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省濱州市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檢察官崔晉華來到濱州實驗學校，與教師共同錄制“網(wǎng)詐預防疏不漏，知守法規(guī)伴成長”主題班會講座，指導學生預防網(wǎng)絡詐騙。講座內容在濱州市中小學生“空中課堂”播放  耿倩倩 攝

學生小明正在制作一期以“抗擊疫情，政府在行動”為主題的宣傳小報，他收集的有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商務部、國家衛(wèi)健委、人民法院的5條新聞，哪些可以作為宣傳小報的素材？

在近日上線國家中小學網(wǎng)絡云平臺的錄播課中，北京市第五中學分校道德與法治教師周汝昌，將上述問題拋給了在線聽課的八年級學生們。

了解國家行政機關的組成和職權，這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重要知識點。自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強調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5年多來，青少年法治教育有了明確的大綱、完備的教材，并在全國中小學課堂全面鋪開。

處于方興未艾階段，青少年法治教育如何走好發(fā)展之路？記者展開了采訪。

明確目標：提升青少年法治知識、能力和理念

提及青少年法治教育，你會聯(lián)想到什么？許多人也許會第一時間聯(lián)想到預防青少年犯罪、少年法庭、少管所等等。

事實上，這樣的認知與我國的普法方式密切相關。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以5年為一周期開展普法工作，青少年一直是普法的重點對象。公檢法工作人員進入學校，結合自身工作實際為學生普及法律常識，警示青少年犯罪的危害，是十分普遍的做法。

“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涉及違法犯罪的情況是最極端的，也是極少的。”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教授、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課標修訂組和教材編寫組專家李紅勃認為，如果只關注違法犯罪，一般意義上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內容就會限縮，其目標也會降低。

為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2016年6月，教育部、司法部、全國普法辦聯(lián)合印發(fā)《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明確規(guī)定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目標，包括“普及法治知識，養(yǎng)成守法意識”“規(guī)范行為習慣，培育法治觀念”“踐行法治理念，樹立法治信仰”等三方面，并細分了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階段目標。

李紅勃將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目標概括為“知識”“能力”“理念”三個關鍵詞。

所謂“知識”，即法律常識，它是現(xiàn)代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規(guī)則，而青少年法治教育就是要讓將來會承擔社會責任、做國家主人的孩子們懂得規(guī)則；所謂“能力”，是指青少年有能力按照上述規(guī)則解決生活中的各種糾紛，從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理念”是指在好的教育培養(yǎng)下，青少年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的理念內化，他們看待世界的眼光、分析問題的角度也會因此發(fā)生變化。“終極目的就是教會青少年做一個現(xiàn)代公民。”李紅勃說。

教育青少年成為現(xiàn)代公民，不僅指向人的全面發(fā)展，從宏觀站位來看，更服務于法治中國建設。

“法治中國建設的四個重要方面，是科學立法、嚴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全民守法是實現(xiàn)難度最大的。”李紅勃說，全民守法的核心是樹立全民法治意識，青少年是其中的重點，也是很好的切入點。“成年人的價值觀基本定型了，我們這代人說得多好，真正做事的時候還是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孩子像白紙一樣，他們有無限可能。”

建強師資：多舉措提升法治教師專業(yè)自信

將青少年培養(yǎng)成現(xiàn)代公民，離不開吃透青少年法治教育目標的教師。然而，李紅勃在調研中發(fā)現(xiàn)，一些教師在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理解上存在誤區(qū)。

“一些老師，其中還有很不錯的老師，花大量時間給學生講正當防衛(wèi)，緊急避險，合同的違約是什么、責任由誰承擔……并且覺得能把這些內容講清楚是專業(yè)的表現(xiàn)。實際上，這是把法治課堂講成了法學課堂，把法治教育變成了一種技術性教育。”李紅勃認為，這樣的教育方式，偏離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價值觀塑造的初衷。

與上述教師的“專業(yè)自信”相比，更多教師則表現(xiàn)出對專業(yè)的不自信。

作為北京市西城區(qū)教育研修學院教研員、高中《政治與法治》統(tǒng)編教材編寫者，楊靈在調研中發(fā)現(xiàn)，中小學思政教師中，從政法、思政等專業(yè)畢業(yè)的比例比較低。而即便有專業(yè)背景，面對當下中國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和法治建設進程的快速推進，他們也會因知識陳舊，而在專業(yè)上感到吃力。

將著眼點放在全國范圍特別是教育欠發(fā)達地區(qū)，中小學思政課往往由語文教師、班主任兼授［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發(fā)布的《我國青少年法治教育發(fā)展報告（2018）》顯示，參與調查的536所學校中，實際配置專職法治教師的學校僅有139所，占比為25.93%］，他們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深入鉆研有限，因此同樣缺乏專業(yè)自信。

為改善上述狀況，幫助法治教師提升專業(yè)自信，教育部已連續(xù)4年進行全國法治教師培訓工作，每年拿出200萬元經(jīng)費，委托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等高校培訓400名法治教師。

在北京市，中小學教師法治教育基本能力展評培訓已連續(xù)舉辦三屆。2019年，北京市依托首都師范大學、北京教育學院在全市范圍內建設第一批12個法治教育名師工作室，其中小學5個、中學7個。作為法治教育名師工作室的負責人之一，這個寒假，楊靈和團隊成員共同閱讀了《憲法（第四版）》和《行政法學》，按首師大理論導師的要求完成了相應閱讀任務。

在高校建立法治教育學科并設立相關專業(yè)，培養(yǎng)法治教育專門人才，被視為建強法治師資的又一舉措。

“法治教育學可以是教育學下的二級學科，也可以是法學下的二級學科，這個還需要研究。但既然是一個學科，就應當有一個詳細的學科人才培養(yǎng)方案，打造一套完整的法治教育學本科、研究生培養(yǎng)體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王學輝建議。

創(chuàng)新方法：注重學生的實踐、體驗與參與

2018年8月2日，北京市西城區(qū)人民政府網(wǎng)站區(qū)長信箱收到了一封題為“陶然亭公園惡性漲價”的來信，表示陶然亭公園作為市屬公園、民生工程，門票價格由2元直接上漲到10元極不合理。8日，西城區(qū)發(fā)展改革委經(jīng)核實，向來信者致電說明了陶然亭公園門票價格上漲的原因及相關文件依據(jù)，并于9月21日在區(qū)長信箱發(fā)布了文字版回復。

這本是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權和監(jiān)督權的一個普通案例，卻被北京市第十五中學教師張依依放進了自己的課程設計。

在這堂名為“法眼看留言”的課上，張依依引導學生分析該案例，分別站在公民和政府的角度模擬留言和回復，將高中思想政治中“公民進行民主監(jiān)督的方法”“依法行政”等知識點融入了學生活動。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提出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要求之一，正是“以貼近青少年實際、提高教育效果為目的”，并要求“更多采取實踐式、體驗式、參與式等教學方式，與法治事件、現(xiàn)實案例、常見法律問題緊密結合，注重內容的鮮活，注重學生的參與、互動、思辨”。

為什么青少年法治教育特別強調實踐？

李紅勃認為，價值觀是指向人心的，它不像數(shù)學、物理等知識，可以單純通過講授來掌握，而是需要在體會中認同。

他進一步舉例說明：“有時候我們看電視劇，會不理解律師為什么要幫‘壞人’。但如果你自己處于法律糾紛當中，就會明白委托人在這個時候是無助的，特別需要律師的幫助。而不管委托人是誰，律師依據(jù)委托關系，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權益，這就是敬業(yè)。不經(jīng)歷一個困惑、體驗、思考的過程，很難理解這件事。”

為改變以教師單向灌輸為主的課堂，教育部在統(tǒng)編教材中下了很大功夫。

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統(tǒng)編教材圍繞學生學習活動設計不同的欄目，包括自我反思、觀念交流、經(jīng)驗分享、論辯思考、調查研究等類型；高中《思想政治》統(tǒng)編教材則設置了“綜合探究”內容，通過創(chuàng)設豐富多樣的情境，讓學生采用多種形式圍繞議題，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知識和技能，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而在課堂之外，教育部積極會同有關部委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實踐基地建設，并每年舉行全國學生“學憲法、講憲法”系列活動，通過微視頻征集、演講比賽與知識競賽等形式，推動各地各校深入開展憲法學習宣傳。

截至2019年國家憲法日，通過教育部全國青少年普法網(wǎng)參加學習的已經(jīng)超過37億人次，普法網(wǎng)上注冊學生用戶達到了1億多人，涌現(xiàn)出4054萬達到了一定分值的“憲法小衛(wèi)士”。

凝聚合力：影響家庭、社會形成良性互動氛圍

王海燕是全國青少年學生法治教育實踐示范基地的一名工作人員。從法學類專業(yè)畢業(yè)后，她開始致力于法治教育的產品開發(fā)。產品開發(fā)的關鍵是其中包含的內容，但在給學生傳達什么樣的法治內容上，她卻遭遇了困惑：

“我給學生講權利，講未成年人的私有權、隱私權，問他們父母收走紅包、偷看日記是不是侵犯了他們的權利？家長就會反對，說‘你這樣講，孩子跟我鬧，我沒法兒管，出了事你能負責嗎？’”

教育很豐滿，現(xiàn)實很骨干，這幾乎是每個法治教師都會面臨的落差。課堂上講保障殘疾人權益，馬路上盲道經(jīng)常被占用；課堂上講機動車要禮讓行人，現(xiàn)實里斑馬線前司機不降車速……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教育離不開社會氛圍和家庭支持，法治教育也是一樣。但作為以學校為主導的一種價值觀教育，在影響家庭甚至影響社會上，法治教育能做的也許更多。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認為，在青少年法治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身份是相對動態(tài)的。“青少年法治教育不僅僅是成年人對青少年的教育，它應該是良性的互動。在這一過程中，施教者、家長和社會上的一些人也升華了自己，這是法治社會形成的一個很重要的根基。”

李紅勃記得，自己曾在抖音上刷到過一個視頻。視頻里，一個爸爸酒后駕車，他的兒子一邊哭一邊埋怨，“你羞恥不羞恥……我告訴你不要開車你非要開車”，爸爸則回答，“是的，我也知道丟臉了”——這種觀念的轉變讓李紅勃印象深刻。

“雖然青少年法治教育面臨書本與生活的差異，但還是要有樂觀的看法。老師也特別需要積極、樂觀、發(fā)展的引導。”李紅勃說，“等這些孩子慢慢長到20歲、30歲，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一定會比我們這代人往前一步。等到他們的孩子再成長起來，那整個社會可能會更好。”

■鏈接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事記

·2014年10月23日：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這是中央文件首次采用“法治教育”的表述，也是首次強調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2016年6月28日：

教育部、司法部、全國普法辦聯(lián)合印發(fā)《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要求法治教育要以憲法教育和公民基本權利義務教育為重點，覆蓋各教育階段，形成層次遞進、結構合理、螺旋上升的法治教育體系。大綱對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不同階段的法治教育提出了不同的目標，并分學段細化了教學內容與要求。

·2017年9月：

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統(tǒng)編教材開始在全國所有地區(qū)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

·2019年9月：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統(tǒng)編教材率先在北京、上海、天津、山東、海南、遼寧六省市投入使用，其他省份陸續(xù)推進，2022年前將全部使用新教材。同時，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統(tǒng)編教材實現(xiàn)所有年級全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