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標簽化”把偶然事件當成必然，把孤立的事件進行“偽關聯”，把特殊現象描繪成社會常態(tài)，把個別現象泛化到某個群體甚至行業(yè)，遮蔽了事件本身的復雜性，形成思維定勢，其結果會加深偏見，引發(fā)沖突。通過第一時間發(fā)布權威聲音，平衡報道與信息多元化呈現，擴大流動機會與加強擴展性接觸，建立協商對話機制等方式，破解輿論“標簽化”。

【關鍵詞】“標簽化” 圈層化 “污名化”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標簽化”是指人們將某個特定的事件或人物定型為一類事件或人物的認知現象。它根源于人性趨利避害的本性，是“個體在面臨威脅性信息時潛意識地加以歪曲，以求得心理平衡，維護自我的某種思想或情感的一種自我防衛(wèi)機制”。在信息不確定的狀況下，人們會本能地通過自身經驗和記憶來對信息進行標簽化處理，以簡化認知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為我們節(jié)省對事件的認知過程，允許我們保持認知資源并向認知吝嗇鬼那樣一樣行動”。

同時，“標簽化”也是一種群體交流和圈層的方式，它體現了群體的共同思維，可以迅速圈定“敵友”，一旦有人使用違背標簽符號的話語，往往會遭受群體圍攻繼而陷入“沉默的螺旋”困境。標簽的使用映射了當下流變的社會、政治、文化環(huán)境，對標簽符號的選擇也反映了社會情境下的價值沖突，是特定的政治機會結構權衡下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人們也在不斷地創(chuàng)造和豐富新的標簽作用方式。本文嘗試探討中國語境下的“標簽化”現象，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提出破解路徑。

網絡時代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強弱關系，使原本被固化的強弱關系得以重構，產生了“逆向標簽化”現象

傳統意義上的“標簽化”主要指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在言語行為上的輕慢或貶損，是一種情感、認知上的階層偏見。借助網絡技術的賦權，弱勢群體由此實現了權力天平向自身的傾斜。由于在規(guī)模和數量上的絕對優(yōu)勢，弱勢群體能夠在網絡上匯聚成一股聲勢浩大的輿論力量，對強勢群體迅速“圍觀”，形成“倒逼”之勢。

當前，一些人對強者的污名化和對弱者的美化已然成為一種常態(tài)，并且身份（官員與平民、富人與窮人、警察與平民、城管與小販、老師與學生、醫(yī)生和病人等）對比越顯著，“逆向標簽化”越明顯。當一人集“官員”“警察”“富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時，引發(fā)關注的可能性則更大；而若其身份偏離了人們的既定認知和想象，還可能被謠言附體，陷入沖突性、戲劇性的故事中。例如，在2019年重慶“帽子姐”事件中，保時捷女司機囂張跋扈的言行及其丈夫的警察官員身份將一起普通的交通糾紛演變?yōu)檩浾摕狳c，此后，“帽子姐”作為一種標簽符號深入人心。在更早的“我爸是李剛”事件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逆向標簽化”現象。在肇事者李啟銘大喊“我爸是李剛”后，輿論早早為其貼上“富二代”“官二代”的標簽，并用謠言建構莫須有的身份和行為，“我爸是李剛”由此作為一種標簽符號進入公眾的集體記憶中。

除了直接采用既定的認知，人們在特定的公共事件中還常常通過二次創(chuàng)作進行逆向標簽化。如果涉及強弱身份的對抗，人們會通過聯想疊加的方式將相似議題重新挖掘出來，以證明事件并非偶然發(fā)生，而是長期的社會問題所致，將該特定事件予以標簽化。可見，在特定的公共事件中，眾多網民往往會先入為主地將該事件與相似議題進行關聯性聯想，給事件貼上特定標簽，構建二元對立話語模式，以網絡流行語的方式沉淀于公眾的集體記憶中。標簽在此充當了“弱者反抗的武器”，演變?yōu)橐环N社會抗爭的策略。

反向化是逆向化的一種極端方式，二者既有聯系，也有差別。如果說，逆向標簽化主要是對強者的污名，那么反向化則是對弱者的美化，甚至當弱者的行為已經違背社會公共道德甚至觸犯法律，公眾也會選擇性忽視，這反映了對主流價值觀的背離。反向標簽化折射出當下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各種深層次矛盾逐漸凸顯，社會利益關系更為復雜，公眾關切多，需要解疑釋惑的事情多。當體制內的利益表達渠道無法有效保障利益受損者的權利時，公眾的負面情緒就會逐漸累加，形成負面的情感記憶和對事件的怨恨式解釋。此時，強者和弱者的形象都將被標簽化和符號化，一旦發(fā)生突發(fā)事件，公眾關注的焦點往往不在于事件的真假，而在于情緒的宣泄。弱者對強者無論采用何種方式進行反抗，多被詮釋為社會正義行為，產生“反向標簽化”現象，這將進一步造成階層割裂，導致底層暴力崇拜。

標簽的圈層化刻畫了不同的群像，形成了一些“約定俗成”的話語框架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當個體將自我與特定群體建立某種心理聯系后，會形成“我們”與“他們”的圈層界限。個體所認同的群體被稱為內群體，而其他群體被稱為外群體，內、外群體之分呈現出內、外有別的差序格局：對群體內部選擇正面信息傳播的內群體偏好，群體成員往往看不到本群體的缺點和錯誤，即便看到了也可能進行外部歸因，形成為本群體服務的歸因偏差；與此相對，則經常對外部群體的缺點和失敗進行內部歸因。

標簽的圈層化刻畫了不同的群像，形成了一些“約定俗成”的話語框架，在現實中也時常會出現強弱框架相互借用的情形，如有學者使用“框架借用”概念對處于同一境況下的失地農民與知識精英兩類群體的維權框架進行比較研究，發(fā)現失地農民會通過借用知識精英的話語策略以建構自己的維權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時，知識精英也會利用失地農民敘事框架中的“弱勢”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現象。 還有的學者對知識群體的框架借用現象進行分析，發(fā)現知識群體處于“層中層”的尷尬境地，在維權時傾向于把自身標簽為弱者身份，并借助底層框架形成身份與行為的反差以增強戲劇效果。

與草根型框架借用相反，有些事件呈現精英型框架借用現象，帶有一定的表演性質。2012年10月初，一段“民工工資討薪新聞發(fā)布會”的視頻在網絡發(fā)布，視頻中的發(fā)言人“苗翠花”模仿外交部發(fā)言人發(fā)布討薪“檄文”，要求欠薪部門兌付工資。視頻中“苗翠花”的任務是扮演發(fā)言人，照著預先寫好的討薪稿念，另一位農民工扮演“討薪社記者”，“討薪視頻”在網絡上傳播后引發(fā)輿論關注。諸如此類的事件“在視覺形式上打破了我們經驗系統中關于新聞事實的原初想象，顛覆了原有經驗系統中符號構成及其認知框架，同時賦予了畫面一種強大的戲劇性內涵，因而意味著一個耐人尋味的視覺‘刺點’”。

打破“標簽化”認知

首先，權威部門應第一時間發(fā)聲，縮小隨意命名的空間。在突發(fā)事件中，對話語和意義的爭奪首要表現在對身份、地域、行為特征等方面的命名，命名權一旦被確立，也就賦予了其特定意義。在我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期間，部分外國媒體和某些國家領導人將病毒命名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將中國與病毒源頭聯系起來，這種將病毒跟具體國家、地區(qū)“綁定”的行為，本質是把疫情進行污名化、政治化處理，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而“污名化其實比病毒更嚴重”。當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境外開始蔓延的時候，有些歸國人員被標簽化為“建設家鄉(xiāng)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上述言論和行為傷害了同胞感情，在此情形下，打破“標簽化”的首要工作就是官方及時“發(fā)聲”，阻止公眾不必要的聯想，尤其對以人名、地名、職業(yè)、族群等帶有強烈偏見的命名方式進行糾偏。同時，“盡快對事件進行調查處理，并將真相告知公眾，在標簽所形成的‘污名’沒有被固化為刻板印象時，消除標簽的影響，化解公眾的疑慮，避免被演化成社會娛樂化元素和公眾集體記憶”。

其次，平衡報道與多元化信息的呈現。有研究表明，在重大傳染病暴發(fā)后，信息的自由流通更能緩解公眾焦慮，據華盛頓大學Louis Kim教授等建立的模型顯示：當媒體的報道量增加十倍，此類疾病的感染數會相應減少33.5％。這意味著在突發(fā)事件中，信息流通是緩解公眾焦慮的良方，信息堵塞反而容易引發(fā)公眾不必要的猜忌，造成社會恐慌。這就要求媒體秉承專業(yè)化的報道精神，避免報道的情感化和片面化。避免偏見的產生，媒體在操作程序上要遵循一些標準化規(guī)范，如：避免先入為主，所有信息必須經過精心核查，在敘事時少用形容詞和副詞，多用數據和證據來陳述；避免自我道德化，煽動情感誤導公眾；要多角度進行平衡報道，讓新聞中所有利害相關者都能得到確認，保證事件的各方代表或當事人都有發(fā)言的機會；在利益取向上，要避免“標題黨”出現，不能明顯偏袒某一方而忽略另一方。

除了大眾媒體的平衡報道外，破除“標簽化”還需信息的多元化呈現，避免“信息繭房”效應。從某種意義上說，“標簽化”是一種群體偏見，它容易在封閉的環(huán)境中形成，消失于多樣化信息的良性互動中。在自媒體時代，社交媒體用戶雖然獲得了極大的信息搜索便利，但對信息的選擇權容易被算法技術所左右，這將加強“圈層化效應”。有研究表明，對社交媒體的交流如果根據個人偏好和階級屬性建構，非但不會拓寬我們的交流范圍，加深我們的理解，反而會強化既成的社會等級和封閉的社會群體。近年來，國外部分媒體和數據公司開展了系列“戳泡運動”，力圖通過技術手段呈現多樣化信息，還原客觀真實的世界，如Allsides網站利用眾包形式，呈現多樣化的觀點，讓用戶自主判斷不同媒體的立場。此外，Allsides網站還創(chuàng)造性地建立了平衡詞典，對有爭議的詞語提供不同的解釋，讓對立雙方能夠彼此了解相互的觀點。中國的社交媒體平臺也應完善現有的算法邏輯，既要有個性化推薦技術構建同類信息，也要向公眾提供多樣化的觀點，并引導公眾獨立思考，避免陷入“信息繭房”和“回音室”中。

再次，擴大社會流動機會與加強擴展性接觸。標簽化作為一種解構主流和對抗精英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由階層矛盾引發(fā)的，如果缺乏足夠的流動機會，會造成社會怨恨，產生仇官、仇富的情緒。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曾指出：“如果社會動員的力度過大，將會提高人們的期望值，如果期望得不到滿足，將會導致社會挫折感，如果缺乏足夠的流動機會，將會導致底層情緒積壓，一旦缺乏足夠的制度化參與渠道，就會引發(fā)政治不穩(wěn)定。”亨廷頓的觀點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社會穩(wěn)定帶來了很大啟示：現代化國家由于社會動員的加速，公眾期望很難得到滿足，貧富懸殊現象在所難免，但是正常的社會應該提供足夠開放而公平的階層流動機會來緩解底層公眾的不滿，減少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此外，美國學者奧爾波特等人的實驗研究發(fā)現：降低公眾偏見、減少標簽化使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對所有人開放平等的社會機會，對話必須發(fā)生在擁有平等地位的兩個群體之間，如果少數群體以低人一等的姿態(tài)與多數群體接觸，可能會使少數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永久化。擴展接觸和平等交流是減少群際割裂的有效方式，如果所屬群體中有人在外群中有朋友，或者結交了不同行業(yè)、不同階層的朋友，這可以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打破圈層的刻板印象，從而增進理解，減少心理隔閡。因此，只有不斷優(yōu)化我們的社會結構，從源頭上緩解底層情緒，才能減少標簽作為抗爭符號產生的土壤。

最后，建立協商對話的機制。在突發(fā)事件發(fā)生時，除了在第一時間發(fā)出權威聲音，避免隨意命名外，還需努力搭建公共平臺，引導各種聲音協商對話，打破圈層效應，這既可以優(yōu)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公信力，也可以減少階層隔閡，促進社會和諧。因此，打破“標簽化”現象，治本之道在于完善公眾的“四權”保障機制，拓寬制度化參與渠道，完善信息公開制度，增強協商對話能力。事實上，只要引導得當，公眾并不是帶有偏見和惡意的“烏合之眾”，而完全有可能在理性對話中形成公共領域和“意見自由市場”，使得群體走出圈層標簽和階層偏見的泥潭，最終回到協商對話的軌道上來。

（作者為重慶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重慶市社科規(guī)劃項目“重大疫情中的社會輿論引導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20TBWT-ZD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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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卿志軍：《標簽化：負面新聞對事件形象污名化的策略》，《當代傳播》，2014年第5期。

⑤[英]詹姆斯·柯蘭等著、何道寬譯：《互聯網的誤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琳（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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