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法合理的個人利益和共同利益都不是本位主義，那些只顧局部利益，不顧全局利益，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的價值排序與行為選擇，才是本位主義。弱化本位主義，要理順政治與行政之間的關系，核心是確保法制統(tǒng)一，盡早化解行政碎片化困局；要理順中央和地方權責關系，核心是以中央與地方制度化權責關系代替當前的“條塊關系”；要理順公私關系，核心是推進問責制科學化，做到自律與他律的統(tǒng)一。

【關鍵詞】本位主義 個人利益 共同利益 政治與行政 中央和地方 公私關系

【中圖分類號】D771.2 【文獻標識碼】A

合法合理的個人利益和共同利益都不是本位主義，那些只顧局部利益，不顧全局利益，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的價值排序與行為選擇，才是本位主義

合法合理的個人利益不是本位主義，而是探究其他一切利益單元的“本”與“源”。離開合法的公民個人利益談論其他形式的利益，則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經濟理性人是經濟活動中合乎理性的人，即“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司馬遷所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可以視為對世人經濟理性行為的經典描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理性人既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前提，也是市場經濟長期塑造的結果。經濟理性人的根基是個人利益，當然這種個人利益是合法合理合情的個人利益。“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做出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不利己的事情，這是極端狹隘的個人利益。馬克思主義是承認個人利益的。馬克思認為，“人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恩格斯認為“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列寧認為，“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經”。合法的利益構成法律保護的公民權利。從1982年憲法到2018年修正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以貫之地保護公民合法利益：“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義務”。合法合理的公民個人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單元，具有公共性的個人利益則構成共同利益，具有公共性的共同利益則構成公共利益。

合法合理的共同利益不是本位主義，并且應得到充分理解尊重與切實保障。共同利益的單元可能是部門，可能是地方，也可能是群體；此時的共同利益則表現為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群體利益，都是具體化的“集體利益”。不能將所有的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群體利益都視為本位主義。分工與協(xié)調是組織的一對基本矛盾。就國家來說，橫向分工后必然出現若干承擔特定職責的部門，縱向分工后必然出現若干特定職責的地方，不管是部門和地方都必須“守土有責”，部門和地方領導都應該在其位謀其政，任其職盡其責。如果部門和地方領導凡事無論大小，一律等待依賴中央，職責范圍內不擔當少作為；中央一聲令下之前層層減碼，中央一聲令下之后層層加碼，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弱化中央權威，減損國家治理效能。權責一致是國家治理大道，“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自欺欺人。為確保“守土有責”，本來應該賦予部門與地方的合理資源與法定權力，屬于正常的自然的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不能視為本位主義。更不能將利益群體有序推進政治參與定為本位主義。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實踐中，有些地方“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這是一種具有高度責任心、使命感的體現。

只有那些將分工演變?yōu)?ldquo;分割”“分立”“分裂”的“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群體利益”才屬于本位主義。對本位主義者的畫像，1942年，毛澤東同志將本位主義描述為“‘以鄰為壑’，全不為別部、別地、別人想一想”；1980年，鄧小平同志將其描述為“有些本位主義嚴重的人，甚至遇到責任相互推諉，遇到權利相互爭奪，扯不完的皮”①。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將其描述為，“有的領導干部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思想嚴重，只講民主不講集中，班子討論問題時沒有采納自己的意見就很不高興，或者腦袋長在屁股上，為了自己的那點權力爭得不可開交”。

利益沖突時價值排序與行為選擇是定義本位主義的一把“鑰匙”?；?ldquo;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公共利益就是“國家利益”；因為“制度利益與公共利益不謀而合”②，公共利益可視為國家“制度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鮮明指出：“我們從來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個人的利益要服從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為了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為了人民大眾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覺悟的先進分子必要時都應該犧牲自己的利益。”③

社會主義社會中，個人與集體并非天生沖突，維護合法的個人利益，并不是個人主義。只有那些作奸犯科以犧牲集體利益為手段實現非法個人利益的，才是個人主義。當集體與國家發(fā)生利益沖突的時候，將局部利益凌駕于全局利益之上，甚至犧牲國家利益成全集體利益。這種只顧局部利益，不顧全局利益，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的價值排序與行為選擇，就是本位主義。“這是一種放大了的小團體主義”。

反對本位主義是提升我國國家制度吸納力、制度整合力和制度執(zhí)行力的內在需求

如果把國家比作為一條大船，國家制度吸納力決定誰能夠上這條船。國家制度吸納力是國家政權合法性獲得人民認同的能力，具體表現為：國家保障公民權利、保障人民主體地位的能力，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能力，維護法制統(tǒng)一的能力，等等。制度吸納力的對立面是制度排他、制度索取。本位主義，名為共同利益，實為特殊利益。除部門本位主義、地域本位主義以外，特殊利益集團本位主義危害最大。特殊利益集團實際上是具有利益排他性的分利集團④。特殊利益集團本位主義一旦做大，其一，都具有擠壓公民合法權利的排他屬性，都具有侵占公共利益的索取屬性，都具有試圖影響甚至操縱國家利益的掠奪屬性；其二，就容易尾大不掉，左右國家決策，致使國家選擇的具體制度或公共政策成為一部分人攫取另外一部分人財富的工具；其三，其政治參與就不再只是“分蛋糕”的利益再分配行為，而是具有破壞性后果的“搶瓷器”行為。

國民黨在大陸統(tǒng)治時期的四大家族就是特殊利益集團，加速了國民黨的垮臺。蘇聯69年高度集權計劃經濟體制必然培育出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這是由資源配置方式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加之蘇共長期脫離群眾，勃列日涅夫時代已經形成完整的特權階層。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是蘇聯垮臺的重要誘因。⑤中國改革開放前沒有出現類似蘇聯那樣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團，這是中國成功啟動改革的秘訣之一。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是，計劃經濟時期沒有生成的特殊利益集團絕不意味著在改革進程中也不會生成。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2014年10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不允許搞團團火火、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2015年10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指出：“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來。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

2020年中國抗疫實踐中并沒有發(fā)生以特殊利益集團為單元的本位主義。一度出現的不讓湖北籍司機下高速進入本省地界、阻撓湖北籍員工復工等案例，實際上也破壞了國家制度吸納力。任何情況下任何省份的公民，都是中國公民，都在中國這同一條船上。“武漢加油”“湖北加油”是在同一條船上“加油”，不是使其在船下“加油”。

如果把國家比作為一條大船，國家制度整合力決定了誰是掌舵的船長。國家制度整合力，是政治共同體形成統(tǒng)一國家意志、鞏固統(tǒng)一國家權力的能力。國家制度整合力，基于多民族與國家關系維度，是指形成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能力；基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維度，是指確保國家法制統(tǒng)一、政令統(tǒng)一、市場統(tǒng)一的能力；基于執(zhí)政黨與國家關系維度，是指確保執(zhí)政黨集中統(tǒng)一領導、維護中央權威的能力等。

中國國家制度整合力結束了近代中國以來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局面。鄧小平同志曾說過：“過去帝國主義欺負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面。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通過系列制度安排，特別是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集中統(tǒng)一領導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等國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提升與鞏固了國家制度整合力。通過變革與完善重要制度，堅決遏制可能或已經產生本位主義的問題。比如，1953年“高饒事件”后，1954年4月，中央撤銷了六大行政區(qū)制度，實質性“砍山頭”“削諸侯”。1955年2月，國務院作出《關于全國軍區(qū)重新劃分的若干問題的決定》，將原來的六大軍區(qū)改劃為十二個大軍區(qū)。1973年12月，毛澤東主席把八大軍區(qū)司令員對調“就是不允許軍隊領導干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范圍。”⑥

鄧小平同志高度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提高國家制度整合力。“中國一向被稱為一盤散沙，但是自從我們黨成為執(zhí)政黨，成為全國團結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結束了。”⑦為什么需要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鄧小平同志說得異常簡約透亮：“中國人分散開來力量不大，集合起來力量就大了。”他對現代化建設中的本位主義異常警惕，歷來強調“全黨服從中央”，“中央要有權威”。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同志指出，“只有全黨嚴格服從中央，黨才能夠領導全體黨員和全體人民為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任務而戰(zhàn)斗”。針對“各路諸侯太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自為政”的狀況，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同志提出“中央要有權威。”“各顧各，相互打架，相互拆臺，統(tǒng)一不起來。誰能統(tǒng)一？中央！中央就是黨中央、國務院。”“黨中央、國務院沒有權威，局勢就控制不住。”“宏觀管理要體現在中央說話能夠算數。”1994年開始實施的分稅制就是為中央宏觀調控奠定必要財力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形成治國理政的強大合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特別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針對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高級領導干部嚴重違法違紀案件，2015年1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尖銳指出，“有的政治野心膨脹，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團體的利益，背著黨組織搞政治陰謀活動，搞破壞分裂黨的政治勾當！有的領導干部把自己凌駕于組織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黨派他去主政的地方當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用干部、作決策不按規(guī)定向黨中央報告，搞小山頭、小團伙、小圈子。”2016年1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指出，“黨的歷史、新中國發(fā)展的歷史都告訴我們，要治理好我們這個大黨，治理好這個大國，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tǒng)一至關重要，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2017年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進而指出，“只有黨中央權威，才能把全黨牢固凝聚起來，進而把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系統(tǒng)部署了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并把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作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項重大優(yōu)勢。

事實上，沒有足夠的國家制度整合力，“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很難有效推進；沒有全國一盤棋，多民族大一統(tǒng)，各民族多元一體，老祖宗留給我們的這筆重要財富很難守得住，“一帶一路”倡議、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長江經濟帶發(fā)展三大戰(zhàn)略實施很難有效推進，許多地方民生建設難以持續(xù)發(fā)展。以2018年為例，黑龍江等10個省份養(yǎng)老金基金結余合計占全國結余的3.7%。加快建立基本養(yǎng)老金全國統(tǒng)籌制度已經刻不容緩。再比如，沒有國家財政制度的整合力，許多省份就會缺乏足夠自有財力保運轉，保公共服務提供。統(tǒng)計顯示，2019年財政收入/支出低于50%的省份有23個，主要集中在西部和東北，僅8個省市財政自給率高于50%，主要是上海87.6%、北京82.7%、廣東73.1%、浙江70.1%、江蘇70%、天津68.7%、山東60.8%和福建59.9%。⑧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正是憑借強大的國家制度整合力，正是充分運用全國一盤棋的治理優(yōu)勢，正是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主動配合，才取得重大階段性勝利。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統(tǒng)一指揮下，全國各地4.2萬余名醫(yī)務人員支援武漢、支援湖北，與湖北本地5萬余名醫(yī)務人員并肩戰(zhàn)斗；各種醫(yī)用物資、生活必需品從四面八方匯聚武漢、匯聚湖北，這是湖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重要條件。這與美國紐約州等幾個州向聯邦政府多次請求支援呼吸機未果形成鮮明對比。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反對本位主義提高國家制度整合力，目的在于構建如梁啟超先生所說的“有機之一統(tǒng)與有力之秩序”，不是反對地方、部門依法履行職責，更不是反對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早在2015年10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提出過警告：“對可能發(fā)生的各種風險，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責任感和自覺性，把自己職責范圍內的風險防控好，不能把防風險的責任都推給上面，也不能把防風險的責任都留給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負責任地制造風險。”這一段話確實發(fā)人深省。

如果把國家比作為一條大船，國家制度執(zhí)行力決定了這條大船能否最終安全高效到達目的地。國家制度執(zhí)行力是確保執(zhí)行主體運用制度資源實現目的和目標的能力，最終體現為國家治理效能。本位主義恰是提升國家制度執(zhí)行力之大敵。1987年鄧小平同志就國家總的效率方面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yōu)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zhí)行，不受牽扯”。而1998年3月24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出了自己的一個發(fā)現，“如果發(fā)一個文件，能兌現20%就算成功了”⑨。2010年，胡錦濤同志強調“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增強制度執(zhí)行意識，切實提高制度執(zhí)行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一分部署，九分落實”。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本位主義，決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決不允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決不允許在貫徹執(zhí)行中央決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再次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zhí)行”，把“制度執(zhí)行力和治理能力作為干部選拔任用、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

弱化本位主義，要理順政治與行政之間的關系，核心是確保法制統(tǒng)一，盡早化解行政碎片化困局

“批評本位主義的文章要寫，但光批評，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相對完備，國家在縱橫兩個坐標上權責體系相對清晰明確，各級官員在平時狀態(tài)下對本職本位的權責有清晰認識，在“戰(zhàn)時狀態(tài)”（如戰(zhàn)爭、大饑荒、嚴重疫情）下，對國家和民族的全局利益有明確共識，是本位主義的治本之策。“刮去枝葉，栽培根本”，力避抱薪救火，盡量釜底抽薪。既然利益沖突是本位主義的根源，解鈴還需系鈴人。應從調整利益關系角度進行制度優(yōu)化。

理順政治與行政之間的關系，核心是確保法制統(tǒng)一，盡早化解行政碎片化困局。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zhí)行。前者處于主導地位，后者占次要地位。政治須對行政進行必要控制。執(zhí)政黨在確保兩者彼此協(xié)調方面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概言之，制定國家規(guī)則的機構在履行國家意志表達功能，執(zhí)行國家規(guī)則的機構在履行國家意志執(zhí)行功能。在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人大制定國家規(guī)則；當前，制定國家規(guī)則的格局是，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大主導、國務院依托、各部門深度參與、利益相關方適度介入。事實上，很多法律草案依然是依賴中央部門草擬。誰在執(zhí)行國家規(guī)則？所有的國家機關都在執(zhí)行國家規(guī)則，其中最大的國家規(guī)則執(zhí)行機構是政府系統(tǒng)。因此，需從源頭上根治本位主義，才有釜底抽薪的效果。

一方面，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統(tǒng)一。在中國，國家規(guī)則就是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一旦法律體系不統(tǒng)一，依法治國、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容易演變?yōu)橐婪ù蚣?。最理想的狀態(tài)是徹底結束法律草案高度依賴部門起草的格局；比較現實的是將反對部門利益和反對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在已經加大地方立法權的新形勢下，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加強備案審查制度，維護國家法制統(tǒng)一、尊嚴和權威。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并承擔相應義務。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jiān)督，保證行政權、監(jiān)察權、審判權、檢察權得到依法行使，切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

另一方面，盡早化解行政碎片化困局。我們堅持和完善維護黨中央權威各項制度，已經實現政治領導集中統(tǒng)一，但行政碎片化的問題依然比較嚴重，著實令人費解。要“畢其功于一役”解決這個問題看來不容易，當前應著力關注和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僅僅健全部門間協(xié)調配合機制，很難防止政出多門、政策效應相互抵消；因此，筆者建議將政府辦公廳（辦公室）建設成為政府綜合協(xié)調中心，完善政府綜合協(xié)調機制。二是引入“云端制”，加快推進全國一體化政府服務平臺。將該平臺作為國務院各部門、各地方政府提供政務服務的唯一平臺，各部門、各地方政府只留終端接口，以協(xié)作為前提進行分工。三是按照整體政府和數字治理的理念加快推進數字政府建設，通過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倒逼各級政府確權確責、優(yōu)化流程、無縫協(xié)作、強化問責。

弱化本位主義，要理順中央和地方權責關系，核心是以中央與地方制度化權責關系代替當前的“條塊關系”

權責關系的客觀實在性使得國家政治權力持續(xù)、穩(wěn)定的運行；權責關系的主觀能動性，容易使國家政治權力運行不穩(wěn)定。“條塊關系”的實質是同一項事權由“條”與“塊”同時承擔，且權責邊界由雙方動態(tài)博弈確定，這個變動不居的權責過程很容易演變?yōu)榇_認、培養(yǎng)、強化本位主義的過程。“條”管的著“塊”，但看不見；“塊”看得見。“條”“塊”都認為自己代表“公共利益”，對方代表“共同利益”。“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條”一旦分割“塊”到達質變的狀態(tài)，“釘”一旦受不了亂錘狂敲，“塊”就要對“條”起反作用，容易誘發(fā)雙向“本位主義”。

實現中央與地方權責關系的制度化。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就尖銳指出：“現在幾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立了一個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員會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廳局聯成一線，天天給廳局下命令。這些命令雖然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但都說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壓力很大，表報之多，鬧得泛濫成災。這種情況，必須糾正。”毛澤東同志描述的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問題時至今日還或多或少的存在。今天怎么辦？繼續(xù)理順中央和地方權責關系，實現中央與地方權責關系的制度化。凡是宏觀事務，由中央機構承擔事權與支出責任，由中央公務員履行職責，減少并規(guī)范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為更好地支撐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適當加強中央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事權；為更好適應老齡化社會的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基本養(yǎng)老保險全國統(tǒng)籌制度，適當加強養(yǎng)老保險方面事權；為統(tǒng)籌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資源、增強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合力，適當加大跨區(qū)域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方面事權。在上述前提之下，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以結果為本，而不是以留痕為本，支持地方創(chuàng)造性開展工作。

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xié)調、區(qū)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2012年以來地方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維持在53%，地方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維持在85%，一些地方政府履行相應的支出責任還有困難。2012年，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37517億元，收入同比增速為-9.3%，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28517億元，占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的76%。到2018年，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高達75405億元，收入同比增速為22.6%，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65096億元，占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的86.33%。這些數據從一側面可以顯示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權責清晰，就是要合理劃分各領域中央和地方各級事權和支出責任，“誰家的孩子誰家抱”，事權歸誰，支出責任歸誰。財力協(xié)調，就是要形成與承擔責任相適應的財政體制，為各級政府履行事權和支出責任提供財力保障。區(qū)域均衡，就是由中央提供區(qū)域間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財力保障。

弱化本位主義，要理順公私關系，核心是推進問責制科學化，做到自律與他律的統(tǒng)一

他律對遏制本位主義必不可少，是當仁不讓的硬件。對由極端自私的個人利益膨脹導致的本位主義，我們黨歷來毫不客氣。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如何消除諸侯各自為政的問題時說，“對于不聽中央、國務院的話的，處理要堅決，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調人換頭頭”⑩。2020年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不力的，要敢于批評，責令其立即整改。對不服從統(tǒng)一指揮和調度、本位主義嚴重的，對不敢擔當、作風飄浮、推諉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情節(jié)嚴重的還要對黨政主要領導進行問責。”

自律對遏制本位主義同樣重要，是從本源上消除本位主義的“軟件”。從合法合理合情的個人利益與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極端自私的個人利益之間，是一個連續(xù)的譜系。這兩端之間有一種個人利益可稱之為不合法但有些許合理合情的個人利益。比如，在公平正義含金量不足的規(guī)則之下，人們會采取一些逃避規(guī)則、甚至是“本位主義”的行為。比如，不管是否為下級的法定職責，不管下級是否有履職能力，上級與下級之間層層簽訂“軍令狀”，一直簽到鄉(xiāng)鎮(zhèn)、街道，甚至是社區(qū)。美其名曰層層傳導壓力，層層壓實責任。在這種壓力型體制之下，一旦下級有逃避規(guī)則的行為，上級就會啟動問責制，越是啟動問責制，下級越是避責，越是避責，越是接近本位主義。簡而言之，有些本位主義是不合理的問責制逼出來的。問責制本來是讓大家干事創(chuàng)業(yè)、履職盡責，如果實施效果最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也大大損害了問責制的公信力。“要幫助別人，先把自己的氧氣罩戴好”。上級要問責別人，先把自己本份盡到。

自律的要義是實現個體利益、共同利益、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當年國民黨從來沒有實現過黨內統(tǒng)一和國家統(tǒng)一，本位主義比比皆是。根據鄧小平同志的回憶，1945年10月，打平漢戰(zhàn)役比打上黨戰(zhàn)役還困難，平漢戰(zhàn)役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了國民黨第一戰(zhàn)區(qū)副司令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率一萬余人起義。中國共產黨軍區(qū)參謀長李達一到高樹勛位于馬頭鎮(zhèn)的司令部，“看見所有的汽車、馬車都是頭向南，準備撤退的。”為什么這樣？“那時國民黨要吃掉西北軍，有這個矛盾。”國民黨要吃掉西北軍，是西北軍底色的高樹勛“本位主義”催化劑。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的淮海戰(zhàn)役，“每一次的具體作戰(zhàn)，指揮的都是各縱隊的頭頭，劉鄧沒有親自到戰(zhàn)場上指揮過一次戰(zhàn)斗行動。”“我們對指揮有意見，發(fā)現有不妥的地方，有電話可以聯絡。這種做法對增加上下級之間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隊的戰(zhàn)斗力，很有好處，還可以鍛煉指揮員的主動性，講句哲學語言叫發(fā)揮能動性。野戰(zhàn)軍的領導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領導，這種相互團結、相互信任的關系從作戰(zhàn)一開始就是這樣的。”是的，信任代替不了監(jiān)督，監(jiān)督也代替不了信任，而信任是建立在實現利益最大公約數之上，建立在激勵相容之上。

早在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指出：“大家都認為，一些干部‘為官不為’已成為一個突出問題”。若“為官不為”與本位主義惡性互動，不僅不利于眼下的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而且大不利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反對本位主義這個國家治理的重大議題不可不察！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重點課題“政府部門職能機制整合與穩(wěn)定實施大部門制研究”（項目編號：14AZZ009）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③⑦《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頁，第337頁，第267頁。

②[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王冠華、劉為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第23頁。

④[美]曼瑟爾·奧爾森著：《國家興衰探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79-80頁。

⑤黃葦町著：《蘇共亡黨十年祭》，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第67頁。

⑥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9頁，第338頁。

⑧《疫情讓本就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雪上加霜，怎么辦？》，《瞭望》，2020年第27期。

⑨《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頁。

責編/謝帥 美編/陳琳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chuàng)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