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動人口的歸屬感或社會融入程度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社會和時代的變化。在流動中國的時代背景和國情中，不應把流動人口當作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廉價勞動力”和“包袱”，而應有更廣闊的視野、更包容的胸襟、更科學的思路、更人性的舉措，為人口流動打造更為公平的制度和政策基礎，讓流動者強烈的融入意愿，不再停留在意愿層面，而是落到實處；讓流動人口以更強勁的進步力量，共同書寫偉大的時代篇章，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有、共享的和諧社會。

【關鍵詞】正式社會支持  流動人口  歸屬感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規(guī)模日益龐大且持續(xù)在高位運行的流動人口，是中國40年來經濟奇跡的創(chuàng)造者，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催化者，是當下和未來新型城鎮(zhèn)化的源動力，也是實現(xiàn)“兩個100年”奮斗目標的共同支撐者。但是，一方面，在快速工業(yè)化和高速土地城鎮(zhèn)化過程中、在經歷過快過猛轉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里，流動人口未能平等和全面享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成果，普惠性制度的缺位和排斥性體制機制的流連，使流動人口、特別是占流動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鄉(xiāng)——城流動人口的基本權益難以真正得到保障，在流入地社會長期處于邊緣化境地。他們既與原生社會發(fā)生斷裂，也被拋甩在現(xiàn)居住地社會的制度之外，由此也使得我國的城鎮(zhèn)化烙上了“半城鎮(zhèn)化”“偽城鎮(zhèn)化”的特征——居住于城市，卻還是農村人；被統(tǒng)計為城鎮(zhèn)常住人口，卻難以享受流入地社會的公共資源和社會服務，他們在城鄉(xiāng)間游走、在城市中漂移，是夾在城鄉(xiāng)之間和地區(qū)之間的被拋忘階層，很多人甚至淪為城市社會的新“貧困”階層。關注流動人口的社會支持、提升他們對流入地的歸屬感和安全感，不僅有利于推動他們的城市逐夢之旅，而且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務的社會效率、推動城市文明進程、改善城鎮(zhèn)化質量和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可持續(xù)性發(fā)展。

強融入意愿與較弱的歸屬感并生共存，且人群差異十分明顯

歸屬感是一個心理文化概念，是指個體與所屬群體的一種內在聯(lián)系，是個體與該群體及其從屬關系的劃定、認同和維系，是指對一件事物或現(xiàn)象的認同程度，也是個人感覺被認可與接納時的一種心理感受。流動人口離開家鄉(xiāng)、來到一個新的社會環(huán)境中，必然會與之形成新的關聯(lián)，由此帶來地域意義上的城市歸屬感和群體意義上的市民歸屬感。流動人口若對流入地區(qū)和人群缺乏歸屬感，就難以形成相應的安全感和責任感。心安乃有歸屬，但歸屬感不是一兩天形成的，而是在與流入地社會和人群接觸、碰撞、交流、博弈過程中逐漸涵育而成的。認同是歸屬的初步階段，而想要真正成為流入地社會之人的意愿是歸屬感的較高層次，也是社會融合的重要指征。

筆者利用2014年原國家衛(wèi)計委《流動人口動態(tài)監(jiān)測調查》數(shù)據(jù)，借助對融入（或認同）意愿、長期居住打算和戶口遷入意愿三個指標的分析發(fā)現(xiàn)，流動人口總體上對現(xiàn)居住城市有很高的認同或融入意愿，但歸屬感相對較弱。若以100分為歸屬感的最高分，他們希望與本地人融為一體的指數(shù)得分超過80分，但只有60%的人打算在未來5年內繼續(xù)留在本地生活，而僅有約一半的流動人口表示愿意把戶口遷入本地。實際上，融入意愿、長期居留打算、戶籍遷入意愿這三個指標，形成了一個依次走低的梯次模式：高意愿——中打算——低行為。前二者更偏重于態(tài)度認知和心理感受，主觀性更強；戶籍遷入意愿雖也是一個主觀指標，但與實際生活的聯(lián)系更緊密。多數(shù)流動人口嘗試在流入地建立較持久且穩(wěn)固的社會關系，并借此而逐漸融入流入地社會，但這種意圖與城市社會制度的排斥和結構的拒入發(fā)生沖突，尚未找到一個二者之間的契合點。

對數(shù)據(jù)的進一步分析發(fā)現(xiàn)，流動人口并非一個同質性群體，而是具有很強的異質性。比如，就戶籍而言，城——城流動人口對于流入地的融入意愿得分、長期居留意愿和戶籍遷入意愿占比均大大高于鄉(xiāng)——城流動人口，且兩者在長期居留打算、尤其是戶籍遷入意愿方面的差異更為凸顯。同時，城鎮(zhèn)戶籍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與實際歸屬感之間更近，而對于鄉(xiāng)——城流動人口，二者之間的悖離更大；在戶籍差異的背后，透視出的既是個體資本等稟賦的差異，也是相對于城——城流動人口而言，鄉(xiāng)——城遭遇的更大的制度和結構排斥。

又如，代際差異也很明顯。當下社會的一個普遍認識是，相對于年長流動人口，80后出生人口對流入地的歸屬感更強，但諸多數(shù)據(jù)結果都表明，這一判斷與實際情況相悖。若把前述調查的樣本按出生隊列區(qū)分為1980年前、1980-1990年間、1990年后，并進行比較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盡管這三個出生隊列對流入地的認同感差別甚小，但1980年前出生人口對現(xiàn)居住地的融入意愿、長期居留打算和戶籍遷入意愿均更強。也就是說，就歸屬感而言，“80后”出生人口弱于“80前”出生人口。這種代際差異顯然與1980年前出生的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時間較長、經過了篩選和沉淀有關。

再如，在不同地區(qū)，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和歸屬感呈現(xiàn)出不同模式。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雖是流動人口，尤其是眾多青年人逐夢、造夢、圓夢之地，卻也是讓他們傷心之地。北上廣深和省會城市，幾乎集中了全國或當?shù)刈顑?yōu)的文教衛(wèi)生資源，市場化程度更發(fā)達，就業(yè)崗位多、工資水平高，故雖因這些地方生活、就業(yè)壓力大且制度排斥更強，但流動人口更愿意將戶口遷入其中；反之，即便2019年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大城市已放寬落戶條件，但因這類城市各類機會少，流動人口更難產生歸屬感，由此不斷上演“逃離北上廣”和“逃回北上廣”輪回。

流動人口社會支持主要源自非正式渠道，正式社會支持較弱

有效的社會支持是提升流動人口歸屬感的重要手段。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和群體獲得制度、服務、物質和精神等諸多方面的援助和支持，緣起于針對個體的身心健康與社會適應，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社會支持范疇超越了微觀視域，延伸到精神支撐、物質資助、政策支持、社會服務等諸多領域。通過為處于主流社會群體之外的弱勢人群輸血、造血等外生手段，改善他們內生的能力與動力，幫助他們擺脫生存困境，提升長期發(fā)展能力。

概而言之，社會支持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兩大類。若以支持提供主體來劃分，正式支持主要包括政府和用人單位主導的支持，以社區(qū)主導的“準正式支持”，以及由社會組織和社工專業(yè)人士提供的專業(yè)技術支持；非正式支持主要基于個體的社會關系、社會網絡與社會結構，基于血緣、親緣、地緣、業(yè)緣等形成。不同類別的社會支持常有交叉和互動——政府主導的支持，可借助社會組織或家庭成員提供的服務來施行；用人單位提供的支持，也可借由社會組織來實現(xiàn)。各類支持形成相互補充、互為支撐的格局，構成政府主導、多元并舉的社會支持網絡體系。

流動人口并未真正被流入地社會所接納，有效的社會支持獲得較少。戶籍制度的城與鄉(xiāng)、本地與外來的“雙二元屬性”，不僅將鄉(xiāng)——城流動人口、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將城——城流動人口排斥在外：勞動就業(yè)、社會保障、就學就醫(yī)、住房福祉、政治參與等無不與戶籍類型和戶籍地點有關，優(yōu)質的、稀缺的資源尤其如此。同理，實現(xiàn)正常就業(yè)、獲得城鎮(zhèn)職工應有的待遇，是多數(shù)流動人口正常生活的基礎和前提，也是提升歸屬感的重要途徑。然而，在業(yè)流動人口城鎮(zhèn)職工等各類保險的參保率很低，住房公積金基本缺失。一方面，非正規(guī)用人單位為節(jié)約成本，盡可能逃避給流動人口繳納相關的保險；另一方面，因全國范圍內保險金的轉移支付制度尚未形成，流動人口只能帶走個人賬戶、無法帶走統(tǒng)籌賬戶部分，故他們大多也不愿繳付社會保險。前者反映的是正規(guī)制度支持的不足，后者透視出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缺乏安全感，故寧可著眼短期效益、放棄長遠利益，“過客”心態(tài)強、歸屬感低。

流入地針對流動人口需求而提供服務的社會組織很少、且服務缺乏常態(tài)性。流動人口的弱勢表現(xiàn)在勞動就業(yè)、子女就學、社會保障、居住安全等諸多方面?？陀^來講，在推進新型城鎮(zhèn)化和社會治理過程中，一些基層社會組織、基金會和民非機構以項目為抓手，為鄉(xiāng)——城流動人口提供生產和生活服務，彌補政府在管理和服務方面的“失靈”；同時，流動人口集中企業(yè)也會成立流動人口自治組織，為流動人口提供形式多樣的服務。不過，這些服務基本均非常態(tài)化項目，難以真正幫助到流動人口，解他們之所急、助他們之所需。而且，部分流動人口自治組織可能還會進一步固化或內卷化基于血緣、地緣等初級社會網絡，流動人口“自己玩自己的”，反而不利于認同感和歸屬感的提升。

目前，流動人口的社會支持主要來自非正式渠道，而這與其社會網絡濃厚的血緣、親緣、地緣和業(yè)緣特性相關。若以主要交往對象來考察流動人口的社會網絡，2017年《流動人口動態(tài)監(jiān)測調查》數(shù)據(jù)表明，鄉(xiāng)——城流動人口主要與本地人交往的比例不到三成，主要與老鄉(xiāng)交往的比例超過三成，且還有四分之一的人與他人基本沒有來往；盡管城——城流動人口更多地與本地市民交往，但也不超過50%。由此可見，流動人口、尤其是鄉(xiāng)——城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社會網絡尚屬初級社會網絡。這類網絡往往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和較高的可信任度，且能提供較好的工具性支持，但其涉及面較窄、同質性較強，進而也可能阻礙流動人口對流入地歸屬感的形成。

織牢包容接納的制度支持網，增強流動人口的歸屬感和安全感

經驗表明，個體正式社會支持網絡越強大，就越有助于他們應對新環(huán)境的各種挑戰(zhàn)，但若社會支持網絡僅停留在非正式支持層面，人們難以獲得更豐富、更優(yōu)質的社會資源，自我應對能力難以得到充分發(fā)揮，安全感、歸屬感就會較弱，甚至缺失。在戶籍制度依舊決定個體和家庭對于公共資源的可及與可得的前提下，多數(shù)流動人口無疑是流入地社會的弱勢人群。這種弱勢既源于先天不足（即流動前各種資本稟賦、尤其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低下），也有后天（流入地社會）制度的拒入和結構的排斥。因此，提升他們對流入地的歸屬感、增強他們的安全感，形成流入地社會可持續(xù)性的人力資源、甚至人才資源，僅僅依靠他們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非通過正規(guī)的社會支持而不可行。

盡快剝離附著于戶籍制度的社會福利，提供制度支持。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正式印發(fā)《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guī)模，改進城區(qū)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現(xiàn)行落戶政策，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積分落戶制度”主要以“具有合法穩(wěn)定就業(yè)和合法穩(wěn)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zhèn)社會保險年限、連續(xù)居住年限”等為主要指標，設置積分分值。此后，一系列的政府文件都強調，加快推進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將流動人口納入到城市的制度和政策體系中。這就要求剝離附著在戶籍類型和戶籍地點之上的福利制度，流動人口哪怕沒有遷入戶籍，依舊可平等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務和福利。比如，穩(wěn)定的居住條件對提升流動人口的歸屬感至關重要，故可基于該人群總量、家庭結構等狀況，預測他們的住房需求和居住要求；基于有效需求，合理布局各類公共住房的建設數(shù)量和建設面積，逐步滿足他們租房、購房等不同層次的需求；同時，保障流動人口享有住房公積金，逐步建立和完善住房公積金的轉接、轉移和提取制度；提供住房補貼、租房補助等，減輕他們住房壓力，讓他們在流入地有一己之室，所謂“此心安處即吾鄉(xiāng)”。

加快推進社會保障的統(tǒng)籌和轉移接續(xù)，提供福利支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建立起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保護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弱勢群體，保障他們生存發(fā)展的權益不受侵犯。穩(wěn)定的社會保障是流動人口的“安全網”和“強心劑”；若有社會保障的庇護，流動人口更愿意在流入地長期工作和生活。盡管在過去數(shù)年，國家一直都在強調福利保障的地區(qū)統(tǒng)籌，但因地區(qū)間保障基數(shù)和水平不同，整體統(tǒng)籌難度很大、統(tǒng)籌效果不佳，流動人口也缺乏參加社會保障的積極性。這就要求開展宣傳教育，提高他們的參保意識；基于與流動人口最迫切、最相關的保險類別，分類逐步推進各項社會保險政策對他們的有效覆蓋；加快落實可攜帶、易轉移、能接續(xù)的社會保障制度。

有效改善社會化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提供服務支持。居住社區(qū)、工作社區(qū)和學校社區(qū)等，作為個體生活的窗口，多是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生活的主要陣地，是該群體零距離接觸當?shù)厥忻竦闹饕獔鏊?，在實現(xiàn)情感融入、歸屬認同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因此，在政府的主導下，以社區(qū)為支點，搭建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的互動平臺，促進這兩類人群的社會交往?；涌此苽€體行為，但往往需要借助社會力量來達成。引入社會組織，整協(xié)公益團體、企業(yè)組織、志愿者協(xié)會的力量，通過常態(tài)化的項目活動，不僅可提高流動人口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而且也可為獲取社會網絡資源渠道不足或利用社會網絡能力不足的個體提供改善內生能力的可行途徑，豐富社會網絡資源、提高利用社會網絡的能力。寬容溫馨的社區(qū)環(huán)境、沒有隔閡的工作場景以及平等活躍的休閑場所，均是對流動人口的人文關懷；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社區(qū)參與機會，推行平等的社區(qū)選舉與社區(qū)管理制度，有助于他們獲得初級群體以外的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可幫助他們認識和熱愛所在的城市，提升他們對流入城市的歸屬感。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與社會學院教授）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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