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G技術不僅僅推動著經濟產業(yè)結構的轉換，也促使新聞傳播業(yè)態(tài)和社會輿論生態(tài)發(fā)生深刻的變化。5G時代下，輿論主體更加多元復雜，輿論平臺分散化、“圈層化”，輿論表達方式更為碎片化、情緒化，輿論傳播的突發(fā)性、不確定性增加。對此，應堅持正面宣傳為主與依法管理相結合的輿論引導機制，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探索社區(qū)網格化輿情管理模式，增強受眾意識，講究輿論引導策略，創(chuàng)新輿論引導新“范式”。

【關鍵詞】輿論生態(tài) 輿論引導 5G 【中圖分類號】C912.63 【文獻標識碼】A

與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相比，5G 技術具備更快的傳輸速度、更大的信息容量以及低功耗、低延時、泛在、萬物互聯等優(yōu)勢，因而被許多學者稱之為互聯網的又一個“轉折點”或者又一次傳播“革命”，甚至正在引發(fā)所謂“傳播學學科范式革命”。對于當今紛繁復雜的輿論傳播而言，5G技術再次提出了新課題甚至是難題：5G時代社會輿論生態(tài)尤其是網絡輿論生態(tài)已經或者將要產生怎樣的變化？輿論引導面臨著怎樣的挑戰(zhàn)及機遇？如何有效地開展輿論引導工作？等等。這些正是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

5G時代輿論生態(tài)的變化

如同自然界或者社會一樣，社會輿論同樣可以視為一個相對自足的生態(tài)系統。網絡傳播的“去中心化”“互動性”“海量信息”等特性以及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打破了原先相對的封閉性、穩(wěn)定性，使得社會的輿論生態(tài)變得更為自由開放，同時也更復雜多變。早在2003年，新華通訊社原總編輯南振中提出了兩個社會輿論場的概念。他認為當下中國客觀上存在著兩個輿論場：一個是“主流媒體輿論場”；另一個是依托于口口相傳特別是互聯網的“民間輿論場”。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的更新迭代、媒介融合的大力推進以及社會的劇烈變革，當下的輿論場已變得更為多元錯雜。5G技術無疑會進一步助推社會輿論生態(tài)的這一變化。

輿論主體更加多元復雜、主體性增強。所謂輿論主體指的是輿論的發(fā)出者，除了政府和媒體，由于社會開放和技術賦能，社會各階層如今均可以通過各類媒體尤其是互聯網發(fā)布信息、表達意見。從某種意義上講，輿論主體就是廣大的社會公眾。社會公眾的構成極其復雜多樣，從形式上至少包括了個體、群體和組織三種存在方式。但作為輿論主體的社會公眾既同質又異質，而且是可變的。只要面對共同的問題或者公共事件發(fā)布言論就成了相關的輿論主體。由于所處地位、所持立場以及利益訴求的差異，不免“眾聲喧嘩”，構成了紛繁復雜的社會輿論。我們通常把政府、媒介和公眾視為當今社會三類主要的輿論主體，三者之間的互動構成了社會輿論生態(tài)的動態(tài)平衡。

與大眾傳播時代相比，社會公眾并非只是“數量龐大”“分布廣闊”的被動的受眾，而同樣是具有很強自主性和參與性的信息傳播者。他們不僅可以主動地獲取信息，也可以主動地發(fā)布信息，與人分享和交流。在5G智媒時代，作為輿論主體的社會公眾進一步被賦權，從技術上講完全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自主的公共表達。以往單向的宣傳灌輸方式越來越難以奏效，對話溝通必將成為達成社會共識相對一致的主要方式。

輿論平臺分散化、“圈層化”。5G技術強大的通信能力及其“萬物互聯、萬物皆媒”的特性，將會進一步推動全媒體移動傳播格局的形成，但這并不等于信息傳播平臺趨于統一整合，恰恰相反，信息與傳播新技術不斷強化各類傳播平臺的傳播能力，同時正在催生出各類新興平臺。簡言之，輿論傳播平臺已難以“統于一尊”，或者形成單一的主導平臺，而是日漸趨于分散化（盡管互相之間的互通關聯性會增強），輿情發(fā)酵的通道不斷增多。從發(fā)展趨勢來看，網絡平臺媒體會獲得更為強大的輿論話語權，從而深刻地改變乃至重構當下的輿論生態(tài)系統。

一般而言，輿論主體在傳統意義上具有非實體性特征。由于互聯網提供了各類傳播平臺和社區(qū)（如百度貼吧、天涯論壇、豆瓣、知乎等），以及5G技術不斷強化移動短視頻、直播、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多維應用，從而形成了不同的虛擬“實體”。社會公眾和網絡用戶因相同的興趣愛好或是相近的立場觀點而自動地聚合在一起，利用不同的傳播平臺，形成了多種多樣的信息和社交圈子或者“族群”，隨時隨地可以進行多人參與、多人互動的傳播與交流。一個網民可以固守在某一平臺或者某一社區(qū)，也可以橫跨多個平臺或社區(qū)，甚至扮演多個不同的角色。數量龐大的網絡傳播平臺和虛擬社區(qū)是當今社會輿論生成孕育的重要場所，是各種思想觀點交流、交融乃至交鋒的主要媒介與載體，對社會輿論的表達和傳播產生極大影響。

輿論表達方式更為碎片化、情緒化。數字媒體固有的技術特征決定了信息和言論表達的碎片化呈現，微博（上限為140個字）文本、微信對話或者不計其數的網絡短視頻無不如此。網絡傳播速度和容量的提升，網絡輿論平臺的多元化和分散化，將導致輿論表達更為碎片化，輿情變得更為復雜。如果基于不同立場和觀點的意見即時、海量地無序呈現，而且支離破碎，幾乎必然是真假混雜、是非莫辨，極易造成嚴重的信息紊亂。不同于深思熟慮的理性表達，碎片化表達通常更感性隨意。加之其他因素，如網絡個體受到分散化、圈層化傳播和信息獲取偏狹的限制，或者受到網絡視頻、社交媒體、全息媒體和在線直播等新興媒體多感知性、交互性體驗的影響，或者僅僅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場態(tài)度，均可能強化輿論表達的情緒性。社會輿論的情緒化表達一旦獲得社會公眾尤其是年輕網民的“共鳴”“呼應”，極易點燃潛在的累積性的社會情緒，引發(fā)更為激烈的輿論風潮。

輿論傳播的突發(fā)性、不確定性增加。相比4G技術，5G網絡提供的移動寬帶服務速率更快、延遲更低，傳輸的數據容量更大，而且穩(wěn)定性更好、安全性更高。譬如4G網絡從終端到基站的時延一般為5毫秒，而5G網絡從終端到基站的時延可降低到1毫秒，終端到服務器的時延從50至100毫秒降至10毫秒。總之，網絡能效提升百倍以上，加之網絡傳播廣泛的參與性、互動性以及極強的疊加、分化效應，如果發(fā)生突發(fā)性公共事件，或者觸及社會熱點、敏感點，網絡輿情可能在瞬間爆發(fā)，并迅速發(fā)酵、擴散與傳播。由于傳播主體、傳播渠道復雜多元，輿論表達方式更為碎片化、情緒化，在大多數情況下輿情的發(fā)展演變難以預估把控，不確定性增加。

5G時代輿論引導面臨的挑戰(zhàn)

5G技術和全媒體移動傳播平臺強大的傳播效能可以不斷強化互聯網作為社會輿論“直通車”和“集散地”的功能。5G 技術不僅壓縮了時空距離，使得新聞信息和網絡輿情的傳播更加及時順暢，而且參與性更廣泛、互動性更強、體驗性更好（尤其是AR、VR技術的普及），為廣大民眾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jiān)督權提供了更加便捷有利的條件。

由于以往的網絡社區(qū)和輿論場之間缺乏有效溝通，影響網民的信息認知和判斷力，從而阻礙了“共識”的形成和輿論生態(tài)的整體發(fā)展。5G技術形成了整個社會的全移動全連接（甚至萬物互聯與萬物在線化），新聞信息、網絡輿論的多場域共振頻率將會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信息孤島”，更廣泛地反映社意民情，加強社會個體、群體之間的溝通聯系，有助于輿論引導的開展和實施。然而，5G技術不僅為輿論傳播提供了機遇，也為輿論引導帶來了更大的挑戰(zhàn)。

傳播環(huán)境復雜化，社會共識的形成難度增加。在大眾傳播條件下以及互聯網早期階段，傳播形式相對比較單一，受眾處于被動狀態(tài)，而在當下的傳播環(huán)境下尤其在5G環(huán)境下，每個人均是活躍的信息傳播者和生產者，而且主動性越來越強。大眾傳播由單向傳播向多向傳播發(fā)展，作為網絡移動端的智能手機能夠隨意地進行信息的接收與傳遞，或者意見的表達和交流。政府、媒體、受眾各方等作為不同的主體可以進行平等互動，平臺和渠道極其豐富，議題設置多種多樣，從而造就了一個極為復雜多變的信息輿論環(huán)境。

一般而言，傳統媒體的單向性傳播有利于宣傳，卻不利于討論交流；網絡媒體的多向性傳播以及開放扁平化特性，為交流討論甚至觀點交鋒提供了便捷的途徑。然而，過度的“眾聲喧嘩”恰恰難以有效地達成意見和觀點的相對一致以及整個社會共識的凝聚。無數的、對立的意見不能達成相對一致，就無法凝聚人心，不利于社會發(fā)展，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穩(wěn)定構成威脅。

突發(fā)性、情緒化的輿論風險。正是由于5G信息傳播的便捷、高速、無所不在，民眾的參與度高，網絡輿情的風險性隨之增加。可以說，輿論風險是當今時代最主要的社會風險之一。目前，我國正處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革轉型的歷史時期，社會矛盾突出，公共突發(fā)性事件頻發(fā)，社會不確定性因素明顯增加。在急劇變革的歷史階段和“風險社會”中，任何一個事件，如果涉及某些社會敏感點或者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領域，由于不同力量因素的相互博弈，或者由于信息失真畸變、網絡謠言的流布而引發(fā)的衍生效應，或者由于國際、地區(qū)性傳播而產生的蝴蝶效應，網絡輿情在傳播過程中極易發(fā)生轉向、升級或者裂變，并借助互聯網尤其是5G技術在極短的時間內演變成為輿論熱點、焦點、沸點，甚至引發(fā)嚴重的社會危機。

如前所述，5G技術時代的輿論表達方式將更為碎片化、情緒化，而情緒化表達和言論正是輿情發(fā)酵和裂變式擴散的催化劑。網絡用戶的職業(yè)、社會地位和受教育水平參差不一，立場和價值觀各異。一般而言，大眾對信息的真?zhèn)伪鎰e力有限，容易產生媒介依賴癥，對失實言論或者夸張偏激的觀點產生盲從。由于5G多傳播形態(tài)聯動格局的出現，不同聲音可以迅速地找到產生“共振”的輿論場，形成輿論的“回音室”效應；或者針對一件公共突發(fā)事件，就一個輿論熱點，大面積的網絡圍觀或參與，或者爭論不休，相互言語攻訐和謾罵，或者一哄而起，群情沸騰，形成集體無意識、非理性的“廣場效應”。由于受到無意識極端情緒的支配，人們失去了客觀分析、理性判斷的能力，導致了“群體極化”，本應是正常的觀點碰撞或者討論交流演變成了“網絡群體性事件”或者“網絡暴力”。于是，真實的信息或者正確的意見有可能被掩蓋或者淹沒，原本合理的利益訴求也可能發(fā)生扭曲和變質，從而損害網絡輿論場的和諧和健康的民主政治生態(tài)。突發(fā)性、情緒化的網絡輿論傳播增加了輿論引導的難度，隱藏著很大的社會風險，甚至可能引發(fā)民眾恐慌、社會失序，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虛假民意”的干擾?；ヂ摼W給每個社會成員提供了發(fā)表言論、表達意見的機會，網絡輿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迅捷地反映社情民意，是黨和政府了解民情、匯聚民智重要而便捷的途徑。然而，所謂網絡民意其實極為復雜，其與真實民意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換句話說，網絡民意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實民意，至少代表性并不全面。根據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fā)展狀況統計報告》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guī)模達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高達64.5%，但網民群體在年齡、職業(yè)、地域等方面依然有分布不均的情況。況且5G技術的發(fā)展并不平衡，很多地區(qū)或者社會階層的民眾無法接觸到5G，或者缺少相關的互聯網知識，“數字鴻溝”并未完全消失。因此，雖然網絡輿論看上去“眾聲喧嘩”，但實際上真正主動表達言論的仍只是部分人。由于“沉默的螺旋”機制的作用和從眾效應，有相當部分網民只是附和性、跟風式的發(fā)言。網絡輿論通常只能反映部分群體的意見，難以全面、廣泛地呈現真實的民意。此外，技術或資本力量的操控、公眾媒介素養(yǎng)偏低、非理性的言論表達、虛假信息泛濫以及標題黨、“后真相”、網絡謠言等現象都可能導致網絡民意失真或者輿情失控。

資本的逐利性導致網絡輿論亂象。資本介入對傳媒發(fā)展和對輿論工作有積極的影響和正面的價值，如變革了輿論傳播格局，豐富了輿論信息資源，拓展了輿論工作手段等。然而，資本的逐利性也是導致網絡輿論亂象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對媒體尤其是互聯網產業(yè)的直接介入，或者通過投資和商業(yè)合作等對媒介進行滲透，商業(yè)資本還可以通過議題的選擇性設置，或者借助技術手段和營銷工具等方式實施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和操控。譬如運用標題效應、名人效應、視覺沖擊、過度解讀以及音頻、視頻、動漫、圖片等多元媒介元素制造話題、擴散輿論；或者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和微博、微信、論壇、輿論領袖、網絡“推手”、“網紅”甚至網絡謠言等各種手段引發(fā)社會關注，左右輿論走向，實現資本價值的目標追求。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必須客觀理性地認知資本影響與媒體輿論之間的博弈。

5G技術對輿論引導的挑戰(zhàn)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幾點，其他諸如：一些地方政府輿情應對能力不足；媒體傳播責任擔當意識弱化、把關人缺位；社會公眾媒介素養(yǎng)偏低、法治觀念不強和社會責任意識缺失等，這些“老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出現加劇的趨勢。

5G時代輿論引導新“范式”

大數據、人工智能、區(qū)塊鏈、5G、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正在構建新聞傳播新業(yè)態(tài)，也為輿論表達和輿論引導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路徑，但輿論引導的難度也在同步增加。輿論多元化，不同訴求的“雜音”甚至對立沖突意見將成為常態(tài)。當輿情發(fā)生后，一味采取“封殺”“屏蔽”等強制性措施既不現實也不一定有效，甚至可能衍生出新的更大的輿論危機。因而，我們的輿論引導工作，應在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正面宣傳為主方針的前提下，提高政府網站傳播和引導能力，強化主流媒體的使命與擔當，把握輿論引導基本規(guī)律，掌握輿情引導主動權；同時應開拓進取，堅持變革、融合理念，改進引導策略方法，創(chuàng)新輿論引導新“范式”。

一是堅持正面宣傳為主與依法管理相結合的輿論引導機制。“堅持黨管媒體原則，堅持團結穩(wěn)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唱響主旋律、弘揚正能量。”這是黨中央確立的新聞輿論工作應遵循的基本方針。2014年起，國家網信辦開展“凈網行動”，頒布《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fā)展管理暫行規(guī)定》（即“微信十條”）、《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信息服務管理規(guī)定》《互聯網用戶賬號名稱管理規(guī)定》等，為新媒體和網絡傳播管理提供了法治基礎。因此，對新聞輿論傳播的管理既要擺脫單一行政監(jiān)管模式，也要杜絕放任自流的自治模式，應堅持黨的領導和法治管理模式，積極營造正面輿論，正確引導社會公眾理性表達意見，發(fā)揮情緒解壓閥的作用，依法限制、懲處錯誤輿論的公開傳播。

二是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5G技術的應用可以加快跨部門、跨層級、多主體的輿情和數據共享系統的開發(fā)，政府、媒體、專家、公眾等多元主體協同治理輿情，實現全國、全省等區(qū)域的互聯網輿情和網絡安全態(tài)勢的全天候全方位感知和一體化指揮協調。各部門之間應建立快速反應和協調聯動機制，在網絡輿情發(fā)生時發(fā)揮“主心骨”的作用應對輿情，并對輿情走向予以引導。應明確政務新媒體的輿論引導主體責任，適當放權，切實發(fā)揮其作用。大力推動媒體融合，強化主流媒體的責任與擔當，利用全媒體矩陣合力引導輿論。行業(yè)組織是我國新聞管理與輿論引導中的重要主體之一，應明確自身定位，提升服務協調和社會運作能力。學者型網紅專家也是輿論治理中的中堅力量。隨著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進駐新媒體平臺，憑借專業(yè)知識成為網絡輿論場的意見領袖，在正確引導輿論中的作用不容小覷。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鐘南山、張文宏等醫(yī)學專家通過各種渠道進行科學普及，傳播實時信息，在引導公眾輿論和穩(wěn)定社會情緒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此外，社會公眾尤其網民之間的理性溝通和自我引導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應予以重視。要充分利用5G、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建立常態(tài)化監(jiān)測機制和輿情預警機制。利用智能技術提升輿情預警能力，重視輿情前置工作，對于及時疏導輿情意義重大。

三是探索社區(qū)網格化輿情管理模式。社區(qū)網格化管理是近年來城市管理的革命和創(chuàng)新，它依托統一的數字化平臺，將管理轄區(qū)劃分成為單元網格，既保證管理的精確和高效，也將被動應對問題轉變?yōu)橹鲃影l(fā)現和解決問題，成效顯著。未來的輿情管理也可借鑒網格化管理模式，在物聯網全場景智慧社區(qū)中實現分眾化、精細化的輿情管理。具體而言，在硬件上要將輿情采集和分發(fā)融入到智能家居等智能化設備的設計理念中，精準采集和歸類用戶需求，根據用戶偏好提供相關信息，如時事政策、突發(fā)事件、官方辟謠、本地輿情事件等等，通過網格化的信息服務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在軟件上，在社區(qū)基礎數據平臺上建立輿情信息動態(tài)數據庫，有效整合社區(qū)輿情信息、當地政府和媒體資源，利用5G等技術加快輿情信息的采集、傳送和閉環(huán)處置，實現對社區(qū)輿情信息的全面感知、快速反應和協同處理。

四是增強受眾意識，講究輿論引導策略。輿論引導是對社會輿論的評價和引導，或者設置話題制造輿論，其目標是引導人們的意向，影響人們的行為。因此，輿論引導終究是對人的引導。應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把握“時、度、效”原則，講究輿論引導策略。除了極端言論和違法行為，要盡量避免強制的輿情管控和封鎖。應當允許不同聲音的存在，不能強求一下子達到思想觀點的一致，而是要通過平等的交流、溝通或者理性的爭辯，激活線上線下互動機制，逐步推動輿論共識的形成。要努力克服“假大空”說教和刻板的官話套話，既保持權威性又增強輿論引導的吸引力、感染力。要善于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把握公眾情緒，講求輿論引導的節(jié)奏和方法，消解社會疑慮和不滿情緒。在輿論引導過程中，應增強服務意識，貼近受眾實際生活，了解受眾實際需要，化解矛盾，保障權益，提高政府公信力，增進官民互信、民眾互信，促進社會健康運行和良性發(fā)展。

（作者為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

【參考文獻】

①柳斌杰、鄭雷：《新媒體環(huán)境下中國新聞管理與輿論引導問題、趨勢分析》，《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2期。

②喻國明：《5G：一項引發(fā)傳播學學科范式革命的技術——兼論建立電信傳播學的必要性》，《新聞與寫作》，2019 年第7期。

責編/李一丹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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