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以“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態(tài)度，不斷推進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yōu)勢。事實確實如此。國家治理關涉方方面面，必須“立治有體，施治有序”。從價值觀整合、歷史資源運用、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主體力量聚合、執(zhí)政黨建設來看，這五個方面各自內含要素的有機統一，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生動的辯證思維和獨特的治國智慧，彰顯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多方面的顯著優(yōu)勢。
【關鍵詞】國家治理 價值觀 生態(tài)環(huán)境 主體力量 執(zhí)政黨建設
【中圖分類號】D2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4.008
價值觀整合：包容多樣與凝聚共識的有機統一
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價值體系建設，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一大顯著優(yōu)勢。
當代中國正在經歷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轉型，正在遭遇東方與西方、中國與外國、傳統與現代、個體與集體等一系列價值觀的碰撞與沖突。在所有制關系、分配方式、就業(yè)方式等方面出現的多樣化格局，催生出多樣化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中國古話說：“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馬克思早就說過：“在不同的財產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1]就當下而言，社會意識形態(tài)、社會價值觀念的多樣性，已是一種客觀存在。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應該是對當前社會價值觀問題的認知前提。
但是，思想觀念的多樣化并不等同于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價值取向的多樣化并不否定價值觀念的通約性。眾所周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唯物史觀的重要原理。但是，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并不取決于所有制關系的多種形式，而是取決于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關系。“從歷史經驗看，凝聚共識對改革能否成功至關重要……清代末年，社會矛盾積重難返，大局變革勢在必行，各種觀點沸沸揚揚，各種人物粉墨登場，搞得莫衷一是，張之洞感嘆道：‘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說的就是因把握不好守成和變革的分寸形成共識之難。”[2]馬克思主義社會意志合力理論表明，歷史結果無外乎是“許多單個的意志”綜合作用的產物，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形成合力的產物。就現實而言，當前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系列復雜的社會轉型，出現了社會思想的多元多樣多變，引發(fā)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思想隔膜。當下的中國人并不缺想法，缺的正是共同的價值觀念。因此，亟待發(fā)揮精神因素在社會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以消除群體隔閡、彌合社會分歧。[3]
思想統一，行動才會一致。只有妥善處理好一致性和多樣性的關系，善于在復雜多樣中加以正確引領，不斷增強社會共識，才能更好地激發(fā)社會活力，形成為共同事業(yè)奮斗的合力。那么，何以凝聚社會共識？首先是要守住政治底線。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的政治底線。在這一點上，來不得半點含糊。“只要我們把政治底線這個圓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樣性半徑越長，畫出的同心圓就越大。”[4]其次是要找到工作抓手。歷史表明，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發(fā)展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充分吸收了社會各界關于價值觀的研討成果，考慮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相契合、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優(yōu)秀成果相承接的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凝聚全社會的價值共識所作的精辟概括。近年來的實踐也表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作為凝聚中國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礎，發(fā)揮著強大的“精神黏合劑”作用。[5]
歷史資源運用：不忘本來與面向未來的有機統一
現代國家治理總是在一定的歷史前提下、在一定的文化傳統下展開的。馬克思曾說，“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6]
當代中國在世界現代化過程中具有一系列特殊身份，諸如東方文明古國、后發(fā)現代化國家、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最具經濟活力的國家等。但是，從歷史與現實關系的角度看，傳統中國是當代中國的根基，當代中國是傳統中國的發(fā)展。設計和發(fā)展國家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的有機統一，必須立足中國大地解決中國的問題，不要奢望“外來的和尚念真經”，不能想象突然搬來一座制度上的“飛來峰”。
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汲取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營養(yǎng)。例如，關于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民本情懷，關于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施政理念，關于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創(chuàng)新精神，關于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實踐指向，關于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和合思想，關于治不忘亂、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等等，無不具有重要的當代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fā)。”[7]當然，當代中國不是傳統中國的簡單延續(xù)。對待中國古代的成功經驗，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tài)度。對待優(yōu)秀傳統文化資源，我們要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之更加符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發(fā)展要求；必須站在時代的高度對它加以細心清洗和現代轉換，使之在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煥發(fā)出新的生機。
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不斷總結和運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時期，帶領人民不懈努力、艱難探索。經過長期探索，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先進社會制度。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開創(chuàng)性探索。對此，列寧曾形象地將之比喻為“攀登一座未經勘察、人跡未到的高山”，“有時要迂回前進，有時要向后轉折”。[8]在制度建設的艱難探索中，我們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曾走過彎路。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回望曾經走過的路，有助于我們走好新時代的治理之路。
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把向前看與向后看、不忘本來與面向未來結合起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yè)、實現偉大夢想，要贏得主動、贏得優(yōu)勢、贏得未來，必須發(fā)揚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和把握國家未來發(fā)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戰(zhàn)略問題。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既要向前看，準確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趨勢，積極適應國家治理體系按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要求，也要又向后看，善于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把握走過的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我們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在繼承中轉化，在學習中超越。”[9]習近平總書記這段用來鼓勵文藝家創(chuàng)作的講話，實際上也蘊含著國家治理的大智慧。
“兩難”悖論破解：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有機統一
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是人類無法回避且貫穿社會歷史發(fā)展始終的根本問題。毫無疑問，與農業(yè)文明時代那種消極地順應自然的思想主張相比，康德提出的“人為自然立法”的思想，煥發(fā)了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但是，如果從根本上否認自然對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重要作用，片面夸大人的主動性，就會釀成生態(tài)危機的嚴重惡果。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工業(yè)的迅猛發(fā)展給自然界帶來的危害：“不過所有已經或者正在經歷這種過程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況。地力耗損——如在美國；森林消失——如在英國和法國，目前在德國和美國也是如此；氣候改變、江河干涸在俄國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厲害”。[10]他告誡那些無視自然先在性的人們：“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11]
發(fā)展與環(huán)境的關系問題，是人類進入工業(yè)文明時代凸顯的重大問題，也是推進全球治理亟待解決的時代課題。作為工業(yè)文明的先行者，西方發(fā)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往往站在自身利益角度探尋解決之道。其中，向發(fā)展中國家轉移制造業(yè)從而轉移生態(tài)壓力，是歐美國家采取的慣常手段。但是，這一手段也產生了拉低經濟增長、催生泡沫經濟的弊端，結果造成諸多社會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之所以能夠不斷創(chuàng)造現代化后發(fā)追趕的中國奇跡，一條重要的經驗就在于：面對重重挑戰(zhàn)和道道難關，我們始終攥緊發(fā)展這把鑰匙，始終視之為消除矛盾根源、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關鍵。與此同時，我們也遭遇著發(fā)展過程中的資源環(huán)境制約、發(fā)展起來以后遇到的生態(tài)問題、環(huán)境惡化這個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瓶頸。哪個領域哪個環(huán)節(jié)問題突出，哪個領域哪個環(huán)節(jié)就是改革的重點。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就在《破解經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的“兩難”悖論》中指出，經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是傳統發(fā)展模式中的一對“兩難”矛盾，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他希望能夠自覺地認識和把握“環(huán)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提醒要特別防止這樣一種誤區(qū)：“似乎只要等到拐點來了，人均收入或財富的增長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環(huán)境質量，因而對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破壞問題采取無所作為的消極態(tài)度。顯然，這種錯誤認識將使我們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邊污染邊治理’的覆轍，最終將使‘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都落空。”[12]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實現由經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的“兩難”向兩者協調發(fā)展的“雙贏”的轉變？習近平同志當時帶領浙江省委和全省人民進行了以科學發(fā)展觀為統領、貫徹落實好環(huán)保優(yōu)先政策的積極探索和生動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站在唯物辯證法的高度，統籌經濟發(fā)展與生態(tài)安全，提出了更加科學合理的新發(fā)展理念，采取了更有力的環(huán)境保護措施。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環(huán)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huán)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huán)境就是發(fā)展生產力。”[13]并且為之采取了持續(xù)而有力的措施，不斷制定和完善相關制度法規(guī)。這些理念和措施的落實，有力推進了生態(tài)文明建設，拓寬了生產發(fā)展、生活富裕、生態(tài)良好的文明發(fā)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觀，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生態(tài)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的千年大計。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態(tài)保護和修復制度，嚴明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責任制度。這些重要論斷，不僅表明了黨對如何破解“兩難”悖論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而且也彰顯了黨進一步加強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決心。
主體力量聚合：黨的集中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
誰來領導治理，依靠誰來治理，這是國家治理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有效的國家治理，離不開強大的主體合力，離不開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
馬克思指出：“工人的一個成功因素就是他們的人數；但是只有當工人通過組織而聯合起來并獲得知識的指導時，人數才能起舉足輕重的作用。”[14]換言之，工人階級必須組織獨立的政黨，在其領導下爭取和維護自己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權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yōu)勢。這是我們總結歷史和現實得出的一條基本結論。從歷史上看，“在近代以后中國社會的劇烈運動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斗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15]就現實而言，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如果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就有可能出現一盤散沙甚至分崩離析的局面，中華民族為實現偉大復興的艱辛努力將化為烏有。近幾十年來，一些發(fā)展中國家脫離自身實際，盲目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結果導致“民主之殤”、陷入“民主之亂”，其中的深刻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汲取。[16]回望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必須堅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huán)節(jié)。
堅持黨的領導與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內在一致的。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反復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尤其注重發(fā)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的制度優(yōu)勢和積極作用，注重擴大人民群眾有序政治參與。“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17]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力推反腐倡廉各項制度，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村民議事會”“電視問政”“民意直通車”等民主新鮮事不斷涌現，人民民主的實踐取得了豐富成效。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國家治理如果缺少堅強而有力的領導力量，社會輿論就會陷入民粹主義的群體意識迷亂，國家政策容易被眼前利益綁架，國家長遠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國家治理的權力如果被少數人掌控，社會必然會出現利益群體的阻隔，最終陷入一部分人的發(fā)展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犧牲為前提的“李嘉圖陷阱”。毛澤東同志說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8]歷史、理論和現實表明，“相信群眾”與“相信黨”，堅持黨的領導核心作用與堅持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內在一致、雙向互動、辯證統一的，正所謂“黨離不開人民，人民也離不開黨”。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fā)展，這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的兩大顯著優(yōu)勢。堅持人民至上的執(zhí)政理念，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是堅持黨的集中領導與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相統一的實現路徑。實現兩者的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能發(fā)揮出無比的疊加優(yōu)勢。
治黨手段運用：精神補鈣與制度約束的有機統一
現代國家的治理，離不開執(zhí)政黨的建設。內部組織松散、施政眼光短淺、決策效率不高，是當前西方各國執(zhí)政黨的通病。后發(fā)國家的治理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克服這種西方通病。近期，許多西方學者指出，中國的政黨制度具有協調各方、治理高效的特點。德國特里爾大學教授塞巴斯蒂安·海爾曼認為，中國的經驗具有啟示意義，但是“中國模式不可重復，因為其他國家沒有一個具有特殊歷史和特征的共產黨”。[19]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保持自己的特點和優(yōu)勢，靠的是堅持不懈的自身建設。
“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國共產黨深諳治黨與治國的辯證法，深知治國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道理。中國共產黨是創(chuàng)立近100年、執(zhí)政逾70年的老黨，也是黨員數量已逾9000萬的超級大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為，必須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必須全面深化黨的建設領域各項改革。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堅持精神補鈣與制度約束的有機統一。思想建設是黨的基礎性建設，堅定理想信念是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針對一些黨員干部在市場經濟等考驗之下出現的信仰缺失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嚴肅指出：“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20]他將理想信念形象比喻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反復強調要預防和克服精神上的“軟骨病”；將理想信念形象比喻為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反復強調要不斷夯實黨員干部廉潔從政的思想道德基礎；將理想信念形象比喻解決思想問題的“總開關”，反復強調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思想建設的戰(zhàn)略任務。從2019年6月開始，黨中央組織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取得明顯成效。
制度事關根本，關乎長遠。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既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中央反復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領導干部要增強制度意識，善于在制度的軌道上推進各項事業(yè)。針對制度治黨失之于松、軟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牛欄關貓是不行的！”[21]如何“使制度成為硬約束而不是橡皮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加強制度設計的針對性和指導性、增強制度的執(zhí)行力上下了大功夫。在黨內法規(guī)制度體系中，中央黨內法規(guī)居于引領地位。中央黨內法規(guī)制定工作推進力度之大、質量之高前所未有。截至2018年9月，5年多時間內中共中央共制定修訂140多部法規(guī)，約占220多部現行有效中央黨內法規(guī)的60%。經過長期探索，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集規(guī)劃、制定、備案、清理等于一體的黨內法規(guī)制度建設鏈條，基本確立了黨的制度建設體系“四梁八柱”主體框架，為確保到建黨100周年時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guī)制度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當前，我們在這方面面臨的重要任務就是，深入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把科學的制度設計、嚴格的制度執(zhí)行、有力的督查問責結合起來。
“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實踐證明，只有貫徹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堅持從嚴從實，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雙管齊下、同向發(fā)力，治國理政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證，才能切實推動黨的制度優(yōu)勢更好轉化為治國理政的實際效能。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可以說，這是促進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有機結合的頂層設計、重大舉措，必將產生重要而深遠的歷史影響。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5頁。
[2]《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45～46頁。
[3]孫來斌、謝成宇：《中國夢的文化意蘊》，《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4年第6期。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04頁。
[5]孫來斌：《知識分子要做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范》，《人民日報》，2017年7月14日。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頁。
[7]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頁。
[8]《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頁。
[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2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8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頁。
[12]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3頁。
[1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9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頁。
[1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頁。
[16]孫來斌：《守牢黨的基本路線這條生命線、幸福線》，《求是》，2017年第2期。
[1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2頁。
[18]《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3頁。
[19]［美］伊恩·約翰遜：《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引領中國走向成功的》，傳文譯，《環(huán)球時報》，2017年2月28日。
[2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頁。
[21]《習近平關于嚴明黨的紀律和規(guī)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55頁。
China's Wisdom in the Governance of Great Powers
Sun Laibi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constantly advanced the great practic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cautiously like "skating over thin ice and standing upon edge of abyss" and skillfully like "cooking a delicate fish".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ressed that China's national system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have many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t is true. National governance involves all aspects, which must be "established and governed in an orderly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values, the use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the govern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aggregation of main forc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uling party,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se five factors reflects the vivid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the CPC and its unique wisdom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which shows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China's national system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many aspects.
Key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valu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in forces, improvement of the ruling party
孫來斌，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主要著作有《列寧的灌輸理論及其當代價值》《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研究》《“跨越論”與落后國家經濟發(fā)展道路》等。
責 編／馬冰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