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教育部關于《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guī)則（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規(guī)則》）公開征求意見。盡管臨近周末，《規(guī)則》一出還是吸引了足夠多的目光。
不少人用“眾望所歸”形容這份《規(guī)則》，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申素平表示，“教師們終于有一份正面參考的教育教學依據了。以往的法律法規(guī)，都是規(guī)定界限，提出哪些不可做，但是這份《規(guī)則》給出了指引，提出哪些可以做，這是一大亮點，也是可操作性很強的部分”。
《規(guī)則》公布三天，圍繞討論的焦點、操作的難度、未來的方向，記者采訪了一線專家和教師，希望聽到更多關于教育懲戒的理性討論。
現實有點難：“孩子犯了錯，老師說不得、碰不得、惹不得”
當學生犯錯時，教師該如何教育？能用的方式除了口頭批評，恐怕還是口頭批評。記者采訪的一線老師中，有的提到“告訴家長”，有的提出“短暫地站幾分鐘”，除此之外，再沒有合適的方式。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副教授、基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政談到這個現象，給出一個生動描述，“孩子犯了錯，老師說不得、碰不得、惹不得”。
一些社會新聞也每每為此佐證，近日，廣州某小學家長因為感到英語課作業(yè)多，在微信群中辱罵老師數十分鐘，被處以10天拘留。海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沈有祿這樣形容師生關系：“如果你走入中小學問教師，如何教育和管理孩子，很多老師會回答，‘現在的老師越來越難當了，老師也是弱勢群體’。尤其是在對那些違反校規(guī)校紀、言行失范的學生進行制止、管束或糾正時，老師更是感到茫然。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管理嚴格了，學生容易出問題，要追究教師的責任；就是不太嚴格的懲罰——課后留下來輔導或寫作業(yè)的，或者通知家長來學校配合教育的，也經常得不到家長的理解和支持。”
于是，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況下，很多老師在遇到難管理的學生時，多半抱著這樣一種態(tài)度——“自認運氣不好，熬也熬過去，就是三年、六年也要熬過去，只要不在我手上出問題出狀況就好，把學生送畢業(yè)就萬事大吉了”。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現象？數千年來傳承穩(wěn)定的師生之間教與學的模式為什么不再適用？高政認為，這里有教育理念發(fā)生變化的原因，“隨著‘賞識教育’‘快樂教育’‘情感教育’的興起，再加上一些類似‘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等教育名言無限制夸大教師的作用，使學生犯錯的壓力部分轉嫁到了教師身上”。
東北師范大學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長趙剛認為，還有家庭對孩子養(yǎng)育“質量”需求不斷提升的原因。“家長對孩子成材提出高要求，但是對如何面對孩子犯錯又沒有清晰的認識，因此，很多孩子家庭教育這一關就沒有過，沒有養(yǎng)成良好的規(guī)范，沒有良好的規(guī)則意識，這些責任全都到了學校、教師身上。久而久之，本該家校之間共同分擔的教育責任愈加失衡，其實，受害者是孩子。”
北京市101中學原副校長嚴寅賢說，還有教師壓力過大導致在管理過程中的“心理失衡”問題。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出臺開始，“體罰或變相體罰”就被明令禁止，此后1991年《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五條“禁止體罰”、1993年《教師法》第三十七條規(guī)定“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要給予教師“行政處分或者解聘”，“情節(jié)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些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了一些行為的底線，但“壓力之下，一些教師確實只敢‘引導’，不敢‘懲戒’”，嚴寅賢說。
20多年來，學術界、教育界對此早有呼吁。轉機始自今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提出了“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此后廣東、河北等省份紛紛出臺相關規(guī)定，而教育部此番出臺《規(guī)定》也是回應輿論呼吁，傾聽社會聲音的結果。
指引明確了：“當孩子犯錯時，老師這么做沒問題”
在國外，不少國家對于懲戒權有自己的標準。申素平告訴記者，懲戒應該分為兩方面，關于紀律處分，違反哪些紀律會予以開除、記過等等，大多數國家沒有太多分歧。各國主要的區(qū)別在于教師在教育管理過程中面對的學生違紀，而這也是此次《規(guī)定》主要談到的方面。
蘭州市十一中教育集團新區(qū)校區(qū)學生發(fā)展處主任高進儒對此進行了佐證，他談到美國和英國的經驗：“一般的教育懲處，是美國學校實施最多，相對來說也較輕的一種學校懲戒。主要包括：給家長打電話、罰站、不讓參加課外活動、罰早到?；蛲黼x校、勒令離開教室10分鐘或30分鐘、罰星期六來學校讀書，這是一種僅次于不能來校上課的懲戒。”而英國規(guī)定，老師有權通過身體接觸管束不守規(guī)矩的學生。“如果學生犯了錯誤，教師會使用的懲戒方法一般包括：室外立正反思、罰寫作文、周末不讓回家、讓校長懲戒、停學等。英國中小學生如無故曠課，不僅會受到嚴厲批評，其父母還將面臨5000英鎊以下的罰款。”
在我們的鄰國韓國和新加坡，則保留了“鞭撻”等方式。
此次的《規(guī)則》規(guī)范了哪些行為？界定了哪些模糊地帶？申素平認為，它給了教師一份指引，“明確告訴教師，當孩子犯錯時，你這么做沒問題，批評、留校、不超過一堂課的站立、適當的體育訓練都無可指摘”。
高政認為，《規(guī)則》明確了教師依法履行教育、管理學生的職責與權力，為教師對學生進行適當、適度的懲戒提供了法律依據，讓廣大教師能夠理直氣壯地對違規(guī)違紀、言行失范的學生進行批評懲戒，在履行教育教學職責過程中能夠更安心、更有底氣。
“同時，《規(guī)則》也能讓學生直觀清晰地知道教師實施教育懲戒的對與錯，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犯錯時被教師教育懲戒也能心服口服，從而能夠主動約束自己，自覺規(guī)范自己的言行。另外，《規(guī)則》也為學生及其家長對教師實施的教育懲戒，給予申訴的權利。”高政告訴記者。
然而，記者注意到，圍繞《規(guī)則》，依然有一些爭議，主要在“適當的體育運動”“不超過一堂課時間的站立”上。9月末，廣東省公布的《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草案）》中，曾有“罰站”“罰跑”的表述，此后不少專家表示這是“變相體罰”，在之后正式條例出臺中，“罰站”“罰跑”被取消了。而《規(guī)則》提出的“適當體育運動”“不超過一堂課的站立”，是不是和“罰站”“罰跑”類似，有“變相體罰”之嫌呢？嚴寅賢認為，這樣的擔心大可不必。“規(guī)則越細越好、能細則細、不厭其細。道理很簡單。一是它指向未成年人。稍有粗放或模棱兩可，都有可能導致‘懲戒問題’甚至‘懲戒后果’的出現，進而造成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傷害。二是‘細’則便于執(zhí)行，便于‘對號入座’。”
用好需功夫：“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明晰，需要社會各界參與”
有了規(guī)則，教師怎么用？能不能安心懲戒、做好教育管理工作？申素平認為，從出臺《規(guī)則》，到真正融入教育教學工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規(guī)則不可能窮盡現實教學活動中所有的問題，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明晰，需要社會各界參與，需要制定細則，需要具體個案出現，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山西省特級教師劉補明認為，選擇和把握懲戒的權力對教師來說，具體實踐中能不用則不用；情況不清楚、證據不確鑿不用。同時，切勿濫用。有錯即懲，小錯重懲等均屬濫用。第三，切忌亂用。即要嚴防懲戒的失度與失范。這要求所有基礎教育工作者深入全面準確地學習、理解和執(zhí)行規(guī)則。
有了規(guī)則，如何用好？趙剛認為，需要家庭和學校形成合力，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家庭和學校需要“共擔責任”。“可以向國外學習的是，家長和教師應該有一個共同組織，對一些教學過程中的爭議進行評估界定。目前我們有家委會，但和教師是分開的。家長和教師應該站在一起。”
“首先，應該尊重教師的專業(yè)能力，信任教師，為他們營造一個寬松的空間。其次，應該改變評價方式，無論是對教師的評價還是對學生的評價都應該回到教育本源，避免因為成績、升學壓力等給予他們一些不適度、偏頗的評價標準。總之，讓教學活動真正回歸教育本身。”申素平最后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