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經濟面臨巨大不確定性，形勢復雜多變，存在“灰犀牛”風險，沖擊世界經濟安全。面對當前復雜國際形勢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必須要有戰(zhàn)略思維，采取正確措施積極應對，才能化危為機，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異常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

總的來看，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挑戰(zhàn)前所未有。

一方面，全球經濟增長勢頭逐漸減弱。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約為2.9%，但這一經濟表現幾乎完全得益于減稅和增支等大量財政刺激手段，這種趨勢很難持續(xù)。歐洲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對經濟影響大，導致市場信心下降。這些不確定性包括英國脫歐、法國馬克龍政府面臨的挑戰(zhàn)以及德國議會的政治危機等。信貸緊縮和貿易緊張局勢等經濟因素更使歐元區(qū)經濟雪上加霜。在長期增長疲軟的經濟環(huán)境中，日本經濟增長出現周期性下降。其他如巴西和墨西哥等國家，政治不確定性亦不斷增加，嚴重影響經濟發(fā)展。

另一方面，全球商品和金融市場風險增大。據相關報告預測，大宗商品價格將持續(xù)波動，石油價格存在下行風險。美聯儲的加息縮表進程是影響人民幣匯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盡管美聯儲加息縮表有減緩態(tài)勢，但2019年仍會加息縮表。關于201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勢，我們需要高度關注。

此外，還需要看到的是，影響全球經濟的另一個重要風險源是世界貿易增速的急劇下降，已由2018年初的超過5%降至幾近為0。隨著貿易沖突可能升級，世界貿易萎縮會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與此同時，資本和商品市場的波動均意味著全球金融環(huán)境在收緊。當前，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的誤判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威脅。隨著全球經濟增速的進一步放緩，一些主要經濟體相互誤判造成的損害風險將會在未來持續(xù)攀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并沒有完全從衰退中走出，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失業(yè)率上升，導致民粹主義興起、政治極化、社會撕裂。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經濟依然保持較快速度增長，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此背景下，西方針對中國的猜疑加深，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誤判加重。特別是一些政治勢力利用扭曲的國際貿易數據等，歪曲事實，煽風點火，聯合相關國家遏制中國，對中國經濟安全形成較大威脅。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對我國的沖擊

總的來看，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對我國來說，既有危，也有機，最重要的在于要防止和防范外部環(huán)境觸發(fā)我國風險鏈的匯聚擴大和升級。

首先，要高度警惕“灰犀牛”風險的形成。風險的最大特征是呈鏈狀或網狀結構。風險在風險鏈和風險網傳遞中會逐漸擴散放大，如控制不當或受外部沖擊，就可能引爆某個風險點，導致系統(tǒng)性風險。當前，我國各領域風險鏈正在衍生，并有可能交叉形成風險網。對此，我們需要高度警惕，防微杜漸。

其次，西方一些大國向外轉移風險使全球不確定性倍數放大，我們要緊密關注。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且全球經濟進入“新平庸時代”。以美國、歐洲部分國家為中心，西方國家內部經濟結構失衡、社會兩極分化等諸多矛盾累積。加上新技術革命及氣候危機等因素的影響，未來國際經濟和全球治理面臨極大不確定性。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國家試圖將風險和不確定性轉移給其他國家。全球風險的分擔機制變成風險的“互害”機制，使得全球風險呈幾何級數放大。處在這樣一種格局下，我國面臨的外部沖擊和挑戰(zhàn)也在加大，相關風險發(fā)生的可能性亦會增大。

此外，經受貿易摩擦和化解債務風險雙重考驗，產生政策失誤的風險增加；民粹主義傳染性和危害性大，財稅問題更為敏感，亦是我們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

財政在應對外部沖擊中大有可為

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中，找到自身發(fā)展的確定性，要有戰(zhàn)略思維和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有守有攻。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也是應對外部沖擊的中流砥柱，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必須注重發(fā)揮財政的作用。

第一，發(fā)揮財政的風險分散機制作用。在應對外部沖擊過程中，防風險最有效的方式是分散風險。對于中國經濟整體來說，目前的外部風險沖擊是完全可控的。但對于局部來說，如果不合理分散風險，則可能會造成嚴重后果。合理分散風險是實現風險綜合平衡的藝術，在應對外部沖擊過程中，要綜合平衡國家、企業(yè)和個人之間的風險，綜合平衡實體部門與虛擬部門之間的風險，綜合平衡短期與長期的風險。

對抗外部沖擊，僅靠政府或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發(fā)揮多元主體的積極性，這也是我們討論“治理”常有的題中之義。財政在調節(jié)各種關系中發(fā)揮著基礎性作用，因此也是配置和分散風險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財政通過預算、稅收和財政政策，可以調節(jié)政府與市場以及政府與社會的風險配置關系；通過財政體制，還可以調節(jié)政府之間的風險配置關系。財政通過上述風險配置關系的調節(jié)，形成應對風險沖擊的治理結構，將各種力量的作用發(fā)揮到最大，構筑起應對外部沖擊的重要防線。

第二，可考慮借鑒“三線建設”思維，強化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建設。抵御外部風險沖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應該有多道防御線。與上世紀60年代“三線建設”的“三線”是地理空間縱深意義上的“三線”不同，我們現在講的新“三線”是經濟形態(tài)縱深的概念。從經濟形態(tài)縱深來看，“一線”是商品市場和貿易，是傳統(tǒng)上講的“實體經濟”；“二線”是金融市場和匯率，是傳統(tǒng)上講的“虛擬經濟”；而“三線”實際上是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表現為經濟動員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三線”既是“一線”和“二線”的戰(zhàn)略支撐，又是“一線”和“二線”的后臺系統(tǒng)。

強化“三線”（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建設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其中財政是樞紐和轉化器。增強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表現為增強經濟發(fā)展動員能力和經濟資源優(yōu)化配置能力。利用財政作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轉化器功能，充分發(fā)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yōu)勢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優(yōu)勢，并不斷轉化為經濟優(yōu)勢。因此，構筑國家經濟安全體系，關鍵要完善基本財政制度，更好地發(fā)揮財政的轉化功能。

第三，在進攻中防守，利用大國財政“合縱連橫”，擴大“統(tǒng)一戰(zhàn)線”。變局中危和機并存，世界經濟發(fā)展有不確定性因素，但也有確定性因素，即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是反對逆全球化的。我們一定要在國際經濟較量中，爭取主動權。利用我國的經濟體量和市場優(yōu)勢等，積極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和貿易相關規(guī)則的制定。同時，通過深入開展“一帶一路”建設等，在國際上爭取更多的國家和組織與我們共商、共建、共享。

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主張，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從財政的角度來說，世界各國之所以能成為命運共同體，關鍵在于各國之間具有共同利益，面臨共同的公共風險。致力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大國財政要主動作為促進形成命運共同體，在國際經濟和財政金融問題上尋求更廣泛的共識，通過合作共贏實現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

第四，提升風險識別和處置能力，避免“合成謬誤”。在防范外部沖擊中，關鍵在于要避免政策失誤。政府自身能力不足是政策失誤的重要根源，因此需要提高政府的戰(zhàn)略定力、風險識別能力，把握政策措施力度和節(jié)奏的精準性，提升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防范化解風險，重要的是避免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過程中無意中觸發(fā)風險鏈中的風險點，同時要對風險進行分隔，防止風險傳遞相互疊加。對政府或財政來說，重要的是觀察而不是出手，不是將所有的風險都攬到政府或財政手中。需要做的是觀察監(jiān)測微觀領域的風險、個體的風險、各個機構的風險、市場參與者的風險等之間是怎么關聯的，他們的交叉?zhèn)鬟f會不會引發(fā)系統(tǒng)性風險或公共風險。發(fā)現系統(tǒng)性風險，就要對既有的規(guī)則進行完善，通過規(guī)則切斷風險在鏈條中的傳遞，避免引發(fā)“多米諾骨牌效應”。

在防風險的過程中，從某個部門或者從局部來看，一項措施可能是對的。但是各個部門或者各個方面從自身角度認為是對的措施整合在一起，從整體和長遠來看則很可能是錯的。這就是風險管理的“合成謬誤”。避免風險管理“合成謬誤”的關鍵在于，要通過推動相關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實現風險管理在更高層次上的統(tǒng)籌，避免防風險“各守一攤”，要分工協同行動，對每個部門出臺的改革和政策事項都應該進行公共風險評估，防患于未然。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 劉尚希 傅志華 李成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