代前進的力量。明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之后，也就明白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主軸和主力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就是堅持這種文化的人。對此，不少人堅決反對，他們堅持要“以胡適一脈的自由主義為主軸，向其副調展開，在胡適一派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相互關系中，把握這場新文化運動的性質與意義”，宣稱“這是一種文明演進的方法論和價值觀，也是今天之所以要反思新文化運動的命題所在”。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五四新文化運動誰是主流，哪個是主軸、主力？關鍵要看它們的成果，提出了什么主張，作出過什么貢獻。

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文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主軸和主力嗎？這需要進行歷史考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胡適確曾積極投入運動中，反對舊道德、舊文化，提倡“個性解放”、婦女解放，鼓吹思想言論自由，特別是在提倡白話文，整理國故（撰寫《中國哲學史大綱》，考證《紅樓夢》）等方面，作出過一定貢獻。可惜他在文化上贊成“全盤西化”，在哲學思想上，事實證明一開始就宣傳實驗主義，鼓吹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并且積極反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在五四運動以后的兩個月，他開始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宣稱“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公然向無產(chǎn)階級文化挑釁，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甚至反對孫中山的革命。當然，像胡適那樣的人，只是極少數(shù)。他們雖然在自己所守的文化領域也作了一些貢獻，提供了若干砂石材料，至多是增磚添瓦，做些片斷、零星的工作，但對于整個民族國家文化大廈的整體構筑，卻無能為力。隨著中國革命的逐步深入，這部分人中的大多數(shù)也逐漸覺悟，日益向人民群眾靠攏，而極少數(shù)頑固分子則零星四散。不管怎么說，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文化及其知識分子隊伍，從來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主軸和主力。

近些年來，隨著學習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熱潮，有些人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化保守主義開始重視，甚至要求重新評價。有人認為，這些當時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即《甲寅》《學衡》《東方雜志》以及章士釗、吳宓、梅光迪、杜亞泉、梁漱溟等學人的群體，“并非傳統(tǒng)文化的頑固守舊派，而是學貫中西的文明通達之士”，他們雖然表面上衛(wèi)護儒學國教，反對五四運動，攻擊新文化的提倡者是“非思想家乃詭辯家”“非創(chuàng)造家乃模擬家”“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如此等等。其實他們也贊成吸取西方文化，相信“中西文化各有特點，應該相互調和，融合西學于國學之中”，主張“在保守傳統(tǒng)中革新更化，在漸進改良中與時俱進”。今天，人們應當肯定其“具有糾正新文化運動之偏的作用”。這樣講當然也并非全無道理，但是，我們更應當看到，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高潮中，這個文化派別“一葉障目”，混淆時代主題，竟然與時代唱反調，其做法是很不應該、很不得體的。更何況，持這類觀點的人，本身也都是資產(chǎn)階級或小資產(chǎn)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他們并不贊成革命，更非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看來，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是少數(shù)知識分子精英的事，與普通民眾無關，應當“以少數(shù)賢哲維持世道，而不依賴群眾”。對于文化價值的判定與選擇，“當取決于少數(shù)賢哲，不當于以眾人好尚為歸”。這種文化保守主義，一開始就劍走偏鋒，與社會大眾疏遠，在五四運動中被邊緣化，可以說他們更無緣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主軸和主力。

五四運動中真正的主流、主軸和主力，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現(xiàn)在人們稱之為“革命文化”），和以中國共產(chǎn)黨為領導的先進知識分子隊伍。這支隊伍從五四運動一開始，就最積極、最勇敢地投入了同反動勢力的斗爭中，爾后在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實踐中，迅速發(fā)展成長，并且立即將革命文化轉化成千千萬萬革命群眾的巨大物質力量，不僅指導我們建黨、建軍，掀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粉碎反革命的軍事和文化圍剿，為奪取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勝利提供思想精神動力，更如毛澤東所說：“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jīng)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fā)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五四運動開啟的革命文化，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之源，是新中國成立的思想基礎和精神保障。事實證明，革命并非排斥文化，革命文化更不是中斷文明發(fā)展進程，反倒是推動文明發(fā)展、社會進步之必須。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民繼承和發(fā)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方向道路，堅持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間雖然經(jīng)歷了不少探索試驗，一些曲折起伏，但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不斷吸取經(jīng)驗教訓，守正創(chuàng)新，終于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yè)中，取得了偉大勝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事實證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人民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是對的，五四運動所開辟的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方向道路是正確的。

三

回顧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國文化走過的道路，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珍貴價值，以及它的歷史命運和今后的發(fā)展道路。

無疑，植根于中華沃土，立足于中國人民生產(chǎn)生活之上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國人民的根和魂，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極其豐厚的文化基礎。但是，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時代的變化，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它也不能不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變化。它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遭遇，它所走過的道路，非常典型地證明了這一點。

五四運動初期，面對著貧窮落后、災難深重，被帝國主義欺負得“國將不國”的祖國，為了痛斥那股堅持為封建勢力張目的尊孔喧囂，中國文化界吹響了反對封建禮教的號角，社會上彌漫著一股“反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潮。當時，許多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例如被稱贊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宣稱要把舊書“扔進垃圾堆”的吳稚暉等，還有一些小青年，例如施存統(tǒng)（復亮）只是出于單純的“義憤”，一反往日“循規(guī)蹈矩，守理學家的理法”的態(tài)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猛烈攻擊，在《浙江新潮》雜志上發(fā)表《非孝》一文，引起思想界的一場大爭論。

應當看到，這些基于為國為民、救亡圖存的義憤，而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抨擊的，并非中國傳統(tǒng)的叛逆者，也不是要全盤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他們只是想批判和攻擊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諸如“片面之義務，不平等之道德，階級尊卑之制度”。魯迅更借古代的嵇康阮籍反對禮教為例說明，“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態(tài)。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zhí)之極的”。這些反禮教者，其實他們內心里更愛傳統(tǒng)文化，只不過是“愛之深，責之切”。無論如何，五四初期這些反傳統(tǒng)文化的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其思想方法和表達方式還是有缺陷的，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他們“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chǎn)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對于現(xiàn)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后來這個運動的進展”。

但是也應指出，當時許多具有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對待民族文化問題上頭腦還是清醒的。例如陳獨秀就說：“我們反對孔教，并不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不過因他不能支配現(xiàn)代人心，適合時代潮流，還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來壓迫現(xiàn)代人心，抵抗時代潮流，成為我們社會進化的最大障礙。”李大釗也說：“孔子于其生存年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故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

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續(xù)深入，在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實踐斗爭中，這股反對傳統(tǒng)文化的浪潮也就逐漸平息，中國人民越來越意識到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可貴，越來越意識到，中華民族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我們中華民族生存和發(fā)展的根基，是我們的革命事業(yè)中不可或缺的。毛澤東早已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fā)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ǎn)。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實際也是這樣，在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中，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jīng)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越來越同馬克思主義結合，融入最廣大人民群眾思想之中，已經(jīng)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越來越融入我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之中，成為我們的指導思想、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等的思想理論來源，指導著我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yè)，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今天，我們擔當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我們的文化建設應該向哪里走，怎樣走？對此，中國人民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堅持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道路，既不能全盤西化，也不能“全盤儒化”，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xiàn)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fā)展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里，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抓住了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關鍵。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這里，我們必須全面領會什么是中華文化立場，領會中華文化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間的傳承關系。中華文化不能簡單歸結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它還包括有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三者之間存在著血肉聯(lián)系：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源頭，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其繼承和發(fā)展，無論何時都不能將其割裂。忽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華文化就成了無源之水；片面地強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而否定或輕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則會淪入復古主義或文化虛無主義的泥潭。直到今天，有些人仍然一口咬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中斷，隨之而生的革命文化是傳統(tǒng)文明的背離。海內外的某些人仍然企圖歪曲篡改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例如將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自由主義核心義理和憲制經(jīng)驗”強加到古代中國的某些思想理論頭上，誘使我們走資本主義的老路。這種斗爭還會長期繼續(xù)下去，我們要做好思想準備。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堅守中華文化立場，關鍵是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中華文化立場的內核。中華五千年的燦爛文化中，包含著豐富的科學和真理，許許多多樸素唯物論和自發(fā)辯證法，其精神實質與馬克思主義相融相通，只有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才能自覺地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分析鑒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五四運動的偉大成績，首先在于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才能正確地揭示文化的本質和作用，只有把握文化是對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的反映，而又反過來指導政治經(jīng)濟這個原理，我們才能認識每種文化的來龍去脈，把握它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趨勢及規(guī)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之所以能夠披荊斬棘、所向披靡，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深刻地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都是由于他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與中華文化相結合。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吸取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持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使我們走出一條令國人振奮、世界矚目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陳瑛，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